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他是不倦的风,始终呼啸着——说邵燕祥

博谈网 2018-02-04 05:21 来源: 章诒和散文集

他是不倦的风,始终呼啸着——说邵燕祥

一九八〇年,右派身分获得彻底改正的艾青,把他恢复创作后的第一本诗集叫做《归来的歌》。归来!不止艾青归来,还有许许多多的诗人、作家归来。不止右派分子归来,胡风分子也归来,历史反革命也归来,现行反革命也归来。从聂绀弩到汪曾祺,从公刘到白桦,其中也有邵燕祥。他们“活着从远方归来”,他们从消失到复活,他们从地狱返回人间。

我与聂绀弩、邵燕祥多有往来,印象至深。别看他们“改正”后的日子过得简单,住房简陋,衣食简朴,但只要一张嘴就不得了,一提笔更是了不得。不是语惊四座,就是光焰万丈。最棒的是聂绀弩,也很棒的是汪曾祺。这些“归来者”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为独特的一群,且构成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最辉煌的篇章。

我与邵燕祥相识于何时何地,已然记不清楚了;但相识后的点点滴滴,却是再难忘却。并非因为我的记性好,而是他的气质、性情、才识总能触动你的内心。以至于有谁相邀,我总盘问人家:“有没有邵燕祥和谢大姐(夫人谢文秀)?”这很无礼——人家作东,你凭啥挑三拣四?但我克制不住,理由很简单:有他在,会面是享受,回忆有收获。

邵燕祥其人,难用三言两语去概括。他对人,无论亲疏远近,他对事,无论大小轻重,都有着良好的理解力和判断力。他是把所有的生活挫折和精神磨难,都转变化一种“体验”,投到作品中,砸进文字里。一砸一个坑,凿实坚硬。毫不犹豫地给我们的伟大时代和光明社会以“致命的一击”。

加之个人的禀赋修养,思想、情感、意志之表达,决非人们所惯用的思路与方式。因出其不意而令人惊叹,惊叹其精神个性何以如此自然地切入到对象世界里。应该说,这些“归来者”年龄不同,出身各异(如最年轻的胡风分子林希出身天津大户,邵燕祥属于城市平民家庭),而共同的一点,也是重要的一点,即在于他们十几年或几十年地沉沦在社会底层,卑贱又漫长。而痛苦窘迫的生存状态,则促成并强化了他们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身处“另册”,以及政权与政策所实施的持续打击和孤立,又制造出这些人与时代、社会的“距离”。它既属于生活的特殊形态,又是对社会认知的特殊能力。

邵燕祥是有锋芒的,锋芒在他的文字里。学者孙郁在他的文集里,对邵燕祥是用诗人、战士两种颜色来描绘的。书中写道:“邵燕祥对横亘于观念世界的诸种病态理性,毫不客气地直陈其弊。

吴祖光与‘国贸大厦’事件,人们三缄其口的时候,他出来讲话了;佘树森不幸早逝,人们木然视之时,他出来讲话了;作家被诬告,且法庭判作家败诉时,他出来讲话了。邵燕祥短小的文章,不断在诸种报纸上冒出其中,把动人的声音传递出来。在他的眼里,虚假的‘圣化’已失去光泽。他用犀利之笔,还原了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见《百年苦梦——二十世纪中国文人心态扫瞄》)二〇〇七年的开年首日(一月一日),邵燕祥在大雪中写下了辛酸沉重的《新年试笔》。他提醒我们这些快乐人:今年是何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但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面对半个世纪的暴虐历史,他责问的是自己。他说:“我是不幸中的幸者,比起已死的人,我活了下来,比起破家的人,我尚有枝可依。”面对一个庞大社会群体的惨烈经历,他写道:“我能不能代替一直不做声的中国共产党,向所有一九四九年后的无辜死难者说一声‘对不起’?!

但我深知,没有哪一级党组织授权,让我来履行这一个道歉的义务,并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我这不又是没有‘摆好自己位置’的严重越权吗?我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默默地向自己的良心念叨。然而,对于受迫害的死者和他们的亲人后代,这有什么意义?我一个个体的再深重的负疚之情,与一个以千百万人的名义行使生杀予夺之权的群体应有的历史忏悔比起来,又有多大的分量?”

“三千丈清愁鬓发,五十年春梦繁华。”邵燕祥是通过一种“自我救赎”,来展现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意志与自由精神的。我也是被放逐到底层又重新“复归”到体制内“位置”的人。但为什么我只把自己看成是历史牺牲品,而没有意识到我也是历史的“合谋者”?为什么面对过去,我和其他人都很难做到不断忏悔自身。可见,忏悔不是出于普通人的良心发现,而是来自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的历史自觉。这篇“试笔”给我以极大的精神震动和思想冲击,一连数日情绪激动,难以入眠。我不由得联想起一九九五年在西方发生的一件事。那年是二战胜利五十周年,整个西方社会都在谈论一个名字——奥斯维辛。这个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记忆到底属于谁?即谁有资格为奥斯维辛记忆命名?是以犹太人的名义还是以全人类的名义纪念这场大屠杀?结局令人遗憾,各国政要签署的《奥斯维辛宣言》由于要满足众多国家的不同政治诉求,被搞得四平八稳,成了一篇平庸之作。但无论如何人家做了,人家毕竟找到了一种方式、一种语言来描述这场难以名状的灾难和痛苦。与同期以及后来的作家比较,邵氏作品具有以历史反思和自我反省为核心的思辨性。这恰如他自己说的一句话——睁眼看中国,睁眼看自己。当下,一饱一暖以后,人人都想“躺下”,连大学教授关心的都是房子、车子、票子了。邵燕祥却坚持重复着“五四”的声音。在这个失去思想活力的时代,他是不倦的风,始终呼啸着。

生活是长河,多少归人、多少过客,来去匆匆。其中,很多人不知缘何而来、缘何而去,人生含义都没来得及弄明白,就走了。邵燕祥是弄清了自己的来历,也认准了自己的去处。

聂绀弩充满智慧,无论是诗文,还是说话;邵燕祥也同样的充满智慧,无论是诗文,还是说话。二人都笑对邪恶的同时,不忘嘲笑自己。所不同的是——聂的智慧带着某种刻毒,而邵氏智慧则显示出机巧。也不知我说对没有?锺敬文读聂诗,说:“人间地狱都历遍,成就人间一鬼才。”我甚至觉得“归来者”中很多人的文字都带着“鬼气”,包括汪曾祺,哪怕一句家常话,也能飞扬至九天,再呆板的事物都被生动化了。即使貌似零星随意的琐谈,也多为心智理性的感悟。这是为什么?

因为他们身处困境,心灵却是自由的!现在多少人模仿聂绀弩的打油诗,却没有一个学像了的。或许,就是因为我们身上缺少点“鬼气”。与邵燕祥相识的人,无不佩服他的诡谲幽默。一觞一咏,多睿智调侃之语。他的这个特点,常让我们大感快意。我管它叫“灵气儿”。但凡有邵燕祥在场,我便向夫人提出申请:“请谢大姐让让,我要坐在邵先生身边,好沾点灵气儿。”邵燕祥的特殊敏感,有人说是源于江浙人的禀赋,我则认为这种迅捷的反应能力,与一个人长期身处高压环境下有着相当紧密的关系,这就好像久行夜路者,对异样的声音、微小的动静和远处的磷火都能迅速察觉一样。一次,有个饭局,我和邵燕祥都去了。面对满桌菜肴,我感慨道:“终日吃喝,若再嫖赌,邵先生,我觉得自己已然堕落。”听后,他板起面孔对我说:“你这话,跟我说有什么用?要说,就跟禁你书的人去讲。告诉他们,章诒和已经堕落,只惦记吃喝玩乐。这样一来,上边就不会管你,也不禁你的书了嘛!”

再举个例子。二〇〇六年,几个朋友为大律师张思之先生贺八十大寿。一番争执后决定:算章诒和请客,由邵燕祥买单。酒杯斟满,总得有个人代表大家说两句喜庆话吧。谁都知道张思之先生荣辱半辈,风雨一生,谙熟“红尘”于外,“天理”魂魄于内。通达忧患两者调和兼具,谋而能断,迥别流俗。宾客齐集,大家一腔炽烈,可谁都张不开嘴——这包含着喜悦、诚挚、敬佩的颂寿当如何措辞,真成了一道难题。我说:“谁掏钱,谁开口。”几推几让之后,邵燕祥被众人推选出来。

他起立,庄重地说:“今天聚会于此,我们衷心祝贺张思之先生进入八〇后(‘八〇’后为大陆对一九八〇年代生人的流行称谓)。”言罢,举杯即饮,之后坐下。全体愕然,遂大笑。而笑得最灿烂的,就是那位“八〇后”。从此,我们对大律师就“八〇后”、“八〇后”地叫着。

世间有千种人,万般事,百样情,各有面目与分量。你如何对待?又怎样处置?这或许是最能显露一个人的心肠。袁水拍——一个二十岁成名的诗人。抗战时期与吴祖光、黄苗子、丁聪一起,在重庆文化界被称为“四大神童”。袁水拍与另外三个“神童”不同的是,他很快成为中共地下党员,追随革命,忠诚革命。一九四九年后,他进入《人民日报》社工作,负责文艺部。一九五一年受命同江青一起对武训的历史作调查,得到毛泽东的接见。后来,调入中宣部文艺处(即文艺局之前身)。处在这样的位置,势必卷入一系列的文化批判运动,如批判武训,批判胡风,批判右派,大小批判文章大多要过他的手。“文革”爆发,他自然成了当权派,经历了无数大小批斗“战役”。

难忍羞辱的他选择了自杀,所幸未死(未遂)。于寂寞中又不甘寂寞,战战兢兢,度日如年,以为只有更加“紧跟”才能幸免于被党弃置。几番思量,他终于给“文化旗手”江青写了“效忠信”,结果在被“解放”后,提拔为文化部副部长,即所谓“上了末班车”。“四人帮”一倒,袁水拍便跟着倒下。一个诗人,一个干部,一个随政治风云起伏跌宕而上下颠簸的人,虽难以评说,却成为圈子里笑谈。我的同事就管他叫“袁会拍”,又称“袁十八拍”。一九八二年前后,邵燕祥所在的《诗刊》开座谈会,有时也请他去,但无人搭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令邵燕祥非常难过,甚至后悔请他出席。经过“揭批查”的全过程,上边尽管有了结论,袁水拍仍然得不到人们的谅解,郁郁以终。在他简单的告别式上,有两个人以个人名义送了花圈,一个是朱子奇,还有一个是邵燕祥。

最后,要说的是邵燕祥对我写作的帮助。从《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一文开始,我便把初稿寄给他,请他批评指正。当我收到他返回的“一阵风”原稿的时候,着实吓了一跳。凡标点错误、用词不当、提法不妥处,都逐一标示并加以解释,还附上一信。信中写道:“此次,你笔下复活了马连良。我相信,还有多少善良的、也许难免有缺点弱点的亡灵等待着你,等待着你使他们复活……”谈到我的写作,邵燕祥说:“我想,固然有家学渊源为你打底,还多亏中国共产党给你的特殊锻炼,多年铁窗,家破人亡,从体力到精神的摧残……‘玉汝于成’,你也留下了千古绝唱,是你啼血而成。你证明你已对得起这个时代的熔炉和炼狱了……你也对得起死去的父母了。”——邵燕祥字字句句,如夏日夜晚的细雨,每一滴都透进了我的心。望着父母的遗像,泪如雨下。多少年了,我一人独自面对、独自行走;前无去路、后失归程。外表坚硬,内里空虚。快要坍塌的时候,终于,有像邵燕祥这样的人走近我,叫我不要再哭泣,要留点气力,长点精神,明天还要活下去。

百年来,我们这片土地灾祸不断,苦难不绝。时至今日,我们看到了什么?“瞻天望阙,丹青难把衷肠写。”我们看到的是“维稳”名义下的集权和被成功驯化的良民。所幸,还有像邵燕祥这样的人,在唤醒、警示着我们。他长达七十年的写作,让我们看到一个中国文人的清正本色,读到的是一个当代诗人的痛苦灵魂。

二〇一六年九月于北京守愚斋

(选自《章诒和散文集:句句都是断肠声》,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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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华:直觉三题

一、完美性格:

大约是四年前吧,应邀参加车间一个女孩婚礼。当新婚夫妇俩人给我敬酒时,我拍拍新郎小伙子的手臂,几句话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你可娶了我们车间性格最好的女孩子,你可要对我们女孩好啊,不然我们娘家人可要登门兴师问罪哦!新郎点头应允:一定一定。新娘子在一旁撇撇嘴半嗔半玩笑道:真会说话!当然,这女孩我们很熟,说笑话也是常事。但事后我还是大致捋了一下思路:我说的没错啊,是真实感觉、真话的自然流露。因为我的直觉没错!在记忆中搜寻往事,也有几次参加年轻女孩的婚礼,却从没有说这话的冲动。平日里也不在意对比谁的特点、长处,只是不知不觉中默默积累的好感,自己也浑然不知。到了需要的时候自动从心底自然涌出,不修饰,不绕弯子,心口相应脱口而出。

过了一阵子回想起这事,还是觉得有趣。在思绪中再审视,依旧自信、坚信:这女孩在我工作中常打交道、为数不少的女孩中,性格最是温顺、随和的。在我的印象里,她总是文静、嫣然一笑的,从没见过她失态、和他人争闹,从没有过。而我认为,这种本性中自然流露的善良,一定是质朴、厚重的家教日积月累所形成。因此不免自得:我的直觉是准确的,也是可靠的!想起2012年5月,我借调回西厂后,女孩发来信息感叹:您走后再没人陪我聊天,开心说笑了……。

二、渐行渐远的春晚

回想起三十多年前刚买了新电视时,还对春晚有点儿兴趣,每年过年前也有期盼。春晚开始前努力把琐事提前弄好,尽量不打断看春晚。后来,吸引力越来越低迷下去,春晚似乎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有时候有点儿事要中断看春晚,似乎也毫不犹豫就离开了。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媒体多样化、电脑的普及,对春晚就更加趣味索然。春晚,越来越没有了往昔的尊贵身份,越来越像“鸡肋”了。它确实没有了把我吸引在电视旁的魅力了。

然而这也是直觉,并没有思考过究竟何以至此。

近日看到贺卫方教授发出感叹:春晚可以休矣。我不由得击节赞赏:英雄所见略同。特别是贺教授提到的那句“强颜欢笑”一下子刺激到了我意识里沉睡的直觉部分,才开始搜寻记忆中的点滴。

虽说对春晚的批评众说纷纭,一直不断。但我觉得,所以和它渐行渐远,是因为屏幕上展示的五彩缤纷、歌舞升平的华丽,越来越难以粉饰生活中日趋尖锐的各种矛盾。电子、激光等先进技术装扮、呈现得愈靓丽,与大环境恶劣的反差愈大,愈捉襟见肘,也就愈感觉到强颜欢笑几个字的准确、尴尬。而且,巨额资金、人员的投入,声势浩大折腾几个月,就为了给十几亿人灌输一个模式、统一不变的娱乐方式、竭力地煽情,十几亿人一块哭笑的标准模板!而这种仿佛如集成电路般的标配使人油然而生的疏离感日益加重。它已经被不断美化、拔高得不像个大众化的娱乐形式,而更像一个严肃教化的誓师大会了。有一年在赵本山小品里,居然出现了讥讽西方民主、自我吹嘘几乎到了肉麻地步的话语,只听得我阵阵鸡皮疙瘩乍起。当时我就厌恶道:这种春晚,不办也罢。

我期待的春晚,应该不要那么严肃、刻板。不妨松散、随意一些,一些不太重要的地方即使错了台词、忘了动作也没什么,重来就行了,不也是一种娱乐、笑料吗!有必要把春晚剧本整得和中宣部红头文件一样庄严、神圣吗!干嘛要求每个演员都和播音员一样半个字也不能错!把这些禁区都抛弃,才是娱乐节目的本意回归。

三、不要黩武的形式,只要民生的改善:

自从有了电视的三十多年来,每晚看新闻联播就成了我数十年不变的自然习惯。当然除了六四那段时间拒看外,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本能的失望,媒体充斥着旧衣服翻新的陈腐味。但自幼养成的喜看新闻的习惯终究难改。然回想起来对新闻的直觉取舍却有意思。

这么多年来,我对新闻中的国计民生细微改变都有兴趣,诸如偏远农村的农民每一项致富项目的开展、创收的介绍都关注;落后地区一条公路的通车也会使我查验地图并为之高兴,种种不起眼的琐事都是我关注点。然而我却从未对火箭上天、航母下水表现过一点兴趣。因为日益感到这些与老百姓的生活不相干。有一年,看到网上有个问卷调查,问的是:国家要造航母,你是否愿意捐出部分工资?捐多少?一个月?三个月还是半年?我想都没想,快速打出一串串字:不捐!一分都不捐!若论爱国我比谁都不差,但我不想纵容民族主义偏执情绪泛滥。本来国人愚民就多,动辄就弄点抵制什么的愚蠢来。所以我对铺天干地而来的尖端武器如何强大,导弹卫星如何振国威毫无兴趣。也从没有对这种情绪多想什么,似乎根本就不值得多想。

直到有一天听到了台湾学者龙应台女士的“我不在乎大国崛起,我只在乎小民尊严”那句话,才如醍醐灌顶,大呼佩服:这正是我多年来默默以行的自觉意识,它的根基不是什么理论架构,就是直觉。

龙女士的话提醒了我,改革开放的伟业有目共睹。而民权、民生、民众有尊严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和谐社会、民族崛起最主要内容。大国崛起不是靠坚船利炮,也不是炫耀武力,而是百姓尊严能否得到国家的保护,它绝对是第一位的

2018. 1. 29—2. 4

2. 6

五柳村2018年2月6日(星期二) 晚上10:45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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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谈谈爱国

转载微信公众号 资中筠2018-01-18

资中筠:谈谈爱国

大家好。我先抱歉,我知道一席一般都是站着讲的,可是一个人站这么长时间还没有扶手,我不太可能,所以我就要求坐着讲,请大家谅解。刚才介绍片上头说我今年81岁,那是老的,我今年87岁了。

今天这个演讲,他们说讲什么呢,我说选了几个题目。主办方说那么你就谈谈爱国吧,所以我就谈谈爱国。

其实爱国这个事本来是不需要谈的,因为爱这个事本来是一种自发的感情,你爱家庭,爱父母,爱亲人,然后爱自己的国家。这个不是一个人家强迫的事,也不是道德问题,实际上也不是政治问题,所以我觉得本来是不需要讲的。

但是你们也看到,我围绕着爱国这个课题,二十多年来写了很多文章。

为什么老要思考这个问题?其原因就是现在我常常碰到一些以爱国为名的事,实际上是祸国殃民的。

我就觉得近代中国人,将近二百年来为了这个爱国纠结得不得了,而且有很多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这个牺牲不是说跟外国人打仗牺牲——那是哪个国家都有的,很正常的。中国人的这个爱国的牺牲是指在自己国内,很多人为了爱国坐牢、受到迫害、牺牲,所以中国人的爱国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

而且一直到今天,常常有不同的意见的,忽然就被骂成汉奸了,汉奸这个名词就变成了国骂了——凡是我不喜欢的人,我觉得他的意见跟我不一样,特别是在网络时代,一骂就可以一大片。这也是中国特色,而且是现在的特色。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值得讲一讲。

另外我觉得像我这样年龄的人,经历了这么多,比较有资格讲什么叫作真正的爱国。

因为我是1930年生的,我生下来的第二年,1931年就是九一八事变。所以等到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在幼儿园学唱歌的时候,最早听到的歌、我最熟悉的歌,就是《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从小学到中学,从南方到北方,我生在南方,后来到北方,大家都在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所以这个是我从一懂事开始就刻骨铭心的一个记忆。

1931年九一八事变期间的宣传口号

等到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是卢沟桥事变。我的小学校长是真的被日本人派特务暗杀掉的。我们的学校那时候是在英租界——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日本的势力是进不了租界的,所以他不能够堂而皇之地进来占领我们的学校,这不可能。

那时候有一个伪教育局,其实是中国人在办的,就叫我们的校长换教科书。因为教科书里头有许多爱国,抗战——那时候还不一定抗日,就是反对帝国主义这样的一些内容。他就坚决拒绝。所以有一天他们就派两个特务混进来,在散步的时候把他给杀掉了。

我到抗战胜利的时候才上高一、高二,我那时候15岁,1945年嘛,因此我没有机会去参加抗日。但是比我高几个班次的,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们的亲戚朋友里头很多都是辍学抗日去了。

那个时候我们从小就知道,比如说念历史都知道班超的投笔从戎,投笔从戎那时候在学生里头是很普遍的——不念书了,我去抗日了。

一个小故事:我家里头认识的,跟我们家来往很多,我父亲的一个好朋友,他们家的孩子很多,有一个我们管她叫聂家大姐姐,我上小学的时候她上高三。有一天,她的母亲就跑来找我母亲,哭着说,她的女儿逃掉了,给她留了一封信,说她要抗日去了。她说我不能接着在学校里头念书了,而且还拿走了她一个金戒指做盘缠。

这个我印象非常深。然后我母亲还安慰她说,因为你教育好,所以你的孩子很爱国,你不要再伤心了。就这样子的一种氛围吧,是很平常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大姐姐后来抗日就到延安去了。

那个时候有一部分人要抗日就到重庆去了,有一部分人就到延安去了。在他们心目中大概区别也不是太大,反正到大后方抗日去了。所以说我从小感受到的和读书里头所知道就是这样的事情。

还有我的上一辈的人们,现在叫作什么财富精英、知识精英,这些我的上一辈所知道的老师、家里认识的人,有的是留学回国的,有的已经是企业家什么的。那时候叫毁家纾难,比如像最有名的卢作孚,他把他的船全部贡献出来,供当时的政府大撤退。

1939年卢作孚在汉口发表演讲

当时我耳熏目染知道的都是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什么叫作爱国,那时候很明确,没有什么纠结的。

后来我到了清华,清华工学院里头,我认识航空系的学生,有人就说他当时为什么选择学航空呢,就是因为日本飞机炸。大家都知道重庆大轰炸,而我们是没有空军、没有飞机,所以他就下决心一定要学航空。这样的事情也是很多的。

所以在我们这一代人里头,我觉得爱国这是不成问题的。也没有想过这是需要纠结的,还得要表明说我是爱国的、我可是怎么样的。

到了太平洋战争之后,40年代,国民政府号召十万青年十万军,那个时候大学生好多好多都去参军了。后来因为那些大学生有的懂外文的比较多,很多都在盟军里头做翻译官。这个翻译官在后来的政治运动里头变成了一个历史问题了。

当时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我也有资格来谈爱国的问题。

首先,爱国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国家。国家这个理论非常复杂,国家的历史的形成也是非常复杂的,学术界也有不少的争论,所以我今天不可能从学术上来讲什么是国家。

比较经典的著作,比如说洛克的《政府论》,论政府是怎么起来的——因为国家跟政府是分不开的,没有一个是没有政府的国家。还有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算是经典著作。

最近我看到的对国家有比较深刻研究的学术著作是复旦大学的葛兆光先生,他有文章,也有书。还有许纪霖先生最近有一本书叫《家国天下》。

我觉得今天是不可能在这个方面展开,但是我自己有这么一个概念上的认识。

在现代国家之前,最早开始有一种族群观念,也就是放大了的家族,然后变成一个部落。部落之间有利益的冲突,大家团结起来,我维护我这个部落的利益,你维护你那个部落的利益,所以中国过去两个村庄之间的械斗有很多。不光是中国,从前欧洲的贵族像罗密欧与朱丽叶它也是家族的世仇。那时候还没有现代国家这个观念。

第一层的观念是说你爱国爱什么。实际上那是家乡的观念,我是生于斯长于斯,我的故乡,这个故乡放大了的就是我的故国。我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总是怀念眷恋有这么一份感情,我总是想着我这个故乡山水,不管这个国家小或大还是怎样。这跟政治也没有多大的关系。

第二层的观念是跟文化、历史、文明有关系了。中国人对于所谓中国,一来就说我们五千年的文明或者三千年的文明,说我们是一个文明古国。这个观念就比家乡乡土的观念要进一步。

假如是在英文里头,第一个乡土观念是country,第二个观念对应的是nation,就是成为一个民族了。但是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所以又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所以就有这么一个共同体这样的观念。

当我们讲到爱国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最刻骨铭心的爱的是这个nation,就是我们有多么光辉灿烂的文明,我们有这样的古国。所以当时抗日战争的时候有一种危机感:要亡国灭种。

怎么会灭种呢?因为也不是像希特勒杀光犹太人那种灭种,日本还不是这样的一个政策。这里的灭种就是灭文化,也就是说中国人已经不是中国了。

过去外族入侵汉族的时候,汉族没有这个危机感,因为把他给同化掉了,他们都汉化了。原来元朝清朝都进来,当时也打得很惨烈,但是最后我们感觉到这个民族文化并没有灭掉。

但是等到鸦片战争之后所发生的危机,是外来的一个整个跟我们文明和文化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比我们要先进得多、强大得多,我抵挡不住了。

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就感觉到我们这么伟大的一个民族,怎么会败于这些个,也不能管它叫野蛮民族,过去都说外头的都算野蛮民族,但是他们也不野蛮,而且文明程度有的地方要高得多。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危机。

我们讲到爱国常常想到的,我觉得应该是nation这样一个观念。所以在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教授,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经常引用并且我一直记得很牢的,他就说,不读中国史不知道中国的伟大,不读西洋史不知道中国的落后。

这两句话我觉得非常精辟。你不能因为你觉得你很伟大,我的历史文明怎么怎么样就不承认你落后了。现在,正因为你落后了你需要急起直追。

美国《生活》杂志摄影师 Carl Mydans 摄于1941-1949年间

第三层意思的国家往往是跟政权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在英文就叫state。过去是朝廷,皇族,这个朝廷代表这个国家,比如大清王朝、大明王朝,现在的历史剧经常讲这些。

当时的人想到所谓国家,其实那个时候没有真正的国家观念,只有朝廷的观念。所以那个时候的爱国实际上是忠君,就是忠于这个家族。宋朝的人忠于赵家,明朝的人忠于朱家。这个是一个忠君的观念,还不是一个真正的爱国的观念。

那个时候国家的界线都不清楚,你这个边疆在什么地方,这个朝代它是这么一个边疆,那个朝代忽然跟这边的少数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那时候连国土的观念都不是很清楚的,但是朝廷的观念非常清楚,忠君的观念是很清楚的。所以过去在有现代国家之前,所谓的爱国实际上是忠君。

比如说辛弃疾是爱国词人,他心心念念都是在想他在南宋应该收复北宋,原来北方的疆土被异族占领了,我们应该收复。所以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把北方收复了还是了却君王天下事。

岳飞的《满江红》大家都唱得很熟。他其实是说“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他要把徽宗迎回来。徽宗不是被金人给俘虏了吗,他最重要的是要把那个皇帝迎回来,这个还使得他送了命,因为当时的高宗已经不希望徽宗回来了。这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那个时候中国人的爱国的观念是没有现代国家的观念的,有现代国家的观念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因为欧洲的民族国家是从中世纪以后慢慢发展起来,它们已经有了成熟的国家的观念,有边界观念,有领土观念,主权、领土、国际法、外交。

这一套东西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朝廷是不太清楚的,所以才惹出好多好多麻烦来。包括礼仪,他觉得这个礼仪比经济甚至于比领土都重要,你跪不跪这个事太重要了。人家不这么想。所以从这个观念转变过来就有了现代国家的观念。

这之后的爱国是怎么个爱法呢?就像李鸿章所说的,遇到了三千年未见之大变局。他说中国三千年改朝换代不知道多少次,也没有碰上过这样的事。

所以从这之后中国有了现代国家的观念,而这个现代国家必须是跟改革联系在一起的,跟自强联系在一起,因此就要吸收外来文化。这些都是过去中国人从来没有过的,只有“以夏变夷”,哪有“以夷变夏”这个说法。

当时一批比较先进的爱国者就已经感觉到需要吸收外来的文化改造现在的中国。其实还不到晚清,明末的时候,比如说徐光启,徐光启就加入了天主教,他跟利玛窦在一起翻译了《几何原理》。他就已经发现西方的科学、外国来的科学是比当时中国发达的,他已经有这个观念了。那时候已经是明末了。

《几何原本》明万历时期刊本

当然后来满清打进来了之后又一个轮回。到了晚清这个时候,很多士大夫、念过书的人都已经开始觉醒了。当然觉醒的程度不一样,可是觉得非改不可了,这一点是一样的。

于是他们的认识就先从外国人为什么会打败我们,因为船坚炮利、军火比我们强,所以赶快买军火开始。然后发现军火强主要是因为它经济能力强,工业化水平高。于是像张之洞、李鸿章他们这批人就要发展工业,造船、造兵器、造兵工厂。

它经济为什么发达,因为它制度先进。那个制度能够发挥各种人的积极性,工匠的地位也比较高。中国传统的教育只有文科,念经典的这些士大夫是有地位的,其他的都是没地位的。这个整个的观念就需要改变了。

一直到像郭嵩焘他们这批人出国去考察,回来以后发现人家文化文明都比我们高。他们看我们像看四夷一样,我们变成蛮夷了,他们变成中夏了。这个观念是完全颠覆掉了。

这是最先进的一批人出国以后发现的,回来之后就觉得非改不可。所以严复就大量地翻译外国的著作,就是为了开启民智。从那个时候以后,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各种各样就开始了。

凡是他办一件事情都想的是救国,但是要救国就必须改造,必须办这些个事情。到最后是变成革命救国了,就革命了。

金陵机器制造局 约翰·汤姆逊摄于1872年

所以这样下来的话,晚清以后中国人怎么样才算爱国?这里头有很多很多的变化。忠君是不是还继续算作爱国?晚清的士大夫里头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说变革就是为了保清,让清朝能够发挥出来新的力量。它已经衰朽了,给它注入新的力量,还是让清朝维持下去。相当多的人还是采取这样的一种办法,所以也有帝派和后派之争。有人觉得光绪是可以支持改良的,慈禧是属于保守的,等等。

再到后来就觉得这个王朝是要不得了,根本没希望了。但是它有没有希望不在于别的人认为它有没有希望,在于它自己肯不肯改革。所以在八国联军之后——八国联军的事情我待会回来再稍微讲一下。八国联军打进来之后朝廷都跑了。他们还用一个词,叫“太后西狩”,打猎去了,一下子从北京跑到西安。

慈禧痛定思痛,忽然感觉到还是得改。所以等到回到北京以后,她有一个举措,就是她了解到原来连那个俄罗斯都在搞立宪了,我们也得搞君主立宪。

然后她就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国外的宪政是怎么样的,考察回来之后人家提出了很多改革的方案。结果她还是犹豫:第一,已经太晚了。第二,最重要的,她还是放不掉原来皇亲国戚的既得利益,所以她最核心的东西改不了。

宪政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你放弃你的权力,你得接受一套制度的监督,她这个核心权力不能够放弃的话等于不能改革。当然那个时候好多好多改革派已经等不及了,所以她最后一次改革失败是她自己没有决心真的改革。最后辛亥革命就来了,这些我就不用多讲了。

乘坐并肩舆的慈禧太后(拉里贝摄于1903年)

但是这个里头就有一个爱国还是爱朝廷的问题。当时对于保大清王朝的来说,这是爱国,爱大清王朝。但是对于搞革命的,像孙中山这一批人而言,我要爱这个中国的话,我非得把大清给灭了不可,我才能够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我才能够保住我们的nation,但是我得颠覆你这个state。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我刚才讲到了爱国的问题,里头就有一个义和团的问题。实际上清朝真正的完全衰败是在义和团事件之后。义和团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打教堂、杀洋、扶清灭洋。原来它是反清复明的,因为受到了清朝某些官员的安抚,就把它给招安了,它就变成了扶清灭洋。

当然洋人当时已经是在不平等条约之下来中国的,他一定不会是很平等对待中国人,这一点是肯定的。因此他们心里有所不平,但是采取的办法是砸教堂,杀掉传教士。以至于后来发展到去攻打外国使馆,见着洋人就杀。

但是其实杀的最多的是中国人,比如说信教的教徒,卖洋货的商家,简直是滥杀了。这个闹得是非常厉害。这种也不叫农民起义,因为当时山东大旱,大家非常急躁,在这种情况之下也不能种地了,好多游民就出来。

中国这种事很多。大家组织起来弄个一个什么教,然后有一个自称为大哥的人说我是刀枪不入怎么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就看地方官怎么处置了。

最开始的时候,中国的皇家统治者向来见着民间的团体是镇压的,他是不允许民间有自己的团体的。但是他忽然发现他们是打洋人的,觉得借他们的力量杀杀洋人的威风也挺好的,所以就把“剿”变成了“抚”。这样一来朝廷都支持它,它这个势力就越来越大,以至于滥杀。

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外国就抗议,并且要派兵来了。说你连我的使馆、外交官、教堂都保不了,那我自己派兵来保护。他们就以这个为借口。

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很危急了,朝廷就分两派。一派主张赶快镇压义和团,不能够让他们胡来;并且跟洋人讲和,说我现在可以保护你的使馆,然后我们怎么怎么样。一派就主张说是民气可用,干脆用他们跟洋人斗就行了,支持它。

结果主战派胜利了。而死谏的那几个大臣就牺牲了,有五个大臣被杀,因为他一天上好几道奏折说绝对不可以干这种事情,说自古以来,连春秋时代都是两国相争不斩来使的,绝对不能够围攻外国使馆,义和团必须镇压。

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谁爱国?谁卖国?谁祸国?那些个主张不要杀洋人的人,他们是爱国还是汉奸呢?那个时候另外一派人说他们是汉奸。

还是说义和团和支持义和团的人是爱国呢?因为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常常还是把义和团作为一种爱国运动来宣传,而且只是说他们用的方法不对。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时慈禧居然向十一国宣战,跟他们说我保不了你们,你们赶快撤。然后完全放纵义和团进北京,从山东跑到北京来乱杀一气。

在这种情况下,另外一种人,李鸿章、刘坤一,还有好几个,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这些总督们在一起说抗命。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乱命不从。从前圣旨下来之后你怎么能够不从呢,那是要杀头的。

结果他们联合起来,搞了一个“东南互保”,跟当地的洋人,那些个领馆的代表或者是外国人谈判说,在我们所在的辖区,我保证你的安全,但是你也保证你不派兵进来,你不能够来祸害我这块地方。

所谓东南是长江以南,甚至于是淮河以南一直到广东,是中国人口最密,经济最发达、最繁荣的地区。结果他们这一“东南互保”保住了。所以那个被蹂躏的,先是义和团大开杀戒、后来八国联军进来的也是在北方,没有祸害到这一大片土地。

李鸿章(约翰·汤姆逊摄于1872年)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做法,你算它是爱国呢还是算什么?我觉得应该算是很大的爱国举措。而且当时晚清的这些个大臣,居然还能跳出愚忠这样一个范畴,想出这么一个好主意来,我觉得是立了很大的功。结果中国这么大片的土地没有受到影响,这个是所谓爱国。

但是在不同的角度来看的话,可以说他们是卖国。居然中央的命令可以不听,而且还自己跟洋人去谈判。上面已经是宣战了,你这儿还去讲和,这个不是很不对吗?

所以对于什么是爱国,什么是祸国,不论是出发点还是从结果来看,如果从一个历史回顾的比较远距离来看的话,我觉得应该看得很清楚。

可是现在实际上还有人看不清楚。还是觉得你只要对洋人硬、你只要主张杀他们就是爱国,你不主张杀他们、你主张跟他讲和就是卖国。那就没办法了。

后来牺牲的那个五大臣,半年之后朝廷就给他们平反,说是官复原职。其实他们都死了,就给他们封号重新安葬。这个影响其实不仅仅是在朝廷,在老百姓里头一直把他们看成是二毛子,那个时候二毛子就跟汉奸差不多,或者叫汉奸,是替外国人办事的、为外国人说话的,一直到重新安葬的时候才说原来他们不是二毛子。

这说明在老百姓里头就有这么一种情绪,觉得打洋人好得很。这种情绪实际上一直并没有完全消灭,每到一定的时候忽然就会出来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爱国还是爱民的问题。国家是干什么用的?是保护人民的,是保障人民用自己的力量能够求得生存和幸福的。如果以国家的名义剥夺人民的幸福或者是害民,那这个就不能够叫爱国。

国是以民为本的。原来从孟子就说得很清楚,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现代的国家变成了人民共和国,人民的国家,那就更加应该是以民为本的。

这个民不是一个抽象的人民。我们常常用抽象的人民来代替一个一个真正的人,说我这是为了人民,但是剥夺所有的活生生一个一个人的生存权,这个也是不对的。所以爱国首先是爱民。

另外,我刚才讲了,爱国跟自强、跟变革、跟启蒙、跟社会进步有关系。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大概2001年我们跟美国有一次撞机事件,那个时候也是群情激昂,我正好在西安有一个讲座,在这个之前当然参观了秦始皇的兵马俑。

当时在西安,很多人的这种情绪非常厉害。说我们西安当年秦朝在这儿这么伟大,这么强大的秦朝,你看这个兵马俑,光是这个墓就这么了不起,我们今天怎么这么受气呀。

我说你要是活在秦朝的话,你想做哪一部分人?

假如说做秦朝一般的老百姓,当时秦朝是“偶语者弃市”,它非常怕你造反,两个人在街上说悄悄话就可以把你给杀头的。还有行人侧目。什么叫作侧目?就是在路上互相看看,不敢说话的。这个当时是很厉害的。

或者你愿意做那个被坑的儒,读书人,还是你愿意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李斯?最后被腰斩。你愿意做秦始皇?秦始皇自己连死了都不敢发丧,后来尸首都臭了。

你觉得在那个时候非常幸福,那是你想象中的。还有当时的兵马俑,兵马俑里头另外还有一个坑是没有挖的,为什么,里头全是白骨。做兵马俑的这些非常了不起的工匠,做完了之后都被活埋了,怕他们出去泄密。

所以你愿意生在秦朝,你是想象你伟大得不得了。但是你生在秦朝你要做哪一部分人?我现在不是说从历史的角度讲秦朝到底在历史上有没有建树或者是怎么样,因为秦朝是特别短的,也是挨骂最多的。特别长朝代的就有很多人为它歌颂了,这个不去说它。

但是常常中国人很容易想象我们过去多伟大,你先得想一想你要做哪一部分人。

所以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真正现代的国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使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人都能够得到幸福的这样一个国家。我们追求的是建立一个有平等的权利追求自己幸福的国家,而不是只是想象中我开疆拓土伟大得不得了。

我们现在电视里头经常出现一个非常伟大的皇帝,一会儿是汉武帝,要么就是雍正,要么就是康熙,伟大得不得了。这个皇帝伟大得不得了,你得想想那个时候的老百姓,到底是哪一些阶层的老百姓觉得活得最舒服。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核心价值观,有24个字是吧,还是说得挺全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人起草的,但是它该有的都有了: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文明,还有一些。

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你光有一个爱国,然后你要叫它富强。富强的富是什么,是政府财政富呢,还是老百姓富?再说强,军事很强,其他的你强不强?比如说你的文化强不强?你的教育水平强不强?你的创新能力强不强?

所以我觉得设计这个核心价值观里头,它不光有爱国和富强,它包括了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还有文明。如果没有这些,你要是越来越野蛮,用野蛮的办法治国那就是不行的。

我们爱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爱一个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文明的国家。我觉得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设计得非常好,把这些都包括进去了。

对于我今天要说的这个主题,什么叫作爱国,我觉得要好好体会这几个方面,如果没有这些个,那你爱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比如说希特勒纳粹的时候,国家曾经有一度非常非常强,能够闪电战打败那么多国家,哗一下,甚至于回过头来打苏联都一直能够打到莫斯科,多强啊。而且它开头的时候经济能力也是很强的,不然的话它支撑不了。但是它没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它就长不了。

日本军国主义当时也是以爱国来号召所有的民众,而且那些民众当时也真的自以为在爱国。甚至于你看那个神风队,连20岁都不到的年轻人开着飞机明明知道要去死就去撞了。这也是爱国。

可是实际上对日本说起来,先不说对中国,对日本说起来它绝对是祸国——结果招来了两颗原子弹。这种爱国看得很清楚嘛。但是在当时那个时候,30年代、40年代的日本人,绝大多数可能就以为他这个就是爱国。所以我们对于爱国这个事是要弄得很清楚。

另外我们有一句话叫作儿不嫌娘丑,就是说你非爱这个国不可,不管她多丑你都得爱她,因为她是你娘。这个我想想是有很大的问题。

首先你觉得那个娘丑定了,凭什么你觉得她丑?我们这个大好河山多美丽呀,干吗说她是丑的呀?这个就不对。既然我们爱这个土地,我们就得爱护它,不让它变污染,不让这些水都变成臭水,想办法爱护这个土地。

另外,假如这个娘丑的话,意思指的是比如说很落后,有很多不文明,那你就应该想办法改造她,让她变得文明。这个娘要生病了,你得想办法给她治病。你不能够说你就丑到底了我也得爱你。这个不对。

你要觉得她哪些地方不美,你就想办法把她改美。这是可以改的,这个不是天生的,跟人不一样,人现在还能整容呢,你就得想办法改造她。而且说这个话就有点没底气,就是觉得自己还是丑的,只是让你别嫌弃就是了。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爱国是跟改造在一起的。在民国初年的时候或者是晚清,有一大批留学生出去以后都回来,就是想着你看,人家比我们美,我就得想办法来改造我们自己的国家。都是所谓“偷天火”,到外头去偷回来。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头,因为这个比喻本身也不是太恰当,它要改造的时候就有一大堆既得利益者或者是保守派,要反对这种改造,所以这个改造很艰苦,有人要坐牢的。

改到制度的时候,改到触动核心的利益的时候,这个利益是祸国殃民的利益,那些爱国志士们就要牺牲了。从晚清这一百多年来,有很多人为了爱国,为了要把这个国家变得更好而做出了牺牲。

现在有人一天到晚骂中国知识分子,说他们软骨头,说中国知识分子怎么现在都好像不发声。我想到我看到过的一篇文章说,不要再骂中国知识分子了,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为了爱国而做出这么大的牺牲的?

这个话也不是我第一个说,我看到这个也受到很大的启发。哪一次国家危难的时候,真正起来呼吁的、为人民鼓与呼的、为民间疾苦说话的,都是知识分子。

所谓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比较宽泛的、比较不确定的,并不是说所有念过书的都算在内,有的是在体制内的,有的是在体制外的,像我刚才说晚清的这些士大夫们都是做官的。

像我说的那五大臣,他们有一个传统,叫文死谏,文官死于给皇帝提意见,明明知道很可能要杀头的,他也非得说,因为国家安危在这儿。

但是那个时候国家安危系于一个人,一个决策者的一念之间,所以他必须得说动他,他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来,所以他必须冒死也得跟最高决策者辩论。这个是当时爱国志士的一种表现,是吧。

所以说,我觉得那篇文章就说得挺对。不过我不知道他怎么算出来的,他说从比例上来讲,知识精英为爱国而牺牲的比例高于在战场上的士兵牺牲的比例。他是指从鸦片战争一直到现在。当然因为知识分子底数本来就很小,你一共就一千个人,牺牲一百个人就十分之一了,战场上的军队有好几百万人呢。所以他这个比例可能是这么算的。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他说的这个还是挺对的。就是说真正每一个时代站在最前沿的,为这个国家甘愿牺牲,或者是要为民间疾苦鼓与呼的,还是一批知识精英。

而且本来应该是这样的。因为他既然在一个教育并不太发达的国家,他比别人多读了一些书,他多懂了一些道理,多了一些思考,他自然就应该有这样的担当。

什么叫作担当呢?就是对于自己切身利益以外的事情的关心。孟子说一般老百姓无恒产就没有恒心,你必须让他有财产。他觉得老百姓应该有土地,然后他就有恒心,他就好好的。

他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这个士就是有担当的读书人。他自己也没财产,但是他还要为这个国家操心。他要操心的不是他自己的安危问题,不是他自己的温饱问题,而是整个超越他自己利益的。

那么中国有没有这样一批爱国志士?我觉得完全有。一百年来就是这样来的,有好多人超越他自己。刚才我说的那位聂家大姐姐,他们家很有钱,房子很大,但是她就跑了,把这一些都抛掉了,她去抗战去了。

那个十万青年十万军,参军的大多数是富家子弟,或者至少是家里比较富裕的,因为那时候上大学的就不多嘛。早期的共产党很多家庭出身也是地主或者是资本家,他就抛弃了家庭跑去革命去了。因为他信服这个道理,认为这是能够救国的。

所以作为士,作为知识分子的爱国,他是要抛弃自己的切身的利益的想法,然后为更大的一个范围的人群的利益来着想。我觉得凡是有事情的时候应该都是这样的。

当然有的时候人数多,有的时候人数少,有的时候有一个趋势就越来越不发言了,也有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说知识分子最爱国,这话没错,我是比较认同的。

我自己所切身接触的各种各样的人,你比如说在民国初期的时候,日本留学生最多。出去留学的人,一部分人比如说庚款到美国去留学,相当多的人是去日本留学,因为最便宜、最近、最容易去。

可是等到抗日战争的时候,绝大部分的日本留学生都是抗日的。当然其中也有做汉奸的,而且日本人重点就是要去找那些日本留学生来为他们服务。

比如最有名的一个,像周佛海,他原来是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后来到了汪伪政府里头去,最后被国民政府抓起来,在监狱里头死掉了。他就是一个日本留学生。但是绝大部分的日本留学生在跟日本打仗的时候绝对不会站在日本这一边的,这个是很清楚的。

清末中国留日学生合影

现在说我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还想借几分钟说一下全球化的问题。

因为在全球化的今天,对于国家的观念也有一些变化,其中有一个变化是很多利害不是在一国之内了。不一定说你占便宜了人家就吃亏,或者你吃亏了人家就一定占便宜,互利的东西特别多。这个就不用讲国际贸易了,比如像环保或者是缉毒。

比如说公益慈善这个问题。我们常常有一个观念,比如说外国基金会到中国来做一些公益事业,说它是来和平演变的。什么叫作和平演变?意思是说你要是拿了它的钱,你就相信西方价值观了还是怎么样呢?或者是你就会怎么样了呢?我就怎么也想不出来。

我说我们是必须要演变的,这个演变当然是和平好,而不应该是暴力演变好。一个国家要前进你总要演变。外国的基金会来做了一些事情,除非它是来买情报的,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不是基金会的事,是外国情报机关的事,那是两个概念。所以我觉得这种稀里糊涂的概念,常常在很多人的脑子里头是搞不清楚的。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倒是真的问题,就是现在不管你口号喊得多响,但是很多人都可以用脚投票。

现在移民非常之多。过去的民族资产阶级,他基本上是以发展中国的经济为己任的,他绝对不会想到把他的资产大批移到国外去。但是现在是可以的,现在财富是可以移的,他觉得在这儿不够安全了他就到外头去了。

知识精英过去绝大部分都是回来,要改造我们自己的国家。现在看看,改造太难了,我就走了。而且我的专业在国外有更加好的发展,比如说杨振宁,他要是留在中国,他不可能有这样的成就。这是肯定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批的财富和精英都可以自由流到外国去。这个完全无可非议,我不是说用道德来说你这个就不爱国,但是其结果就是使得改造中国的力量会比以前少得多了。过去那些精英都留在中国,哪怕牺牲掉脑袋他也要改造中国。现在已经缺乏这个可能,已经有了另外的出路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也是中国所遇到的一个爱国危机,这个才是真正的爱国危机。

因为这是一个无可厚非的事情,而且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大家完全有权利可以做的。你也可以流来,他也可以流去。但人家不流来,或者流来的是另外一种情况。

我们的精英和最有本事的人、最有志趣的人都流出去,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你输出国是损失,输入国就是收获,这种国际竞争是无形的。我觉得这是现在在全球化的情况下一个让人可以深思的问题。

比如说,我在美国我就觉得美国人对于改造自己的国家特别地积极。每一个人,不是每一个人吧,我碰到的大概也是受过一些教育或者是自己事业上有所成功的人,都是觉得美国这个地方不对那个地方不对,应该改造。

为什么呢?我觉得因为他们没处跑,最后他只能在美国待着。别的国家的人都往他那儿去,他要跑也跑不到别的地方去,别的地方也没他那更好一点吧,所以他就要以最大的力量改造自己的国家。

你看美国所有的报纸,各种各样的媒体天天在那儿讲美国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对政府提出各种各样的批评,整天地暴露它这个社会里头的一些不好的事情。

我记得有一个美国教授是非常非常反对川普的,川普上台之前,他说我绝对不能让他当我的总统,他要是当了总统的话我就要移民了。结果他到现在也没移民。

他还是好好地在那儿待着 。他如果要是在那儿待着,一表示不满把他镇压下去了,可能他就要跑了。他既然能够天天骂他,他还可以在那儿待下去。

所以我提出这些问题来,我也没有结论。就是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个爱国的问题又产生了新的问题。

好,我今天先讲到这儿。

本演讲视频和文字经授权选自|一席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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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伟 | 电影《芳华》:一部被“狼奶”浇头的平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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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没有看这部电影的打算,读了一位朋友写的《哪有什么芳华,不过是狼奶》,让我有了去看看的想法:电影里边都有些什么狼奶?

昨晚终于把芳华给看了。和老伴交流了一下观感,竟然基本一致。

这是一部很平实的作品,不仅故事的推进平铺直叙,而且情感的演绎也基本是自然平实,没什么大的起伏。除了女主人公在精神迷失中被战友们的舞蹈和音乐突然唤醒,自己跑到室外草地上翩然起舞——那一幕让我眼眶稍稍湿润了。

在私聊中,王洪波兄提到,尤其注意到女主人公走出去时的背影,这个镜头感和演员表演还是颇见功力的,用背影表演其实比用正面表演还难。

从艺术上讲,电影《芳华》是一部平庸之作,看不出导演往人们心里走的更多努力,故而不具备那种直透灵魂的力量。

作者只是比较平实地记录了一段过去不久的历史,既没有刻意去歌颂什么,也很难找到它在批判什么。这在当下权力关系密不透风地强制着人们必须“是谁”的政治环境里,能守住“中道”这一点,也算是难能可贵的了。

我的老友田光辉就说,《芳华》更像是一部纪录片,如实地表现当时人们的真实的平淡的无意识的“疯狂”,不是也有令人反思和警惕的价值吗?

所以说,在审查机制如此严苛的当下,把《芳华》拍成现在这样一部平庸之作,也是可以理解的。

 

也许正是电影政治倾向比较含糊这一点,让猫左和一些民主“红卫兵”们,各自找到了一些发泄情绪的空间。(民主红卫兵,是我发明的一个词,此前我曾用“不甘奴”称谓这种现象,指的是一些把民主当做真理, 认为真正掌握和深刻理解民主理念,一边标榜自己是传播和捍卫民主精神的战士 ,一边立足于道德高地,斥责稍有不同意见的是脑残和洗地。主宰他们思维活动的还是那些与旧体制同构的日用而不知的非白即黑即、非友即敌、政治正确、泛道德主义的文革思维模式)。

还没机会读到严歌苓的小说原著。如果剧作者的严歌苓真的认为,这部电影忠实地再现了她的小说原著,那么可以据此判定,这部小说在严歌苓的小说中,大概属于最平庸的一部。

当然,作为经历过那个时代、也有过军旅生活的过来人,这部电影还是唤起了我对那个时代的一些记忆。

电影结束之后,我没有着急站起来出去,坐在空荡荡的放映室里,体味着从心里缓缓涌出来的心酸。想起了不知谁说的一句话:国家走了一段弯路,对于许多人,付出的却是一生的代价。

在那个时代,对理想的追求越是真诚,青春芳华的付出越是慷慨,这人生的悲剧也就越深刻。这部电影虽然有这样的努力,可惜没有着力。而是用一个小团体中常见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性瑕疵,替代了制度环境的悲剧成因,从而弱化了作品批判力量。在当下严苛的审查制度下,导演的无奈也许可以理解,作品的缺憾却无可弥补。

所以我个人以为,这部电影作为一部平平之作,既不值得煞有介事地批判,也不值得给予什么赞扬。愿意看看可以去看看,不去看的也不会觉得是多大的遗憾。

这篇小文写出来,我曾私下征求几位好友意见。

北师大刘某教授对我说:无论是小说作者还是导演,能够把那段被当局刻意回避的历史写出来,总是值得肯定的。那场战争是一场不正义的战争,当局从中所获得的利益如今似乎也已经被消耗殆尽,剩下的只有血腥和龌龊。如您所说,电影很平庸,但是如果不平庸,在天朝它就根本不会被允许拍出来放映出来。所以,冯小刚能够选择这部作品来拍电影,并且最终能公映,已经算难得了。基于这个认识,小说或电影是否平庸已经不重要,影片中的人物格调不高鸡毛蒜皮更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人物的命运折射出那场战争乃至那个时代,勾起人们的记忆,引发某些思考,这就足够了。

济南刘庚子老师说:我看《芳华》整个的我应该说是站在外边儿,没有动感情。因为他也没有让我动感情东西。刺激的镜头只有两个,一个是刘峰被审查时,政工人员的嘴脸。一个是在战地医院拉来一车结果是尸体,只有一个活的。我觉得他这两个镜头还有价值。其余的那些东西,就是他们一些文艺兵,当时实际上是一个很有优越感的团体的一些平常的故事吧。

老友田光辉先生认为,如果把电影《芳华》的思想深度,等同于了冯小刚本人的思想深度,而丝毫不考虑不体谅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之下,一部电影的公映是何等百曲千折,这种秀智商的优越感也很无聊。尤其是在抗日神剧和古装剧青春剧盛行的今天,我更看重它为冲破表现题材的禁区作出的努力。

我的同学,著名作家兼编剧路远认为:这是一部中等偏上的电影,但为什么这部电影会火🔥?就是我们国产影片连平庸作品都够不上,所以出来一部这样的作品居然成了“另类”,如果十分是满分,艺术上我给它六分,思想深度上给四分。正所谓矮子里拔大个,它比那些更平庸的庸俗之作要冒尖。

我的另一位同学,诗人、宗教艺术家、清华大学博导岛子教授认为:读了小说本文,批评观点才会明确,尤其编剧和原著是同一作者。据过去印象而言,咱们那半个老同学严歌苓是具备政治批判能力的作家,对"先军"文工团的XX化历史要比我们敏感。我至今没去看“芳华”,电影到了冯小刚已经不能再平庸了,野心大于才能还是小可,其重大顽症在于纯正信仰的匮乏、忏悔意识的淡漠。

我的另一位朋友钟兄认为:剪刀手的因素似不应忽视,我们都不知道被剪了多少,在世界上的剪刀手下,没有几个像维纳斯那么幸运,丢了双臂反而更美。对于现代文明正常的价值观和艺术表现,显然和剪刀手是相冲突的,再好的艺术品,倘被剪去价值表现和人文精神的亮点,立即就会无比平庸。所以,我既没有去看电影也没有做任何表达,因为目前无法获得完整信息。精彩的艺术被剪得滑稽可笑的例子,我知道很多。

 

前几天,网上出现了一场几乎一边倒的对《芳华》的批判,甚至还有对编剧和导演两位主创者的谩骂。在前边谈了我对电影的粗浅观感,有分享了几位朋友的看法之后,我想借此机会对这种对文艺作品进行政治批判的现象谈点看法:

1、“真正的艺术从来不是反抗的工具,而是作为受难的证人。”

这次对芳华几乎一边倒的批评,让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想起了那个延安讲话,想起了党文化对文学艺术的几十年来持续的围剿。

试图把艺术创作绑上任何政治斗争的战车,对艺术家的作品进行单一的政治批判,根子上还是想把人变成工具的一种努力。这与公权力对影视剧作品的严苛政治审查,是异曲同工。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没有掌握公权力。

2、艺术是丰富人性的再现,非要把它压进政治的模子里,只允许单向度的存在,等于扼杀了艺术的生命力。

把具有丰富内容的生活只做单一的政治化理解和评判,如同把本来具有多重身份的个人进行单一身份认同一样,都是过去几十年组织化洗脑、塑造工具人格的一种有效方式,也是组织化灌输所谓“狼奶”的一种得力手段。

作为一个深受其害的过来人,这种记忆铭心刻骨,以至于那种东西无论在哪里以什么方式冒出头来,我都能立即辨别出它的真实面目。

3、别跟我号称什么“道德勇气”。挥舞政治正确(无论这政治正确的内涵是党化还是民主化)的大棒,围攻一位作家艺术家的文学艺术作品,从来不会显示什么人的道德勇气。

有危险才会产生勇气。站在没有危险的地方,也不会有勇气存在。

4、一位作家写什么,表达什么,完全是他的自由;同理,任何人进行正常的文学批评,也是批评者的自由。

我警惕和批评的是,携带着政治正确的大棒,站在道德高地上,捕风捉影,对文学艺术作品随意扣帽子打棍子贴标签的做法。

在我看来,这种批评是闯进个人自由领域横冲直撞,是对自由精神和创作自由的的粗暴碾压。

5、更何况有的批评者连这部电影和小说都没有看过。当我对一位朋友(他是一位著名的批评者)提出这个问题时,他竟然不觉得这是个问题。

现在进行文学艺术批评,竟然连了解这个作品的过程都可以省略掉了,这差点惊掉了我的下巴。不禁发问:常识呢?批评的常识哪去了!

6、别跟我说这是你的言论自由。自由不是不负责任的任性,不是虚妄中立足在道德高地,就可以肆意践踏别人的自由。我的老朋友田光辉认为,对《芳华》的文学批评,在此时的天朝,我认为应该肩负起深入解读和反思作为素材的芳华的使命。

避免越界的一个简单方法是:在允许选择,或者有选择空间的地方,也许没必要质疑或批评;这是因为,如果你不喜欢,直接拒绝说不就是了。

在不允许选择,有能力封闭异见,拒绝批评或者根本没有选择空间的地方,才需要坚持坚守质疑和批评的立场。

7、我愿意再一次强调:关心政治,或对政治有兴趣的人,首先具有的品质应该是人文精神和悲悯情怀。他们的动机应该出自爱,而不是恨。

 

最后,呼应一下本文的标题。

在电影《芳华》里,我没找到什么“狼奶”,却发现在一些义正词严、貌似代表着正义和真理的,针对电影《芳华》的批评批判文章里,却夹带着某些批评者残留在自己观念里思维里的狼奶,从而把电影《芳华》没有来由地涂抹成了一张“花脸”。
2017、12、28,于济南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怀着温情,追求正义。

刘亚伟

刘亚伟,笔名亚子,原籍山东曲阜,北师大研究生学历,自由作家,独立学者。致力于推动中国政治制度现代转型。近期有微讲座《自我启蒙与救赎》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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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诗人”余光中逝世 引发大陆集体缅怀

December 14, 2017

图片版权 Taiwan CNA Image caption 所有大陆网民几乎是一边倒地缅怀和难过,以及对余光中表达感激和祝愿。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文学家、著名诗人余光中周四(12月14日)病逝,享年89岁。

余光中日前已传出疑似中风住院院,肺部感染,后转进加护病房住院检查。

余光中1928年出生于南京,祖籍福建永春。

最早在微博转发余光中逝世消息的大陆媒体之一为《北京青年报》,随即引发了强势关注,一个小时内,该条微博的互动数(转发、评论、点赞)就超过17万。

中国官媒人民网和新华网都进行了报道。人民网发文称,”余光中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热爱中国。’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这一句句击中内心的文字使他的名字永久地镂刻在了中国新文学的史册上。” 新华网发文评价他,”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是当代诗坛健将、散文重镇、著名批评家和优秀翻译家。”

大陆网民集体缅怀

在微博, “余光中病逝”的搜索数也迅速超过60万。

余光中病逝在中国大陆引发网民的集体缅怀。

所有大陆网民几乎是一边倒地缅怀和难过,以及对余光中表达感激和祝愿。

能够在大陆以此程度被集体缅怀的公众人物并不多。最近被集体缅怀的对象是香港影视大亨邵逸夫,他因广泛捐助国内大学建造”逸夫楼”而唤起大陆民众的共同记忆。

大陆的地方政府和地方媒体也纷纷发文和微博回忆余光中的到访。

认证信息为成都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的 “@成都发布”介绍,”余光中曾到过武侯祠讲演过”诗情与酒兴”、在杜甫草堂拜祭过诗圣,还专门写了一首《草堂祭杜甫》四十行诗。”

“@浙江在线”快速发表长文回忆,”身为杭州女婿的他曾多次来杭”,并在杭州作了”两岸交流日,乡愁自解时。海峡隔两岸,不阻彩云飞”的诗句。

余光中家乡南京的《现代快报》则再次发布几个月前采访余光中的视频,并不无伤感地表示,”就在今年4月份,现代快报记者曾专访余光中老先生,他和记者聊起家乡南京,还’秀’了南京话,还说希望能再回到家乡看看。”

“伴随我们语文课本的乡愁”

从媒体及网民反应来看,余光中诗作《乡愁》被提及频次最高。

羊城晚报等媒体放出余光中朗诵《乡愁》的视频片段;网民也化用”乡愁”来抒发缅怀之情——”@往事越千年1893“:”魂归母亲,一解乡愁!” @Osmond_关秋阳:”我在这头,您却去了那头。”

余光中在大陆民众心中的地位重要,很大程度来自于其诗作被列入中小学教材,这意味着几乎每一个在大陆接受义务教育的年轻人都对这些诗作耳熟能详。

”@媛馨菇凉“所言,”余老先生的作品影响了中华民族的万千儿女。” “@_Zzanglu”说,”一路走好 伴随我们语文课本的乡愁。”

一些还在校的学生可能感怀更深。“@哔哔哔西瓜侠”:”昨天晚上上课还全班一起朗诵了《乡愁》……当时还在想……余光中老先生还健在真是太好了…… 结果今天……看到消息一时不能接受……”

“@難為的野”:”昨天老师才给我们念了余光中先生的诗,今天阿就看到了这消息,一路走好”。

图片版权 CNS Image caption 《乡愁》表达了一个身在台湾之人对中国大陆家乡的深切感怀,因此很多人借其寄托两岸统一之的愿望

哀思背后的两岸统一之愿

《乡愁》表达了一个身在台湾的人对中国大陆家乡的深切感怀,因此很多人借其寄托两岸统一的愿望。余光中的逝世,让不少中国大陆网民对”两岸尚未统一”表达惋惜。

“@做我的凡一魏”回忆,”我的老师说他每年教学生《乡愁》这首诗时,都会在结尾处留下一个期盼,祝愿台湾早日回归。如今,写这首《乡愁》的老先生也已离开,台湾依旧没有回归。愿天堂没有乡愁,两岸早日统一。”

“@枫卓白羽”说,”您已归去,台湾还未归来,遥遥的乡愁,依旧相隔两岸。” “@my陈婷婷”说,”先生走好,可惜在你有生之年台湾还没有回来。现在,乡愁是一个坟墓,你在里头了,放心,我们在外面,帮你看,看台湾回来。”

“@ Superego啊”更是评价余光中为,”一个诗人,一个爱国者”。

“大陆刷屏,对岸无声”

不同于大陆民众的一致缅怀,台湾民众的态度更为多样。

比较多见的是,不少网民在推特和脸书上用”余光中“R.I.P”(安息吧)表达缅怀。

也有相当部分在表达负面声音。比如,有网友在推特上表示,余光中是其国中的梦魇,因为”他的课文很无趣”,“无聊到在课本上乱画”。

但总体而言,台湾民众在社交媒体上的反应在数量上远少于中国大陆。

对于两岸网友不同的反响, 有网友在脸书上评论说,”人们缅怀的不是他的文学,而是他的‘乡愁’。有人缅怀他的乡愁,就有人憎恨或无视他的乡愁。所以抒情诗人走了,大陆刷屏,对岸无声。”

转自BBC中文网 2017-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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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文诗风靡两岸三地 台湾诗人余光中病逝

郑仲岚 BBC中文台湾特约记者

台湾中山大学证实,诗人余光中14日逝世,享寿90岁。

在两岸三地享有盛名的诗人余光中,12月14日病逝于台湾高雄,享寿90岁。根据台湾中央社报导,其女余幼珊表示,家族都很难过,不愿此时多做回应。

稍后医院证实,余光中11月底就被送往医院急救,当时有急性脑中风症状,随后持续在医院观察。但因为年纪较大,身体有慢性疾病外,也陆续并发肺炎与心衰竭等其他症状,一度被送往加护病房观察。14日仍是因为呼吸衰竭不幸过世。

余光中任教高雄的国立中山大学外国语文学系达32年,是该校国宝级的退休教授。校方对BBC中文网简单回应:”余老师是镇校之宝、艺文界先驱、对本校作育英才无数、贡献卓越、消息一出全校皆感到哀痛”。

台湾总统发表哀悼声明,表示余光中对台湾现代文学的发展有其”重要影响”,不只诗文广为人知,精心翻译的外国作品,如梵谷传,还启蒙了许多文艺青年。

文化部长郑丽君表示,余光中先生一生在诗歌、散文、评论、翻译等文学工作成就有既深且远的影响,台湾现代文学史上”必须铭记”。

余光中以新诗闻名,但一生提倡中国古文,也勤力翻译欧美英文经典。

一生文学风格多愁善感的余光中,其作品中也常见到丰富的感情。出生于1928年江苏南京的他,求学时在四川,又经历国共内战后来台湾念书,又赴香港、美国任教后再回台,一家人不时转进多地,这样的生活造就了他的文学感性。

一生提倡文言文

过去十年来,台湾的整体局势变为更走向本土化,时不时在中高校学生教材与意识型态上,出现去中国化的声浪。而余光中则是一直力倡文言文的重要性,当台湾官方考量删减文言文在教科书比例时,他大表反对。

今年8月时,余光中曾与多位学者一起连署,要求民进党政府不要删减文言文在课纲的比例,他担忧地表示:”文言文是语言根基,如果抛弃不用,就会成为没有记忆的民族”。

2015年时,余光中也曾感叹:”现在年轻人太倚靠网路,很多正确的字写不出来,国文程度低落”。他表示,年轻人要”从小背一点唐诗宋词、诗经跟古文,都是有好处的”。

余光中曾于2015年,被当时总统马英九授勋,余光中与马英九也有私交。2012年,当时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用单词”Bumbler”形容马英九,但余光中将其解释为”大智若愚”。

余光中日前才度过90大寿,当时气色仍相当不错。

2011年,余光中曾在《联合报》副刊发表手写新诗《某夫人画像》赞扬马英九夫人周美青的廉洁,却被部分文学界人士批评余为”马屁诗人”。

而在陈水扁政府时期的2006年,当时提倡”去中国化”政策下,想减少文言文在教材比例,余光中对此提出批评,认为当时的教育部部长杜正胜提倡白话文行为鲁莽,没有与台湾作家们取得共识,曾言:”我能当千年的作家,但是部长能当多久呢?”

晚年仍旧创作不懈

余光中逝世,与其相识多年的台湾作家廖玉蕙,接受《联合报》访问时说,余光中的手写稿美、文彩动人容易吸收。纵使中年过后仍旧创作不懈,其认真敬业、提携后辈的精神都让他相当感动,他的一生足以堪当各界典范。

甫刚于10月26日度过90大寿的余光中,当时在校方举办的生日会上现身,仍旧气色相当好。曾经任教香港中文大学11年的余光中,香港方面也有不少友人前来祝贺,他回忆当时住在沙田空气好、更重要的是中文大学的”待遇也好”,引来不少笑声。

余光中曾在1978年的台湾文坛上掀起”台湾乡土文学论战”,表示台湾的乡土文学与中共”工农兵文学”相似,一度让台湾文坛风声鹤唳,但最后台湾当局并非对此展开逮捕,事后余光中在2004年回忆时,只表示当时是出于爱国心,绝没想陷害人。

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余光中的诗词也传到对岸,作品”乡愁”更曾被前中国总理温家宝改编,引发”诗词统战”一说。如今随着余光中过世,他的一生从中国大陆、香港到台湾,两岸三地都对他串起了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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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正荃:我的碎片(八)

【文人学者,不是明星】文人,学者,不是明星。原本就应该是寂寞的。所谓三年寒窗苦,十年冷板凳。你选定了这行,就不要去凑热闹。可现在,许多文人不甘寂寞,都在往明星的队伍里挤。有意思吗?不过,我现在想说的是另一层意思。就是这个世道,对一些文人,太冷眼,太势利,收得太紧,管的太多。贾先生的晚年,就已经很冷落了,他写的文章和写他的文章,在纸媒上,都很难再发表了。出书,那就更难啦!那时有家出版社要我组织几本文化老人的丛书,两本顺利通过,先生这本送上去审就石沉大海了:这是最厉害的,不说不行,也不说行,就让它放着,躺着,不死不活。我找到这家老总,他非常为难。说,我手下还有几十号人呢 ,能老去催吗?这句洋人肯定听不懂的话,国人只需一点,就懂其深意了。先生深明大义,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绝不会做出有辱我做人准则的事情。花了大功夫的这本书就这样胎死腹中。于是,我就写了一篇长文,讲他从历史深处一路走来,60年的艰难心路历程,题目就叫”寂寞贾植芳”,又写了”最是文人不自由”和”晚年贾植芳:一个达观的苦闷者”,感谢互联网接纳了它们,也感谢更多的网站转载了它们。两年前,我给某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讲了十个小时晚年贾植芳。最近有人说能不能让他去整理一下。我明白他的意思,但只能谢谢他的美意。十年前 ,在先生逝世后的追思会上,我发了几句让人多少有点惊谔的言以后,出版社一位女士就想让我编个先生的集子,我也婉言谢绝了。吃一堑长一智,我何止吃了一堑呢。不去白忙乎啦。

【草有不死的灵魂】 落木无边时,秋草泛黄了。无需伤秋,不是”春风吹又生”吗?世间最有生命力的,就是草了。每当在网上看到草民,草根这些词,心里就会有一种激动,他们不喧哗不张扬,他们淡泊平和隐忍,和阳光在一起,和大地在一起,生生不息。是的,就是在这里,在微坛里,他们顽强的生长,不怕风和雨。为春夏秋冬时时可见,处处可见的草民们草根们,点赞。//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草,他有不死的灵魂。 说起草字,还有个小故事:在下名字最后一个字为“荃”,盖此前小哥名“全”,后夭折。父亲乃道,“全”,不吉利,必需“开花”,乃为“荃”。所以自小心里,“草”,就是爱,就是生命,最爱的就是草!

【小事见人品】十年前去日本玩,从机场到酒店,那位中国导游一路上说的都是国人在那里做的一些苟且之事,比如从街头话机里用铁丝勾钱之类,最后是推销一种电话卡,20元人民币,“足够各位在日本天天跟你家人聊天”!她不忌讳,还讲了其中的秘密。让人想起最近知道的一位中国留学生在法国的不幸:这个女孩学习很努力,每天既要读书又要打工,来回奔跑很辛苦。渐渐地,她发现当地公交售票全是自动的,且无人检票,车站几乎是开放式,随机检查也非常少,估计逃票被查的概率仅万分之三。毕业后,她凭着名校优才,频频出入一些跨国公司推销自己,这些公司对她都热情有加,可是几天之后的答复又都是婉言相拒。她对此“歧视性的”不公忍无可忍,找到某公司人力资源部。下面的故事就可以省略了,这位女生虽然以“只是三次”“忘了带钱”之类企图搪塞,无力抗辩后又以“小事”想蒙混,公司却认为,1,你不尊重规则,2,你不值得信任。最后两句话颇值得深思:道德常常能弥补智慧的缺陷,而聪明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空白。

【悲伤墙】 10月31日,俄罗斯一座宏大的国家级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普京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希望这座悲伤墙成为国家、社会过去和当下的分界线,成为我们克服这种分裂的象征!特别欣赏他说要记住历史,记住那段悲惨的日子,专制暴政让千万俄罗斯无辜者受难。//普京希望延续自己的执政权力,他必须顺应民意,走宪政之路,而第一步就是厘清历史旧账。这次藉纪念碑(强调它的“国家级”身份)落成的契机,表达了俄罗斯将要开始的新纪元。如果他不是在欺骗俄罗斯百姓(他们不那么好蒙),那确实值得:拭目以待。//正是俄罗斯改弦易帜时,我一好友应邀访俄,回来后曾畅谈几次,他对俄罗斯民众有觉悟有底线印象最是深刻。军队不向百姓开枪更不用说了。

【站直了,别趴下】在世俗的层面上,或者说,从世俗的视角看,人和人,并没有太大的不一样。比如,吃喝拉撒睡。剩下的那部分,也有许多是一样的。比如,翻翻书聊聊天,看看云卷云舒落木萧瑟之类。我们无需把一些人看得过于高大,也无需把自己看得过于渺小。飞得很高,固然值得赞美,而在平地上一步一步留下自己平实的脚印 ,其实,也很令人向往。//我很喜欢贾植芳先生的那句话:你跪着,就会望之弥高。你站起来,就会发现,其实自己并不矮,甚至可能比他还要高。

【骄傲什么?“不怕死”?】麻栗坡,这个遥远的村庄听说过。那年读了一位军旅名家的一篇散文,讲那场所谓“自卫反击”时,一个越南女子与一个中国下级军官(?)的真实故事。最后,战士牺牲了,那个女子按生前说好的,买了两条最好的烟,一支一支插在坟上,白白的一片,香烟缭绕….我在一期军官写作讲习班上说及这篇散文,赞它文字清新感人。大家很给我面子,下了课,一位大校才非常婉转的表示,此文有严重政治问题。多年过去,今天偶然读到新华社记者周磊写的文章,说的是他随同部队冒死排雷的故事,就在那个“坡”。那里有100万枚地雷,而且许多是特制的,你按常规摸排,往往就“中计”引爆。这几年虽两次大规模排雷,但只排除了一半左右,附近村民死于地雷的已有近6000人,一个村子被炸飞了腿的就有87人。我一边读一边为这些战士点赞,也为这位记者点赞,结尾,一段文字让我感动:返回的路上,望着倾斜70度的高山,我流泪了,这些中国军人不怕死,他们是共和国的骄傲!可是我想,原本是可以不必为这种死亡骄傲的啊!

【文革初期抄我的家】1966年开始的文革,是从贴大字报、抄家、烧书热闹起来的。这里只说我亲历的一件小事:那天,突然来一批小家伙,自称是毛主席的红小兵。进门不由分说就把我的书架乱翻。其中好像有个头。几个小子拿着书不断的问这个要不要?那个要不要?说要的,就扔到一边,说不要的,就扔到另一边。拿了一套红楼梦问要不要?回答说,算了。于是就留下了。还算客气,只拿走了97本所谓的毒草。奇怪的是,第二天,我就在办公室的柜子顶上发现了那捆书。心里也就明白八九了。谁也没有找过我,我也没有找过人。等到乱哄哄的时候,什么都没人管了,我就把那捆书拿回家了,倒也很平安。我49年时只有12岁,历史上清清白白干干净净,只好给我带了个”写了大量毒草的牛鬼蛇神”的帽子,不过没有多久,也就没有人再来管了,都忙着造反去了。

【国家级难题】总有一些年轻人,读了我写的点点滴滴的回忆,觉得我们那代人真是不可思议窝囊到家了。红小兵来抄家,你就让他抄了。把抄出来的书拿走,你就让他拿走了?接下来批斗,你就乖乖地站到台上去了。叫你低头,你就低头了。怎么不反抗啊。你们说的很对,我无力回答。我是个软弱的人,一介无用的书生。可是我想,你去问问刘少奇,问问彭德怀,以及成千上万曾经建立赫赫功勋的人,还有那些为国为民作出巨大贡献的人,他们怎么都不对着干啊?更应该去问问那个毛润之,他为什么把1945年前后说的那些话,那些蛊惑人心的许诺,都不认账了呢。年轻人,我跟你说,当一场暴风骤雨压过来的时候,任何个人就是一只麻雀一只蚂蚁 。千年历史上这样的事儿还少吗?当下不也有这样的事儿吗?你拿了诺贝尔奖,我照样要你坐牢。不是吗?你还要不明白,那老夫就不知道说什么啦。慢慢长大吧。我相信你会长大的。因为我也曾经跟你一样问过比我年长的一次次坐了大牢的人。不过,有个小故事倒可作为插曲或旁证一说:70年代中期,在一朋友家做客,他五岁儿子在画报上见到一幅毛和林在一起的照片。他不认识林,就问他爸。他爸随口说,坏人。儿子接着问,那毛主席怎么和坏人在一起呀?他爸只好说,等你长大就明白了。后他调北京晚报,我去拜访,无意间又说起这事儿 ,我开玩笑地问,到现在大概都无法说清儿子那个问题吧。这是个国家难题,严格说,是执政者的难题,许许多多难题之一的难题。

【话剧《蒋公的面子》】几年前的事了,看这个话剧,一个大学的学生演的,说的是蒋公请中央大学三个教授吃饭,是去还是不去?三个人定夺不下,态度各异。其实,这种比谁更忠的做派乃吾国之国粹,西方好像没有这个传统。据说,肯尼迪当总统的时候曾邀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演艺界的名流一起吃饭。那时有个叫福克纳(国人熟悉的《喧哗与骚动》就是他写的)的人正在自己花园里除草。他不想去,说太远了,跟肯尼迪又不认识,为了吃顿饭,跋涉千里,何必呢,不去了。这种事情,在我们这儿真是匪夷所思。现在不是都在比谁更忠吗?句式词语修辞,一个比一个新鲜。一个比一个厉害,什么招数都使出来了,但万变不离一个“忠”字。细细想来,再回望刚刚过去的那段岁月,端的是洞若观火了。现在呢,或许也就没有这样的教授了。

【耀邦:耀=邦-啊】1915年生的胡耀邦,今年11月是他诞辰102周年。这么算来,我们读书那个时候他也就是40来岁的年纪。那是多么年轻啊。团中央书记。他来过北大几次,不知道,我们见过他两次。真的没有把他当作什么官员,就是个大哥哥。大饭厅前面的布告栏里贴个通知,说胡耀邦来做什么什么报告,愿意去听的,就去了 。我两次都参加了。就是西校门进来那个千把人的小礼堂,台上只有学校团委书记胡启立陪着。他说的那些道理,都是贴近我们思想和情感的,非常坦诚,非常实在,好像一句大话空话套话都没有。他真正做主要领导人是1980年,到1987年被辞职,也就是七年光景。两年以后,他突发心脏病就走了。现在大家记得他的,也就是他1977年担任组织部长后,为平反千千万万的冤假错案费尽了心力。现在披露出来的那个过程,真可谓艰难曲折阻力重重。其实也正是他和zy,万里一起开创了今日所谓的改革开放新时期 ,特别是至今大家津津乐道的80年代的宽松和繁荣!我们都是一些受益的人,所以至今难忘。//相对而言,我们北大念书那时候,还比较风正气爽。那四年,来了多少大人物哇?好像除了毛以外,刘,周,彭真都来过。外国领导更多啦,比如伏罗希洛夫,同学们都是随便的就在校园里碰到了 ,即使是夹道欢迎欢迎,那也是自发的,好像从来没有那么紧张的布置过组织过,交通管制之类,那就更是笑话了!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天,11月23日,感恩节。感恩节,虽起源于西方;感恩,却常存于每个人的心中。人的一生之中,会遇见很多人,这些人经过了我们的生命,也丰富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成功与失败,快乐和悲愁,在他们的见证下显得愈发真实而生动。今天感恩节,让我们感恩生命里出现的每个人,感谢他们,成就了自己。

【党是领导一切的】看到有些人,对我们国家的领导结构甚不明白。党组织,工农兵学商,东西南北中,那是必须的,领导一切的!名称有很多不同。我原来在报社时候,叫编委会,实际就是党组。总编辑就是党组书记。有的,就兼做社长。一个刊物,也是如此。上海有一家刊物,总编辑调走了,社长不是党员。他不能兼做总编辑吗?不能。结果扉页上就老空着那个位置,直到再派一个来。那年某市作家协会开大会选举 ,先发下来一个候选人名单。等到正式投票的时候,忽然被告知增加两位必须打勾的。不认识这两位啊。最后才知道,他们是党组书记兼作协副主席。所谓的社团无不如此。不是常说要加强党的领导吗,这就是最重要的组织领导。你可以做作协主席,但你要受作协党组书记的领导,尽管他还只是副主席,而且除了发表讲话,什么文学作品也没有写过,老早就告诉你了,外行领导内行。//巴老在《随感录》中说,遠看,是獨立知識分子,近看,只是員工。其实,谁都是这样,一辈子都在给他打工。稍不慎,还有鞭子下来。本人就挨过不知多少回了。腰都折了。作协的那次选举倒是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最重要的领导,都是空降的。让你打个勾,也就是看得起你了。别说你胖你就喘气。制度依旧,选票有意思吗?

【高贵的寂寞】我要说的是贾植芳先生。去年,先生百岁。明年,先生去世十周年。一片静悄悄。很好。至少,再没有人以纪念他的名义弄虚作假啦。什么无限感谢啊,什么无限关怀呀。那年,追思会上我就毫不客气的抨击过这种假话。我说,与其把先生拉入主流来纪念他,不如忘记他。现在看来,正直的,有良知的,有骨气的,都不会忘记贾先生。证明之一是:在遥远的河西走廊,有一座河西学院。那里,有一座贾植芳讲堂。这一两年 ,许多文化人,来到这里。他们有何冀平毕飞宇李辉陆天明梁鸿曹景行马未都等等。证明之二是:鄙人写贾老的大小文章,网络上观者甚众,当局捏杀他,草根却喜欢他,都是他的荣耀。

【看人五法】常常为古人的智慧所叹服。刚才读到战国时魏国丞相对魏文候说的几句话,觉得言简意赅值得深思,写下来,愿与各位共享。总的意思是,看人有五法: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窘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

【明年再不瞎忙乎啦】我一位朋友每到年终,都在一个小摊上订报纸。价格倒是便宜。知道我是办报出身,有看报习惯,所以每年都顺手给我也定了几份。我不好意思推却。但是今年下来 ,我决定无论如何也不干这傻事了,钱不是个事儿。每天到楼下去取报,然后翻一遍,白费力气且不说,还污染呀,生气呀。我干啥还要做这种傻事儿?费时费力费钱,我吃饱了撑的?我已经给这位朋友说,谢谢好意,老夫再不想瞎忙乎啦。

【赫鲁晓夫这个名字】曾经有段时期,在中国人的世界里,赫鲁晓夫这个名字就是坏中之坏恶中之恶。以致后来一提”中国赫鲁晓夫”,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真实的赫鲁晓夫是什么样?没有人告诉你,也不许你去知道。于是有人就可以指鹿为马横行霸道了。什么苏联人民吃二茬苦受二茬罪啊,”赫秃子”在联合国脱了皮鞋敲桌子啊,什么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啊,活脱脱的一个小丑。愚昧是和盲从连在一起的,盲从又是和无知连在一起的。1956年他做那个秘密报告不久,北大的学生居然已经把它翻译了出来,在下面悄然流传。迷迷糊糊之中,似乎觉得情况并不完全是宣传的那样。后来才知道,他执政的53年到64年,生产增长很快,人民生活大为改善,他连续展开的民生工程,赢得了人们的赞美,特别是园了几千万人的住房梦,连斯大林的战友,和赫鲁晓夫对着干的老布尔什维克莫洛托夫也不得不承认,那段日子,确实比斯大林时代过得轻松。回顾历史,赫鲁晓夫的功绩恐怕还在于他开始了非斯大林化运动。正是这刺痛了独裁者,于是就以”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名义一棍子把他打入了地狱。在这个方寸之地,不可能讲很多 我只是想说,凡事都应该动动脑子,咱们是人,不是工具,不是齿轮和螺丝钉。人的本质就是有脑子,有思想。再不要人云亦云啦更不要亦步亦趋啦,做一个真正的人吧。

【相忘于江湖吧】以前说,亲不亲,阶级分。这个当然不对。但是,人以群分这个话,还是对的。我带过一个徒弟,军人,后来做了朋友,好多年关系都不错,他连家里的不愉快都跟我说。可是,八九那会儿,他那句早该如何了的屁话 让我们分了手。这个还好说。道不同嘛。更有一个60年代的朋友,曾经走得很近,后来工作调动,分开了,但常有书信来往,还是很亲近的。现在有了微信,渐渐发现,我们已经都变了,变得非常陌生。说几句回忆往事的话,还可以。一讲到现在,就觉得完全是陌路人。他几次规劝我开导我。我能理解他的心思,但是无法同意。我也知道我同样说服不了他。都已经老成那样了,谁能说服谁呀?时间是什么?是最公正,最忠诚的裁判,它让我们站到了两边。岁月留下的印痕,是那样的深刻,难以改变。所以,最好还是相忘于江湖吧。令我欣慰的是,我相交几十年的朋友当中,仅此一人,其他朋友,依然是那样的相知相亲,那样的,心有灵犀,让我们的晚年充实而愉悦 ,一如当年的直率和坦诚!

【黄宗英答陈沂问】那年开作代会。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沂住大套间,却没人去,找隔壁的贾植芳闲聊。问大家怎么对我这么冷淡。贾说,明天开小组会你问问。他真就问了。黄宗英说,我们原来都叫你大哥。57年你也受过委屈,平反了,大家都寄希望于你 ,可你做了部长后怎么样呢?阿丹写了篇小东西,说管得太多,文艺没希望。你看了说,放屁。你问大家怎么冷淡你了,你先想一想,你自己拿鞭子打过多少人,又指示别人整过多少人?想明白了,也就有答案了 。

【高压锅遐想】青海是最早用高压锅的地区之一,炖牛羊肉、煮饭,特好。尝到了甜头,一下子就推开了。但总有些吓势势,厂商说,别压住那个盖子,让它呲呲呲地冒气,没事。生活中的这个细节似颇有些学问。前些天听说某校学生嫌食堂伙食太差“罢吃”。整顿食堂呀,是质量?还是价格?再或是需要调整收费标准?这些事倒也想到了,但总觉得这“闹事”,属于“不安定因素”….让学生闭嘴,这是最愚蠢最无能的做法。大千世界何其复杂,一个人可以贫穷可以孤独也可以忍受诸多“管束”,但一定有个“度”,怎么掌握才能不致让他铤而走险,上吊抹脖子。一个正常社会里,政府和社会都要保证每个人拥有基本的权利和人的尊严,所谓免予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说的就是这个底线。今天看到一个视屏,一群保安或者管理员,一色的深蓝裤子浅蓝上衣,还有臂章,横扫农贸集市,见筐就扔见车就翻,菜肴满地鸡飞狗跳,呼天抢地一片狼藉。不说了吧,心里有点酸疼。民生民生,你得让“民”可“生”啊!切不可让“维稳”成思维惯性。

【鲁迅先生的发妻叫朱安】最近看到一张朱安的晚年留影。难得看到的。她,无性无爱的守寡了41年。周树人去日本临别的时候,说,你名朱安,家有一女,便是安。这位大先生让她”安”了吗。直到1914年11月。朱安无奈的请弟弟给他写了两句话:先生树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望纳妾。妻朱安。没有任何答复。这个可怜的女人只是听说,先生动了怒,说朱安不可理喻,不可救药。近日还读到了乔丽华的《朱安传》。给伟人名人树碑立传的,很多,为寂寞世界里的一个寂寞女子立传,很少。书里有许多细节读来颇耐人寻味,比如抗战后,《世界日报》有位记者采访了老太,看到她独自晚餐时的“食谱”:半个小米面窝窝头,一碗白菜汤,另有几碟霉豆腐、腌白菜和尖辣椒。还说她的功绩就是无声无息地尽心尽力地为三兄弟照料了他们的老母四十年!

【记住这个了不起的阿伦特】我长期关注这位特立独行的老太,觉得她太了解我们的内心世界,太理解我们的所思所想所希所望了。读她的书,好像是在同一位智者对话,聆听她轻轻的为你破云去雾。比起二战后那些开始反思自己罪恶的德意志理论家思想家来(大体要到四十年代末期至五十年代),她比他们至少早了十年;许多人的研究大抵停留在现象或者皮下,她则直抵骨髓,比如目的的正当性就可以为所欲为?如果以这样的名义去否定甚至剥夺个体权利,或者抹平世界的种种差异而寻求绝对的大一统,那这种权力就不应该受到赞美。这位20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尤其反对“平庸的恶”,这对我们特别具有警示力,附庸作恶的可怕在于在作恶者眼里非但不是恶,还是美德,于是附庸者自己便获得了一种心里和伦理上的支持;许多“附庸作恶者”坚持自己是无辜的,并无罪错,可在阿伦特看来其本身就是一种恶:无自我,无思考,不独立,在喧嚣中完全没有了方向,这种平庸的恶,就是“为虎作伥”,我们的古人早已看到了这种恶的存在并予以无情的鞭笞。

【有错必究】是的,他们说过这话。可前提是,必须是他们自己认为“有错”,而他们几乎是不会有错的。等到几年几十年之后,忽然有人说,这件事错了,必须纠正,那时该劳改的劳改了,该流放的流放了,家破人亡了,或者压根就无妻无儿了,许多人,甚至早已死了。有意义吗?有的,他们会发你一张“证明”,还有一万元钱,比如王实味家里的人。你可以去坟上告慰一声—如果还有坟的话:比如林昭。不过,你如果不是林昭家里人,就不必去看望林昭了。免得进入“探头”,免得在派出所过夜。

【诽谤罪:再次被开除并被判刑—涯夫兄之最后被打败】《二十年疯女之谜》是老沈1983年和牟春霖任《民主与法制》特约记者时联合署名在该刊发表的。五年之后上海高法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对诽谤罪的认定,于是,全国第一起新闻记者因职务行为被判犯有诽谤罪的案例引起全国轰动。翻翻1988之后该刊物发表的许多文章,尽管观点不尽相同,但没有人认为因文贾祸被追刑责是正确的,理由很简单,他们不是“直接故意”。印象特深的是有篇文章诘问:法官判错案子,能判他犯直接故意诽谤罪吗?老沈一直为之耿耿,他曾经捧着一尺多高长达几千页的原始资料,希望我能整理出一本书,就用原来那个标题做书名。我翻过看过,那个工程太大,终于未果,至今心有戚戚。至于老沈,他为此耗尽了晚年许多心力,光电报书信就有几百,从最高领导到基层司法机关,直到一次次中风,生活都无法自理。一个一生“侠骨柔肠”(朱乃正赠他的书法条幅)的硬汉子就这样倒了下来。现在一切都没有意义了,刑责负了,党票没了,人也走了,服从法律是必须的。但是,我们难道不应该从这个案例中汲取一点教训吗,法治的路,依旧那么漫长。

【《教父》里的人生观】第一步要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第二步要全力照顾好家人,第三步要尽可能帮助善良的人,第四步为族群发声,第五步为国家争荣誉。事实上作为男人,前两步成功,人生已算得上圆满,做到第三步堪称伟大,而随意颠倒次序的那些人,一般不值得信任。

【绝世奇才束星北的悲壮人生】这是怎样伟大的坚韧的一个人,这又是怎样卑微又羸弱的一个人。周恩来会见李政道时,请他推举尖端人才,李说,不是有我的老师束星北吗?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波尔也在打听他的下落。他在哪儿呢?他在青岛打扫厕所,每天要打扫几十个……先是五十年代思想改造时说马克思主义不能指导物理学,抄家、挨批就很客气了;随之57年的帽子躲不过去了,还不服?1958年再加一顶“反革命分子”!人到了这一步基本就“永世不得翻身”了。摧残你侮辱你折磨你,几十年下来,他是彻悟了,还是真服帖了?他过的早已不是人的日子,可想的依旧是物理学家数学,雪地里,到处是他留下的演算公式!64年原子弹上天,他愧疚不已痛苦不已:应该有我的呀!70年人造卫星上天,他把自己关在屋里撕心裂肺大哭不止!他老老实实服从改造,半夜起来写检查,只希望能在生命的最后为物理学做一点贡献。苍天有眼,他等到了,1979,72岁了,终于有人找到他,需要对第一枚洲际导弹弹头数据仓的回收与打捞时间做出精准的计算。100万的项目,无人可以接受。他来了,一支笔一张纸,成功了!1981年,他留下了四句心迹:半生流浪半生沉,老态龙钟始过春。但愿中华民族振,敢辞羸病卧黄昏。两年后他与世长辞!

【老人、闲人与闲话】老夫八十过了,要是想到再老下去说话走路吃饭各种情状将何如,我就会想到贾植芳。认识先生时,他70岁,他离开时,92岁。记得第一次请先生合影,原本是只请研讨会顾问蒋孔阳先生的,他们门对门,恰好见贾先生,顺便一句,不想他拔腿跟着就走,师母在后面喊换件衣服,他早下了台阶。10年后,师母住院,我陪先生去医院,他走得飞快,我得努力方能跟上,那时先生已过了八十。之后多年,他保持了这种状态,生活质量未受什么影响。师母2002年去世后,我明显感到他老相渐重:来过几次的朋友,总问叫啥?他那些讲了多次的故事,还会不断重复。但到耄耋之年还在为人作序,一次,与他同为“分子”彭柏山女儿彭小莲来,他问:小莲啊,你写了新书了吗,我来写个序。先生的序可不是做做样子的,篇篇有深度有独见,他去世后有人说,那是先生入不敷出,太想挣点钱了。可也得写得出来啊。有人让我些篇序,我推辞不过勉为其难,苦煞老夫,发誓再不干这活。同贾老比,我真是差远了,生活上,他几乎都是自理,我却许多事已经无力“亲自”,会不会再碰上痴呆之类的霉事呢。风烛残年四个字真是太形象太逼真了,感觉里,贾老生命里还未有这样的“残年”,写了几十年的日记一直记到离世前七天,只是一笔一划更是歪歪扭扭了。一朝风烛,万古尘埃(刘禹锡)。谁不是这个结局呢!然而,进入老境,我也就进入了自由世界,一辈子做人喉舌,腻味了,这回为自己涂涂抹抹吧,不去管人家喜欢不喜欢,更不管管理员怎么来“审查”,什么风浪都过来了,廓然无累,倒是留了些心声。许多朋友建议我“整理”,干什么呢?飘飘一沙鸥,岂不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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