何启治:《白鹿原》最大魅力是扑面而来的真实感

转自中国经济网2017年04月17日 13:30 来源: 辽沈晚报 李爽

原标题:最大魅力是其扑面而来的真实感

 

  作为《白鹿原》的责编及终审人,何启治是如何看待这本书的?它的魅力究竟何在?

  “我这么看重《白鹿原》,关键在于它惊人的真实感、厚重的历史感、典型的人物塑造和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白鹿原》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最好的长篇小说。”

  81岁的何启治笃定地说:“它是一部描写陕西渭河平原上白鹿原村镇里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在作者精心构建的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人生话剧。在今天看来,这个小村落里展开的乡绅角力,仍可以视为中国农村伦理道德变化的窗口。”

  艺术性与可读性高度统一

  何启治说,《白鹿原》的最大魅力,在于它那扑面而来的真实感。作者运用实事求是的革命观和历史观,对小说所要反映的时代生活作出深刻的反思。

  从整体上说,《白鹿原》是一部成熟的现实主义巨著,它恢弘的规模,严谨的结构,深邃的思想,真实的力量和精细的人物刻画,使它在当代文学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白鹿原》既有历史深度和新鲜感,又有对突破旧观念的认识,艺术性和可读性在这部作品中达到了高度统一。当然,《白鹿原》并非白璧无瑕,它也有弱笔,却没有明显的败笔。世人可以非议它局部的失误,却无法抹煞它整体的辉煌。

  何启治说:“《白鹿原》整个的艺术基调是凝重、悲壮的,读来让人深深感叹人生的变幻莫测和历史的沧桑无情。因此,读者看这样的小说时,无疑是又感动又沉重。但作为一个编辑,我读《白鹿原》时却有一种兴奋感和自豪感。兴奋感来源于当时对这本书的专业评价和职业感觉,是一种发自心底的赞赏;而自豪感则是因为我有幸成为这本书的责编和终审人。作为编辑,我只对《白鹿原》删改了两千多个文字符号(文字加标点),绝没有伤筋动骨,我希望把作者最真实的想法和初衷呈现在读者面前。”

  何启治透露,陈忠实决心在50岁之前创作出一本“关于这个民族生存、历史和人类生命体验”的作品,用以作为自己百年之后“垫棺作枕”的书。

  “陈忠实没有任何遗憾了,《白鹿原》做他的‘垫棺之作’当之无愧!”何启治说。

  性描因情节需要而保留

  在被问及对《白鹿原》的争议和热点话题有何看法时,何启治表示,一直以来,围绕《白鹿原》的争议话题,不外乎以下两点:一是男女主人公之间较为直露的性描写;二是地主白嘉轩与长工鹿三之间似亲人般的关系的描写。

  何启治认为,小说中的性描写是对传统文化所压抑的生命力的张扬和展示,是人物性格刻画和命运描写所需要的。当然,考虑到我们的国情和读者层面的复杂性,掌握一定的分寸也是必须的。

  性描写既是情节发展的需要,又是人物塑造的需要。例如,田小娥被郭举人强迫“泡枣”那一段,既揭示了传统性文化的一角,又表现了田小娥的反抗性格,不但是被允许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就像《子夜》和《静静的顿河》,如果没有适当的性描写,这两部名作又会变成什么?

  何启治说:“作为编辑,我在征得作者同意的前提下,将书中的性描写进行了适当的删节和淡化、虚写处理,虽然不敢说绝无偏颇,但大体上是符合作者所定的准则和艺术创作规律的。”

  何启治也注意到小说中关于白嘉轩与鹿三这种地主与长工的和谐、甚至亲如家人的描写。

  他说:“我对这样的描写也曾质疑过,还就此咨询了几位陕西籍的作家和学者,据说关中传统文化中,确实有倡导鼓励这种和谐关系的情况存在,从而打消了我的顾虑。既然白嘉轩是关中文化身体力行的‘半自觉’的代表(自觉的代表是朱先生),是作者某种道德理想的化身,那么这样来描绘他和鹿三的关系也就不足为奇了。”

  “白嘉轩对长工和乡人讲仁义,也和他的个人品质有关,是个性使然。我想,成熟的读者,当不致于把白嘉轩与鹿三的和谐关系理解成为地主与农民普遍的阶级关系,何况‘一个阶级一种典型’的主张早已被证明是违背科学理论的了。”

  何启治认为,《白鹿原》在当代文学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陈忠实的“垫棺之作”也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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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集各种错误思潮之大成”?还是“真实感扑面而来”?

近日,原《甘肃日报》文化教育部主任,高级编辑、记者梁胜明在红色文化网  发出《白鹿原》是各种错误思潮的集大成者(乌有之乡网刊2017-06-13 · 来源:红色文化网)一文为乌有之乡等自称左派或左翼的网站转发。

文章将《白鹿原》的错误表现归纳为:

一是严重歪曲中国近现代社会性质和历史面貌,把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描写成看不到剥削和压迫,地富与长工的和谐家园,从而告诉人们:革命没有任何阶级基础和社会根源。共产党发动的农民运动,“连一根鸡毛子也扇不起来”。是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破坏了桃花源、伊甸园一样的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境界,这就从根本上丧失了作为文学艺术生命的真实性。

二是极力赞颂封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和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把封建家族族长白嘉轩和封建文化腐儒朱先生美化为圣贤和救世主,企图以儒家学说抵制和取代马克思主义。

三是宣扬“告别革命”的错误思潮,把革命写成不断的“作孽”和“折腾”,只能起到破坏性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造成了人为的灾难和无谓的牺牲。

四是肆意丑化和歪曲共产党的历史,把它写成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发动毫无成功把握的渭北暴动,导致共产党领导的唯一一支武装力量损失殆尽;冒险进攻西安,导致新组建的36军全军覆没。从书中根本看不到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任何胜利和成功,也看不到共产党给人民带来的什么实际利益。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结果,是让投机革命的地富反坏分子白孝文篡夺了政权。凡是全心全意跟共产党干革命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满腔热忱、英勇无畏的女共产党员百灵在南梁根据地清查中被活埋;真正改恶从善,对策动县保安团起义起了决定性作用的鹿兆谦,却因遭到白孝文暗算而在解放后的镇反运动中被枪毙;大半生出生入死,几乎策划与参与了陕西历次重大革命活动的省军级领导干部鹿兆鹏,却在全国解放后不明不白地从人间蒸发,落了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下场。

五是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名,不分封建性糟粕和民主性精华,振振有词、津津有味地描写封建家族的陈规酷刑和农村的迷信陋俗,如打刺刷、喂大粪,祈雨、求子,装神弄鬼等等,弘扬腐朽丑恶,展览愚昧落后。

六是借口刻画人物性格需要,不加节制地描写动物般的性心理和性活动,迎合低级趣味,追求感官刺激,制造商业卖点,毒害人民和青年。这些下流的东西,书中俯拾皆是。


*梁胜明,陕西洋县人。中共党员。1961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历任兰州第七中学教师,兰州师专教师,《甘肃日报》文化教育部主任,高级编辑、记者。甘肃省作家协会第三届常务理事,中国社会主义文艺会学会理事。1961年开始发表作品。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五柳村言】《白鹿原》小说还没看,只看了正在播出的电视剧,怎么也得不到作者有将古老的白鹿原描写为“桃花源、伊甸园一样的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境界”的感觉;也看不出就是在美化儒家的“仁义”,倒是会产生相反的感受。

对一部文学作品有不同的看法毫不稀奇,可以有多种,而最重要的是看他是否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梁先生的主要意见也在认为《白鹿原》“肆意丑化和歪曲共产党的历史”,不过另外不少人则认为“《白鹿原》最大魅力是扑面而来的真实感”。有争论很好,历史就是需要从多角度去观察方能得到全面和接近正确的认识。那就让大家讨论下去吧,不要删帖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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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仲兵:邵燕祥印象

——在黄花城为邵燕祥创作70周年而召开的研讨会上的发言(2016年9月13日下午)

由李宇锋、傅可心、窦海军几位年轻朋友组织的这次邵燕祥文学硏讨会,真是可喜可贺。对我辈来说,它的意义远超于最近在杭州举行的G20峰会。

虽然我的“关系”在中国作家协会,但我对文学仍是门外汉。有鉴于燕祥先生的著作已超出文学的范畴,我就从历史和社会思想角度,谈点印象式的管见。

我与燕祥先生相识于文革之后,特别是1987年我调到《新观察》杂志任戈扬副手以后,其间又共同经历了1989年的疾风暴雨和腥风血雨,之后又有二十六、七年的过从相知。我有幸和他近距离接触,有机会较多地读到他的作品。

我的印象是:

一、他出道极早,十三、四岁开始发表文章,70年笔耕不辍,正式出版著作70多种,110多部,字数超千万字。除诗歌,杂文蜚声文坛外,其散文、政论、文学评论、报告文学、传记等,均有相当造诣,是一个多产又多面的作家,是一个靠实力站住脚的文坛宿将。

二、他学养丰厚,视野开阔,极具洞察力,且思想深邃,又文笔极佳。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于光远老人在“反自由化”中两次遭整肃后,他的理论行当难以为继,90年代初,曾不只一次对我说:他喜欢邵燕祥的文章,写出来的东西,既有文采又有思想,说他要向燕祥学习,“争当21世纪的文学新秀”。未到21世纪,于老便辑了一本散文集《窗外的石榴花》,燕祥欣然为他作序,序曰:“我感到于光远真是一位‘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当代知识分子”,打趣道,“于光远同志也在‘普及于光远’了”。我想,光远老人之所以喜欢燕祥先生,是因他既是杰出的诗人、作家,又是难得的学者和思想者。

三、我在作协机关30年,无论上下左右,也无论持什么意识形态,却未见说邵燕祥不是的。章诒和笔下,邵燕祥是个人见人爱的人。她说,这是“由于他的才识、性情、气质总能触动你的心”,“他对人,无论亲疏远近,他对事,无论大小轻重,都有着良好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加之个人的天赋和修养,他的情感、思想、意志之表达,决非人们所惯用的思路与方式”。这是很有道理的。

在我眼中,他是这个年月中罕见的超凡脱俗,具有见素抱朴特质的真人,特别是他的独立精神——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独立的处世哲学和行为方式,加上他别具一格充满睿智的幽黙感,使他更具人格魅力。1996年,我曾主持一个文化讨论会,许多与会者都在谈如何发挥文化的社会协调和社会发展功能来加速我国的社会进步。只有燕祥先生唱了反调,他认为在当今的体制下,这是个伪命题,是不可能办到的。十几年后,翻阅当年讨论会的记录稿,我不能不欽佩他独具清醒的精神。

四、与燕祥先生相识,知道他是曾经的“右派”,我即对他刮目相看。因为自文革醒悟后,我就把“右派分子”看作先知先觉者。但让我对燕祥先生特别敬佩并引为知己的,还是文革结束后,在几度关键时刻他的表现。

一是在80年代初,燕祥先生创作了大量杂文、随笔,对框囿我们的制度和观念,对文革、对中共治下30多年的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成为思想解放运动中文学界的标志性人物。他的杂文跟余心言(徐惟诚)、刘甲等人所鼓吹的“告别鲁迅”、为“圣”者“歌德”的庸俗说教的“新基调杂文”,形成鲜明对垒。大家知道,是他和严秀(曾彦修)、牧惠(林文山)、蓝翎、舒展,还有吴有恒、冯英子等杂文家,开拓了改革开放中的杂文,继30年代前后的鲁迅,让杂文在新时期再次崛起。1988年,中国作协在广东举办首届新时期优秀散文、杂文评奖时,我作为一名终审评委,这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一是在80年代后期,主张全面改革的胡耀邦总书记已被邓小平、陈云等专制派用阴谋手段拱下台。为适应邓小平以专制主义政治来支撑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一帮天真的自以为是的年轻人公然否定宪政民主道路,起劲地鼓吹起“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无非是中国传统的根深蒂固的皇权专制主义在新时期的发酵。早在1980年燕祥先生就提醒国人:《切不可巴望好皇帝》,《土皇帝也不能要》。这时,面对“新权威主义”甚嚣尘上,燕祥先生又一次表现出他思想理论的敏锐与深沉,写了《中国还需要皇帝吗?》等文,与当时思想理论界最前沿的人物,如于光远、黎澍、王若水、李洪林、阮铭、王元化、李慎之、于浩成等人,起而批评“新权威主义”,揭露它的专制主义本质。当时由王元化出面组织的“新启蒙笔会”和編辑的《新启蒙论丛》,成为倡导全面改革、高扬科学与民主和人类普适价值的启蒙阵地。燕祥先生不仅是该笔会的参与者,也是《论丛》的重要作者。他在《新启蒙》中倡言:“思想文化的启蒙,意味着对原有结论的审视扬弃,过时的传统观念更新,旧的思维模式的超越;重新认识历史和观念,中国和世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这是我所见对新时期思想启蒙最到位的提法。

一是,1989·6/4枪响之前,燕祥先生正在美国访问。他一直关注国内形势,警觉到手无寸铁的学生面临暴力镇压的危机,就警告如一旦发生流血事件,当局则将在政治上破产。此语不幸而言中。邵返国后,要求他承认错误,“与中央保持一致”,但他仍坚持保留自己的意见,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反对以武力解决天安门事态,反对向学生们开枪。他的正直而无畏的气概,令我辈肃然起敬。

总之,以我30年的观察感受,无论就文品还是人品而言,邵燕祥都是我心中的今日文坛第一人。

今天这个会,是专门为燕祥先生文学生涯70年而开的。积70年历史的考量,品评他的文才、文识、文德、文胆,称之为当代中国文学界的良心,我想应是我们大家的共识。

说起我们时代的良心,我们自然会想起张思之——法律界的良心;戴煌、刘宾雁——新闻界的良心;王若水、李洪林——思想理论界的良心;朱厚泽——中共政坛的良心。他们和燕祥都有着共同的历史命运,他们又都是近三十年来和燕祥过从甚密的挚友。当然,在燕祥的周围,包括在座的朋友——还有一大批我们民族富有智慧和良知的仁人。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

文革结束后,自由主义兴。于是重新评议鲁迅和胡适的功过是非和历史地位,成为热点。仍肯定鲁迅而否定胡适的有之,肯定胡适而否定鲁迅的也有之。比较二人,本人浅见:鲁迅之长在于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批判认识之深刻;胡适之长在于对中国未来和前途认知的前瞻性。他们都是中国新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中国需要的恰是二者的互补。我曾收集材料,想把现代思想史上的鲁迅和胡适做一比较硏究。我请教了燕祥先生,他非常支持我的动议。燕祥先生从少年时代就深受鲁迅的影响,这从他的著作中可以得到明证。但在文革以后他的著作中,对于胡适的历史贡献和人品修养,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给我以许多启示。

余读邵氏书,给我更突出的启示是:燕祥先生兼而有鲁迅的深刻性和胡适的前瞻性。也正因如此,他也像鲁迅和胡适一样,事实上已冲破了做为一个文学家的樊篱,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学者和哲人。这是一般诗人、作家难以步入的境界。

我个人认为,燕祥先生70年来著作的分量,其艺术和学术的社会价值,著作的文化社会内涵,艺术造诣,语言技巧,思想境界……绝不在周扬曾经推崇的当代几位语言大师之下。可惜,由于体制的禁锢、压制、贬损、摧残,当然也由于他个人的低调,他在文学史、思想史上应有的地位,他著作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远远没得到应有的彰显。所以,我更觉得我们这次会开得是非常有必要,非常有意义!这是一场民间自发的会,这么多学者、专家因对燕祥先生70年创作生涯的感佩,对燕祥先生在文学史、思想史的地位的共识,走到一起来了。

最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邵燕祥自传体新作《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读之令我惊心动魄。

我看到,作者继他的人生记实文学《沉船》﹙1996﹚、《人生败笔》﹙1997﹚、《邵燕祥自述》﹙2003﹚、《找灵魂》﹙2004﹚等之后,以实践的标准,亦即通过常识,通过自在的人性、人道和人类的普适价值,对自己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认识及社会活动做了近乎残酷的解剖和批判,同时,也果敢地解剖和批判了当时的社会历史。正所谓:“我是临近暮年,才来重数走过的脚印,分辨走过的道路,在反思历史的同时重新审视自己,或说在解剖自己的同时,也重新审视历史。”﹙《作者的话》﹚

我还看到,作者竟能保存如此完整的个人从少小到老大的这么多资料(包括手稿和出版物),并疏理出如此详尽的个人历史记忆;竟能搜集和考据了如此大量文献和民间记录,并结合亲身经历、透过自己头脑过滤,捋出如此清晰的历史背景;特别是对1945年以来,中共夺取政权前前后后十余年的历史做出如此深入独到的解析。其信息量之大,掌故之多,包含社会历史内容之丰富,读之令人惊叹不已。

通览全书,我看到作者从观点、思想方法、语境已然砸碎“党文化”及其哲学基础的桎梏,这是何其勇毅的“与传统的决裂”。

我读过不少人的自述,但难窥到燕祥先生的境界。如我曾读到另一位著名作家的自述,他虽和燕祥先生有共同的“五七”命运,也有后毛时代的创作辉煌,甚至更有一度政治上的发迹,其自述中的汪洋恣肆,嬉笑怒骂,皆可见其心力、笔力的“游刃有余”。然而,所不同的是,他不仅沒有邵氏对过往的自我解剖、自我批判、自我谴责的态度,而是沾沾自喜地标榜自己:“浑身带电,到处放着火花”,“开阔大度、高尚超拔、无咎无恙、永远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风格、性格、品格……”,他的自述总是抑制不住起劲地卖弄自己的小聪明,模糊社会罪恶的本质和根源,糟践曾经的同道者,甚至向权势者挤眉弄眼……。比较他和邵氏自述的品味,真不能同日而语!

我以为,不能把燕祥的《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看作一本普通的文学或历史著作,它是一部兼具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的大作。

是的,燕祥先生死过,但知何以而死,却获凤凰涅槃的永生。

2008年,我初读这部书稿后,写下几句印象:

这是一部史诗,用诗的情感和语言写的历史。

这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演进史,非常真实、生动、深刻的心路历程的记录和阐述。

这是一部自述的传记,又是通过自己眼睛浓缩的二战以后的中国史(断代史、编年史),是一部邵氏体例的中国史。

这是用生命的笔,蘸着天地良心的墨写下的真实历史。

一部集大成的著作,一部将传世的著作。

﹙2006年10月6日修改﹚

五柳村2017年6月2日(星期五) 下午4:34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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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到底隐喻了什么?

2017-06-10 昨夜东坡 必记本

作为小说,“白鹿原”很神奇,包含有许多隐喻,而只有读懂这些隐喻,才算真正读懂这本书。

小说“白鹿原”是一部农耕文明的挽歌。在书中,作者从来都不吝惜笔墨描写各种农田劳作,如何耕田、如何收割,描写妇女们如何织布、如何烧火做饭——而这一切作者都以一种近乎是赞美诗的文笔在书写,细腻、恬淡而又深沉。就连写求雨的那一段,也是满含虔诚。

或许,作者陈忠实认为,农耕时代是人类最美好的时代,而这本书所写的正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之下,古老的农耕文明退出历史舞台的一段痛苦的经历。满清的灭亡、辛亥革命的爆发、共产党的兴起,无一不是西方工业文明冲击的结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们会经历怎样的悲欢离合呢?
先看白嘉轩和朱先生。

白嘉轩既是一个地主,又是一个农民。按照阶级划分,很难说他是剥削阶级或是被剥削阶级,他是从农业文明中提炼出来的一个人物,是一个传统的卫道者。白嘉轩恪守着“耕读传家”的信条,勤劳、正直。作为族长,他以身作则,以乡约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规范族人的行为;作为父亲,他严格教育自己的子女,让他们和自己一样,精心守护祖先留下的土地和规矩。他的宽厚和他的严苛使他几乎不可侵犯。他的这种卫道者的形象在黑娃看来,就是“腰挺得太硬太直”。而朱先生恰恰代表了白嘉轩苦苦守卫着的道。白嘉轩代表了农耕时代的经济基础,朱先生代表了农耕时代的上层建筑,一个是经济的浓缩,一个是文化的浓缩。作者在书中一再提到白鹿精魂,这两个人可以称得上白鹿精魂。

白嘉轩的腰为什么会被打断?书中交代是黑娃的土匪打断的。其实白嘉轩的腰迟早要断,新时代的来临不允许有这样太直太硬的腰存在,因而他只能弯着腰,抬起倔强的头颅守卫着属于那个时代的道。 朱先生在书中是作为一个完美的圣人形象出现,却是带着遗憾离开。属于他的物质基础没有了,他自然也无法存在。朱先生去世后,白嘉轩感慨:“世上再不会有这样的先生了!”这句话是真话。现代人常常在吹捧某某人是国学大师,大学里都在开国学课,政府也在国外成了孔子学院用以鼓吹传统文化,这些做法都很可笑。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的,一旦工业文明取代了农耕文明,传统文化就只能成为戏台上的道具,不但似是而非,而且没有实际的用处。

书中的几个年轻人都是朱先生的学生。鹿兆鹏、鹿兆海兄弟是,白孝文、白孝武弟兄是,白鹿精灵白灵是,黑娃也是。这些人师出同门,却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结局。

鹿兆鹏是白鹿原最早的共产党,思想先进,一直在不屈不挠的做着革命工作,几经生死,却至死不渝。单凭这一点,鹿兆鹏就值得人尊敬,但朱先生是怎么评价他的呢?当兆鹏和白孝文作为对头在白鹿书院遭遇后,两个人勾心斗角,一个想抓,一个想逃。朱先生说了一句话:“看来都不是君子。”

很显然,鹿兆鹏也不是作者心目中的白鹿精魂。鹿兆鹏的不同于其他文学作品中的经典形象,作为一个导师级的人物,他的血统很不好。鹿兆鹏祖先的发家史很不光彩,用白嘉轩的话说,是“靠卖尻子发的家”;他的父亲是一个心术不正的流氓,而他,偏偏是白鹿原上第一个共产党。作者为什么不把第一个共产党写成是朱先生的儿子或白嘉轩的儿子?是有意为之?


鹿兆海是鹿兆鹏的弟弟,是一个国民党的下级军官。他身上并没有多少特别之处,他是当时一些青年的代表,这样的人物在当时很多。他在书中最出彩的地方是和白灵谈恋爱,他和白灵用掷铜钱的方式决定各自要参加哪个党派。而后,他一直珍藏着这枚铜钱。他和自己的哥哥都深爱着作为白露精魂的白灵。这里又有两个隐喻:那枚铜钱是否在说,国共本来就是一体,是一枚铜钱上的两个面。而他们兄弟俩对白灵的爱,是否在说两个党派都深爱着自己的家乡,深爱着自己的国家?

白灵是小说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她是白鹿的化身,是作者笔下非常理想化的一个人物,是书中的白鹿精灵。在朱先生眼里,白灵文“可以治国安邦”,武“可以指挥千军万马”。但朱先生又觉得白灵的命运不好,“左边有一个黑洞”。白灵无疑是白鹿原上最美最有才情的女儿,她象征了白鹿原的柔情和炽烈的理想,但她却是流着泪走的。在白嘉轩的梦里,那头纯白的白鹿离开时满眼都是委屈的泪。其实这世界本来就不该她来,因为这世界太污浊。她是一个革命者,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没有死在叛徒的卑劣中,却被自己的同志活埋了。

白灵的死让读者很痛苦,我想作者这样安排内心也是痛苦的。如果她被敌人杀死,我们会痛恨敌人;如果她是病死,我们会感慨命运多舛。但她这样的死法却让人非常的郁闷,这种安排直接封死了我们能看到的光亮。

不管在剧中还是在小说里,田小娥都是最大的悲剧人物。她活着时没有尊严,死后还要被压在镇妖塔下。通过田小娥,作者给我们展现了传统文化冷酷的一面。她是制度与文化的受害者,是投火的飞蛾。田小娥的抗争是很懵懂的也是很感性的,她在和整个道统为敌,挑战着白鹿原的道德尊严。我觉得她和白灵有一比:小娥是被压抑的人性在世界上扭曲的宣泄,白灵则是一种喷涌着的理性的追求。她们是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两个极端,一个举着火把艰难前行,一个在暗夜的污浊里沉沦。

白孝文是个有故事的人。他本来是家族最有希望的接班人,却堕落成了乞丐、大烟鬼,差一点就饿死喂了野狗。然后经人介绍进了保安队,做了保安团的营长,又回到白鹿村认祖归宗。最后他参加了黑娃策划的起义,成了县长。他的人生从令人尊敬的族长接班人到乞丐,又从乞丐变为扑杀革命者的保安团营长,然后又称为投机的政客,这一切看似偶然,却也讲了一个必然的道理。白嘉轩认为孝文的堕落是田小娥引诱的结果,之所以被引诱,是因为孝文的意志不坚。还有一个原因是觉得孝文的媳妇没有找好。我倒是觉得,孝文的堕落是很自然的事情。孝文是给有思想的人,处在那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让一个心眼活泛的年青人本分的呆在村里当一个卫道者,几乎是不可能的。他的堕落等于是给他的生命淬了一次火,在他接受的传统教育中又添加了另一种东西:狡诈、冷酷与残忍。我们的传统文化本身就有两面性,白孝文两者兼得。所以他最后成功了:当了共产党的县长。

黑娃是一个特殊的人。他的爷爷是长工,他的父亲也是长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也会一辈子当长工。当他领着自己的爱人小娥回到白鹿原后,所有的人都不接纳他,包括他的父亲。他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他和小娥是白鹿原上最需要革命的人。鹿兆鹏也是看中了这一点,才让黑娃到省城学习,黑娃因此成为白鹿原弄协的主要领导。大革命失败后,他随习旅参加了暴动,在暴动失败后又当了土匪,随后被招安当了保安团的营长。当了营长以后,黑娃开始学好为人,拜朱先生为师读书,回白鹿村祭祖,整顿部下,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好人。他的变化令鹿兆鹏大跌眼镜,问他怎么能回村里给曾经憎恨的祠堂下跪磕头呢?

作者把这个功劳归结为黑娃娶了个能让他安静的媳妇。以后他又帮共产党的游击队安全转移,和鹿兆鹏一起策划了保安团起义。看到这里,我们会觉得黑娃会顺理成章的成为新中国的一名功臣,会成为理所当然的领导干部。然而作者有和我们开了给玩笑,黑娃被当成反革命和岳维山、田福贤一起枪毙了,而坐在审判席上的却是被白灵憎恨得想打他俩耳光的白孝文。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冷笑话,真正需要革命并且真心革命而且学为好人的黑娃被镇压了,真正的革命者白灵牺牲了,革命的发起者鹿兆鹏生死不明,而投机者白孝文却当了县长。

鹿子瀮在小说中是一个非常丰满的人物。作为好人,他不够格;作为坏人,他又坏的不纯粹不彻底。他是一个聪明人,但缺乏智慧。他作为一个人存在着,比所有的人都真实,因为他具有人性中所有的原始的恶习。他贪财、好色、嫉妒、背后算计人,他也因此得到了一些风光。但这些习气让他有了一个致命的弱点:短视。尤其是他坐了两年牢出来以后,本来在认识上已经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此时他已经没有了长工,大房子也被拆了,土地也卖的差不多了,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会有一个不错的归宿。偏偏此时他的孙子出现了,孙子的出现唤醒了他的全部身体机能和思想机能,于是他又开始当保长,又开始买地雇长工,又开始了他的酒色生涯。因为这些事,他又一次成了陪斗的对象,被吓成了疯子,悲惨的死去。对这个人,我们心里生不出憎恨,也无法给与同情。

许多读者对作者一开始不厌其烦的写白嘉轩死了六给妻子,认为这毫无必要。小说中有一句话,叫“女人的地,男人的犁”。什么意思呢?女人是土地,男人是这片土地上生长出的文化。中华文化是基于土地的农业文化,是男人与女人结合的文化。这种中原农耕文化曾经经历了很多危机:第一次是犬戎的入侵,导致了西周的灭亡;第二次是五胡乱华西晋灭亡,导致中国北方沦入游牧民族之手;第三次是唐末的分裂,导致人口锐减;第四次是宋朝开始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入侵,直至蒙古人统一中国;第五次是满清入关;第六次则是近代从鸦片战争开始东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这六次灾变对中国的打击是致命的,就像一个男人死了六次老婆。所幸文化还在,只要有合适的土地,这种文化就能得以传承。所以才有了第七个媳妇吴仙草的出场。

小说中塑造了许多女性形象,谁是作者心目中的好女人呢?这个问题问得不恰当,应该是谁才是符合白鹿原文化的女人?

白灵显然不是,她只是一个理想的化身,无法在人间长久停留。田小娥更不是,她是白鹿原文化的副产品,太过消极沉沦。在第三代人(白嘉轩算第二代)里,有两位女性符合这个标准,一位是黑娃的夫人高玉凤,另一位是白嘉轩亲自为三儿子笑义选的媳妇。

高玉凤的特点是知书达理,沉静温柔,她使野性的黑娃变成了好人。回归祠堂的黑娃和高玉凤的结合是完美的结合,但黑娃死了,高玉凤也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孝义媳妇的特点是柔顺与勤劳。她在结婚是人们夸她最多的一句话是:“磕头的样子真美。”磕头的样子有什么美呢?这是在突出一种性格,一种近乎奴性的柔顺。在白嘉轩的儿子里,老大孝义已经不可能再回乡种田了,老二孝武除了种地还会做生意,只有老三孝义喜欢种地,也就是说老三白孝义是才是白嘉轩真正的继承人,孝义和孝义媳妇真正承载着传承白鹿原文化的责任。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孝义不能生育,他们的孩子是朝长工兔娃借的种。为什么要这样写呢?仅仅是为了刺激人们的好奇心吗?不是,作者这样写是在骂人呢。骂谁呢?骂现在招摇过市的国学大师呢。真正的传统文化随着农业社会的衰退已经消亡了,现在传世的所谓传统文化,是孝义媳妇与兔娃媾合的杂种,它衣着光鲜也罢,外表古朴也罢,骨子里流着的是近乎奴性的柔顺与麻木低贱混合在一起的血。

《白鹿原》并不是一部意识形态很鲜明的书,但电视剧就另说了,它只是展现了一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让读者自己去品,去思考。书中真正要表现的东西是对农耕文明的依恋,是对传统文化的敬畏,是对生命的礼赞。白鹿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生命依然在繁衍。书中写了两次灾难,都带有很强烈的神秘色彩。闹旱灾时的求雨,闹瘟疫时的镇妖塔,看似非常离奇荒诞,实际上这些东西深植于我们内心的,书中的描写反映了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敬畏,是一种心理需求,是文化的物化。

《白鹿原》一方面在礼赞生命的不屈与顽强,另一方面又表达了作者对生命的迷惘。白嘉轩晚年更象一个哲人,他明白了很多道理,也总结了很多经验。作为哲人的白嘉轩整天佝偻着腰象狗一样在台阶上晒太阳,仅仅是看明白而已,又能怎样呢?人生往往是这样,当你看明白的时候,事情已经由不得你来操纵了。朱先生看似走的很洒脱,其实是留下一声长长的叹息。他亲手刻了一块砖用来堵墓道,当红卫兵挖出那块砖时,发现上面刻着字“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当把那块由两块砖合在一起的砖摔开时,发现中间也写着一行字“折腾到何日为止”。圣人朱先生算出了身后多少年的事情却又无可奈何,这该是何等的一种痛苦?俗人鹿子瀮从大牢里出来以后,“觉得整个世界整个白鹿原整个白鹿村都没有一处令人留恋,整个熟人生人包括白嘉轩父子、田福贤和岳维山等等,也都一下子变得十分可笑十分没意思了,和这些人争斗或交好都变得没有必要了。在那种心绪里,他甚至安静地企盼,今夕睡着以后,明早最好不要醒来。”可他每天醒来以后,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依然贪财好色,依然争名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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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监复:以真爱真情探索真相真理——何启治《朝内166:我亲历的当代文学》读后

何启治

《朝内166:我亲历的当代文学》 何启治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9月出版

出版家何启治和何启治式的出版家是充满苦难与希望的人世间的智者、仁者、勇者,以燃烧着的心、真爱真情发现、扶持、出版新作家的新作品,1951年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上万种、十亿多册中外古今的文学作品,朝内大街166号的何启治和他的战友们培养的文艺阵线的将士、作家是一支大军。回首往事,相见欢,但太匆忙,“林花谢了春红”,有点伤感的何启治不顾眼疾严重,视力下降到难以读书、写作奋力拼搏,将亲历的当代文学的重要的人和事写成回忆录,为时代留下真相,共同探求真理,吸取历史教训,分析千年后人们“一定会发现我们太多的愚昧和落后”(何书第447页)。因此,何启治的这本回忆录,不是感伤的纪念故人的怀旧,而是站在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的高度记录、解剖、精神分析我们经历的大动荡的时代,为当代文学写史记,以史学家的史德、史笔,揭露现在可以说透的真相,探索苦涩的又是真实的客观真理。人们将从何启治的倾心之作感到真情,获得真知。

 

何启治敏感发现、热情扶持年轻作者攀登文坛高峰,是充满爱心的智者

 

《白鹿原》荣获茅盾文学奖使陈忠实成为闻名世界的大作家,他发自内心感谢和赞颂何启治、高贤均、洪清波等“良师益友”的“文学圣徒的精神”。早在1973年隆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何启治到西安郊区小寨找到了农村业余作者陈忠实,认定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接班以后》可以写成一部20万字的长篇小说。陈忠实以为这是老虎吃天。但是何启治鼓励他,有农村长期工作的生活积累,完全可以将这篇小说开展为长篇。回京后又写长信,从立意、构架和生活素材等方面开启陈忠实的思路。80年代陈忠实写出了第一部中篇小说《初夏》,修改四次后1988年在《当代》刊出,陈忠实感谢何启治的巨大耐心、热诚和信赖:“使作者完成了一次腾跃”“拯救了一个苦苦探索的业余作者的艺术生命。”何启治等待了20年,1992年收到了1973年他在西安郊区向陈忠实约稿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在《当代》连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电台广播,直至获茅盾文学奖。何启治、陈忠实、《白鹿原》也不可避免地经历了荒唐年代的荒唐遭遇,被怀疑有“有历史倾向性”。最后的胜利是由读者、历史做出公正的判断。但是,人们忘记,一位真诚的热情的智者早在1973年向农村业余作者发出了冲锋令:写一部长篇小说,你能写。结果,陈忠实写出来了,成功了。何启智评价“永远的白鹿原”是中国人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流着泪、滴着血,苦难艰辛却还有美好希望的真实写照,也是陈忠实(我看也是何启治)经受心灵煎熬、付出心血(何启治的视力)牺牲的艰辛长史的真实写照。

 

何启治以大慈悲心帮助弱者战胜苦难,走上文坛,是真诚的仁者

 

何启治以高度敬业、敬畏之心认真编辑名家名作的同时,十分关注和帮助弱势群体中的业余作者,扶持他们与命运搏斗,改善生活环境,写出佳作,成为作家。何启治帮助残疾人作家贺绪林、赵凯从阴霾满天到阳光灿烂的故事展现出何启治美好的美好的人性和善良的心灵。1981年完成新版《鲁迅全集》的发稿任务后,走过陕西的乡间土路,在破旧农舍中何启治同瘫卧在床的残疾人贺绪林谈他的日记体小说的参考意见。贺绪林增加了在温煦之路上奋斗的信心,改好的小说《生命之树长绿——一个残疾者的住院日记》在1983年的《当代》上发表。经何启治推荐,贺绪林被陕西省作协吸收为会员,后来贺绪林写的长篇小说《昨夜风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反响热烈。贺绪林从瘫痪走上了文坛的高台阶,后面有仁者何启治的助力。

1994年何启治收到辽宁辽中县残疾青年赵凯的来稿,知道他幼年患风湿病,腰椎、胯关节“锈死”成了板状人,对生活频临绝望,但是他对文学热爱和追求给了他希望与勇气。何启治转告了热心助人的辽宁省作协主席刘兆林。刘兆林和沈阳市文联黄世俊、省作协李光幸、《芒种》杂志主编张启智一起到辽中农村访问了赵凯。建议他不写历史题材,改写自己的生命体验,有真情实感和人性深度的作品。《海燕》杂志登出了赵凯的散文《母亲的手》,有尊严地打开了新的人生之路。赵凯回忆,在多年黑暗探索中,何老师不断地来信,寄赠书刊,他的支持与关怀“像暗夜长路中希望的灯火召唤着我默默前行,坚守文学的理想。”刘兆林又联系沈阳市政府为赵凯治疗,恢复了行走能力,“一步步从备受煎熬的地狱往外面爬。”中国作协艾克拜尔热情推荐了赵凯的小说《想骑大鱼的孩子》,入选百位农民作家百部农民作品文学工程。2008年他荣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并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电影剧本等多种作品。赵凯后任沈阳残联杂志编辑,自食其力的文化打工的农民工,他说:“何启治远方灯火召唤我,刘兆林把我从困境中搀扶起来,艾克拜尔引领我走向广阔的文学天地。三位老师关怀培植,是写作改变了我的命运。”赵凯在告别何启治时,眼泪哗哗地流,失声痛哭,这是他的真情流露。何启治的感受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中,残疾人特别需要和渴望别人的关爱和温暖,我们在关键时伸出援手,他就能挺过去,有尊严地有信心地生活下去,摆脱冰冷孤寂的漫漫长夜中的痛苦和绝望。

 

何启治在复杂的严峻的社会环境中不顾个人利害得失,是敢于同作品共进退、同作者共荣辱的勇者

 

何启治在编辑工作中,负责终审近百部长篇小说,在“两个凡是”左倾思想路线影响下,一些优秀作品的出版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指责、冷遇,这时文静书生的何启治会展现出勇者的战士性格,为作品的问世和公正评价而开展韧性的抗争,他的内心想法是“把编辑当终身事业的人,要把个人利害得失彻底忘却,坦然面对一切可能的意外,与这样的作品共荣辱,与写出这样作品同进退。一个编辑,如果对这样的作品只在基本的评价或判断上有失误,那就意味着人生道路的大失败。”因此,何启治是从人生道路成败的高度对待自己的编辑出版工作,为受争议作品的生存权大无畏地勇敢、机智、有理有节地顽强抗争,并且多次取得成功,使一些传世之作终于问世。

1973年文革还在进行中,何启治接受了任务,柳青的长篇小说《铜墙铁壁》的再版。针对上面提出的问题:书中有没有宣传“孔孟之道”的文字?有没有为彭德怀招魂的问题?关于毛主席形象、说话的描写要慎重。何启治同柳青具体研究了小说的修改意见,说服要坚持个性化语言和文学生动性的作者,删去了彭德怀的名字,有些单位、地名由实写改为虚写。但是,这本书一直拖了下来,到1976年2月才出版发行。何启治回忆,这是荒唐年月发生的荒唐事。

张炜的《古船》从40年代的土改,写到大跃进和大饥荒、文革,直至改革开放的胶东,有值得骄傲的历史,也有流着血泪的民族苦难史,包括违反土改政策、错打错杀的恐怖场面。经修改后,刊于1996年《当代》。在被赞扬为“心灵史诗”、“民族心史”、“人之书”的同时,也有批评《古船》不应写土改中的过火行为、抽象的人性、人道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命令不要出版《古船》的单行本。何启治据理力争,并书面报告:“建议按原计划和正常程序出书。”“如果有必要,我愿意对上述建议负责。”1987年才正式出版。何启治、冯立三、雷达以法国作家雨果的名言:“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回答了对张炜“抽象人道主义”的指责。认定在探索人类解放的道路上,要勇敢打破形而上学歪曲了的阶级论教条,将革命与人道主义结合起来同存共荣。

对于姚蜀平的《悲情大地》这部揭示文革浩劫给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带来深重灾难和心灵创伤小说的出版,何启治更是起了重要作用,主动承担了责任。由于主题和内容的敏感,何启治建议把65万字的初稿进行压缩,并且得到了花城出版社范汉生老社长和钟洁林的支持。2009年正式出版,书名采用中性的《似水流年》,直至香港出版原稿全文的繁体字出版时,改用何启治建议的书名《悲情大地》,中华大地曾经发生过,不愿再出现文革式大悲剧、大灾难的强烈感情。钟洁林希望何启治、范汉生担任此书的特约编辑,“我当然知道这含有共同承担责任的意思,便很快地答应了。”如这部写了文革中高级干部被迫害和以前迫害人,解析文革深层内因的小说能够出版,何启治以铁肩担道义的勇者气概担任另一出版社的“特约编辑”,令人敬佩。这部小说描写文革中为了保持尊严而自杀的高级知识分子,留学出国而决心归国却不幸殉难于文革中的苦难历程,特别分析了克服怀疑,响应祖国号召回国参加建设的留学生心理变化。小说中引证了1950年3月4日《留学通讯》中列举了当年留学生心中的疑问:“新中国究竟走的哪一条路?有没有言论集会等自由?我们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地位怎样?中国会不会歧视留美学生?是否我们一定要先受训后,才有资格做事?是否我们只能埋头做事而不能对新政权有任何批评和建议?我们在这里学习回国后还有用没有?是否新中国只要大家穷得公平,而不重视新技能、新知识?中共目前固然爱护人民,但在得势之后,会不会把人民一脚踢开?会不会像国民党一样渐渐腐败起来?它会不会出卖民族利益?会不会走上南斯拉夫的路?……”1950年的尖锐问题和知识分子在左倾路线下是苦难遭遇,令人深思,更深刻地揭示了文革悲剧的本质。何启治认为:“历史地看,知识分子面临的政治矛盾是专制与民主自由的矛盾,文化上是主流意识控制与人道主义和人性的矛盾,经济上是强调工具论与崇尚职业自由的矛盾。”“知识分子在无情的环境和强大的体制面前显得脆弱无力,反抗如同以卵击石。结果当然是悲剧,甚至是毁灭性的悲剧。”“结果只能以自杀来抗争或者以更大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精神经历屈辱、苦难去抗争。”

支持、帮助、鼓励作者写作、出版《悲情大地》的何启治确实是一位智者、仁者和勇者,他让作者可以告慰在文革中悲惨逝去的父母和千百万在各种运动中非正常死亡的中国人。

 

何启治看透人生世态、乐观未来

 

何启治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编辑家,也是有深度的思想家,从哲理上回顾亲自见证的人和事,客观地如实地分析、解剖、探索真相,乐观地展望未来,鼓励人们勇敢地生活、战斗。争取进步和胜利。

“我们今天并不是,而且以后也不可能生活在至善至美、完美无憾的时代。再过一千年的人类在审视今天人类生活的时候,一定会发现我们有太多的愚昧和落后。那么,我们又何必苛求别人和自己短暂的一生完美无缺呢?”(何启治:《我亲历的当代文学》第447页

“岁月无穷,人生无限。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生不过百年,作为来去匆匆的过客,我用笔留下一些人的身影的精神,在于披露真相,表达真情。写到几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痛苦和磨难,基调是喜悦和忧伤参半,意在抨击左的危害,吸取教训,祈盼悲剧不再发生。”

“严文井说,要我做奴才,我是不做的,我不愿意。做傻瓜呢,要有很大的勇气,我怕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做所谓的聪明人吧。但还是不甘心。”“写《思痛录》的书韦君宜和写寓言的严文井,难道不是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吗?他们都以自己的大智大勇达到了敢于反抗,敢于把黑屋子砸出个窗户的‘傻子’的境界这就好。”“经历几十年风雨后,我固然敬重哪些敢于反抗极左势力迫害的‘傻子’,也同样尊敬另一种方式抵制极左势力迫害的智者——绝不是伪善的‘聪明人’。”(何启治:《我亲历的当代文学》,第279页)

“政治地震的震源比自然地震的震源更深更远,政治地震后的波及面比自然地震的破坏范围更宽更大,而平息政治地震后的破坏后果,也显然远较治愈自然地震的创伤要更复杂、更艰难一些。今后如何防止和根除新的政治灾难、政治地震的发生,实在有赖于我们大家的同心协力啊!”(何启治:《我亲历的当代文学》,第127页)

“有了伟大的任务,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民族,是可悲的;有了堪称‘大书’的优秀作品,而不知呵护、赞赏和热爱的民族,也同样是可悲的。”(何启治:《我亲历的当代文学》,第181页)

美丽的人生缘于美丽的选择,1990年何启治赴美探亲没有选择移民,而是回国重操文学编辑旧业。物质上只求温饱,仍住在不足70平方米老式楼房,身体上近视1450度,视网膜壁裂、黄斑变性,使读书写作视力几近丧失,但是精神上愉快、富足。68岁的何启治自嘲对联写道:

    白旗红旗五一六覆雨翻云谁论定

    长稿短稿三六九为人作嫁我甘心

评论家何西来赠诗何启治:“亦有文章传海内,平生豪壮二编书(指《古船》《白鹿原》)。为人作嫁岂言苦,端的乾坤一腐儒。”

何启治在回忆缪俊杰的结束语赞扬他,“问心无愧,而又有功,居功而不自满、自傲,且又老骥伏枥、犹奋蹄。这是多么高尚境界啊!俊杰兄确实是值得我敬重和学习的人。”(何启治:《我亲历的当代文学》,第386页)何启治和何启治式的编辑家正是这样值得我们敬重和学习的大写的人,是智者、仁者和勇者。


2017.04.12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主办主管的《中国艺术报》1871期登载了姚监复撰写的文章《以真爱真情探索真相真理——何启治(朝内166:我亲历的当代中国文学)读后》。编辑对原文做了删节。同日,中国作家网也转发了本文。
现在发出的是未删节的原件。
五柳村2017年6月10日(星期六) 上午10:00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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