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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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群星

茶馆小调

(文字歌词,长工 词  费克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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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正荃:我的碎片(三)

【聊聊现代人的心态】上海人应该知道这个名字:陈继儒(1558~1639),明代文学家、书画家,华亭(今松江)人。他的《幽窗小记》非常精彩,其中有一副当代很盛行的对联: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其实这是辑录同朝洪应明的作品。这位洪先生也很了得,他就是《菜根谭》作者。第一次接触此书还是幼小,以为是本讲营养的书,没碰。长大方知若要做人,不可不看。现代生活紧张无序,失落、失意乃至失志,人生路上难免,陈先生早就勘破,便交代说:“由来功名输勋烈,心地无私天地宽。”这后半句,文革时被囚禁中的陶铸妙用,以劝导夫人曽志。淡泊、镇定,或许就是过日子的两大法宝吧。

【看脸说话】看到一篇短文,说现在的孩子“看老师的脸,说正确的话”。不免浮想联翩,大人呢,看领导的脸,说正确的话。再往细处说,全国人民不都是这样一边“看脸”一边“说话”吗?!

【从胡适想到梁漱溟】我们读书那会儿,胡适已大名鼎鼎,无人不知。后来大批特批,搞臭搞丑,光资料就出了11册,但无人搭理。倒是传出来章士钊的两句话:说早在20世纪初,那已经是“以适之为大帝,以绩溪为上京”的年代。之后,这个名字一路飘红,一直红到了今天。历史无情吗?不是的,历史很有情啊。章士钊说20年代胡适已是青年瞩目的明星,我想,毛当在其中吧。后来对他一批再批,其心态,或与对梁漱溟老头如出一辙也未可知。那时,毛常蹭在杨家。粱访杨,毛为之开门,继之泡茶。多年后,梁率团访问延安,毛接见,曰:我们见过嘛。梁愕然。毛又曰:开门倒茶的就是在下润之哦。梁一身冷汗。终算出了多年之一口恶气!后来梁老头被赶下台,那是他老脾气不改,顶嘴,竟然要看看毛有无“雅量”,惹怒了龙颜。至于在北大时的那口气,他们拿300,自己拿八元且不说,那些大知识分子竟然不嗒理他,正眼不瞧他,下一步就轮到哉。

【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现在流行的这个成语把“度”改成了“毒”,这么一来,成语意思前后矛盾了,而且就词语本义上看,也不对应了:前半句说真君子要有肚量,后半句又说大丈夫必须无情。可流行起来了,何也?有人认为这一字之差,正反映出了文化的堕落人心的堕落。//《老子.第四一章》:“大方无隅(无边角),大器晚成,大象无形,大音希声(无声),道隐无名”。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老子》和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德经》与之稍有不同。有研究者认为,“晚”应解作“无”,甚至有人认为“晚”系竹简刻写有误。但未被公众接受而流行。笔者以为,似应作“无”,即使是“晚”,也不是现代汉语中“迟”的意思,“无”也不是“没有”的意思。

【小男孩小时候打打架,未必不好】昨夜,荧屏上看NBA总决赛,看得血脉喷张兴奋不已。画面上一小男孩又跳又喊,双拳连续叩击胸部,让人感触良多,不禁想起多年前受邀参加一次青少年美育研讨会,有幼儿小学老师介绍她们如何培养孩子讲礼貌守纪律,印象最深的是上课时双手放到身后云云,或问:打架吗?她们骄傲地回答:从来不打架。此次看NBA,想到家长一定要带孩子观看一些体育竞技赛事,能参加则更好,从小不爱体育不玩体育的孩子,尤其男孩子,不好,没出息。比如在下。不要怕男孩子“野”,有些野性,才好呢。

【程序不可乱】退休后第一台计算机一周多就让我弄死了。请来的师傅调侃说,这倒也要点本事的。其实,干啥都得按程序来,司法乱了程序就无公平正义可言。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该读书时叫“插队”了,该谈婚论嫁要念书了,毕业出来,也只好晚婚晚育了,那时父母都垂垂老矣,孩子只好自己带,那个辛苦没的说。听到一句话:“早起就像打仗一样”,这怪谁呢?再往大里说,治理一个国家能没程序吗?古人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就是别尽出花花点子,程序不可乱,不然也会“死机”的。老子《道德经》中也有个类似意思的故事:一次,商汤向伊尹询问饭菜的事,伊尹说:做菜既不能太咸,也不能太淡,要调好作料才行;。治国如同做菜,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松弛懈怠,只有恰到好处,才能把事情办好。商汤听了,很受启发,当即命伊尹为”阿衡”(宰相),在商汤和伊尹的经营下,商汤的力量开始壮大。

【鲁迅公园门口】一位老太摆了个地摊,是当下已经很难见到的精纺手帕,精致又清爽;不远处,一位大嫂卖的是自己编织的婴儿帽子鞋子等饰物,精巧而实用。不起眼的小事也会让人忽发奇想:这个世界,谁是生活得像个人样的人呢?是那种身居高位从不忏悔的傲慢之徒吗?是那些循规滔距亦步亦趋的乖乖之士吗?更或是那些在名利场上游刃有余屡有斩获在温柔之乡纸醉金迷的土豪富婆吗?我想,守着自己那个岗位,一点一滴做着自己本分的人,比如大街上不断在清扫垃圾的人,最平凡最普通,也最值得受人尊敬:他们都是有尊严的人。

【失望·悲观·底线】要说,真正失望的时候不是看到了“恶”—甚至应该圣洁的地方(比如名校)、神圣的地方(比如寺院)看到了“恶”,而是看到了一些分明是“恶”贯满盈的人,俨然成了“真”(尽管他们最假)与善(尽管他们只有伪善)的代言人。你连穷追猛打的力气也没有了,机会更全无了,甚至已经毫无意义了,你最后的一个盾牌就是保护自己,守住自己的底线。用彭小莲的话说,它比痛苦更甚,那就是开始了恐怖。

【走上三尺讲坛】推磨四年, 终于离开青报,到了青海教育学院,那是1984年。奥威尔用这个年份作书名写过一部书,行销全世界,尽管我很晚才读到,但依然为自己在同一年走出爱恨交加的青报而感慨不已,这是一种巧合却是也一种幸运。
因为我写了几十年文章,他们就说,上写作课吧。教育学院的学生多为中小学教师,我一上手便让这些讲了多年语文和写作的老师惊呆了。我说,我虽然写了多年文章,却没有教过写作,为了给诸位上课,我翻了几本这方面的教材,可谓大同小异,怎么才能写好文章呢?书上讲得特详细,比如开头有十种或八种或七种,开门见山法、迂回人题法、奇峰突起法……结尾也是八种或六种,如此等等,我说别相信这些骗人的东西,谁提笔作文时,先去考虑今天的开头是采用第一种呢还是第四种?说得大家哈哈大笑。其实,我无非是想说一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写作,是心灵的外化,所谓“我手写我心”,我告诉大家的只是一个词:“创意”!也就是注重个性,追寻与众不同,你要成为你自己!
接着,我和几位刚分配来的大学生办起了一个文学社,出版一本叫《雪莲》的文学小刊物,成立那天,我邀请省作家协会的头儿、省内外稍有名气的几位作家,还有学院的领导参加,煞是热闹,于是我就在这新天地里如鱼得水地开始了人生又一旅程。三十年过去,学生自己办刊此等好事或已成明日黄花,那时好像还没有“非法出版物”这“罪名,学校还在资金上予以支持(部分),我联系了青海日报印刷厂印制,他们只收个工本费。全部内部赠送。我离开青海后,他们继续出版,记得还给我寄了过来。

【寻找答案】 1911清帝逊位至1949城头大旗变幻,这段岁月统称民国。一个念头常在脑际盘桓:我燕园求学时代那些老师均来自民国,那都是走一个少一个的大师巨子,后来者几无人可与之比肩;之后这些年读得最多的,还是民国学人那些著作和他们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比如西南联大的许多记述,不管悲剧还是喜剧)。问题在于这段三四十年的历史,政局动荡,战火纷飞,许多年还是军阀割据,可是这弹指一瞬留下的文化和学术成果却异彩纷呈,无比丰富,它所昭示的精神更是滋养了一辈又一辈,绵延长达百年,至今不仅毫无衰颓之态,反倒在一次次压抑批判甚至剿灭中愈挫愈红,其中深藏着的是什么奥秘呢?

【罢工是种爱好?】两位朋友访学法国回来,不约而同说到一新鲜事:罢工是那里的“常态”。国人对此大惊小怪,他们却是嘻嘻哈哈,甚至呈“狂欢”式,成为一种“爱好”。我将信将疑,后来读到一篇游记,方知此事决非黑色幽默。在此地,罢工几乎就是反革命的同义词啊!呜呼!

【《喜剧的忧伤》说何冰】这个话剧名字有点另类,我是冲着陈道明和何冰去的。在我眼里,何冰是小字辈,可我一直看好这个87级中戏生,那个《大宋提刑官》演得真是不输老字辈。看好他还有个理由是他一直非常崇敬于是之这些先辈,而本人可是于先生最早的铁杆粉丝,自然是说他演的《茶馆》等人艺话剧:在北京那些年,有一个看一个,一个不拉的。很欣赏于先生“别当官”的人生态度:“演员别当官,当了官儿,就由一个内行变俩外行。”其实教书也是一样。何冰与于先生真是心有灵犀:“万一哪天是内行了,也要不忘初心,别再变成外行,那可就真对不住于先生了”。于先生这辈的幸运是有老舍这样的作家,台上三位老人边走边撒纸钱那一幕,凡看过的,一定不会忘记。何冰说得好:他始终靠在人物上,靠在真实上,演人,演戏,演的是人的心理,人的故事。如今自己这代呢?“靠在什么东西上?演英雄的,靠在一个精神上;演主义的,靠在概念上;演名利的,靠在自我膨胀上….”演戏,忧伤总是会有的,做什么没有忧伤呢,赞美“喜剧的忧伤”。

【且说“风景”】大自然的一切,山河林木,只有被人欣赏时才叫“风景”。我一直反对所谓“美是客观的”这个号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还是在80年代初,我就问他:地球没有了,还有美或者不美或者丑吗?绘画艺术,只是在文艺复兴之后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风景画”,标志人类的审美迈上了一个新时代。但是直到印象派绘画的出现,“风景”的独特性、唯一性才达到了极致。于是联想到目下火热的旅游,就审美而言,大多数似乎还在“文艺复兴”之前,少数抵达了“风景画”阶段,只有极少的“赛车手”式的勇敢者,偏要用自己的眼睛看出独一无二的种种令人永世不忘的属于自己的“风景”,他们对游山玩水不屑一顾,追求“旅游”二字在其纯粹意义上的、充满个性色彩的高境界。每每在荧屏上看到中外旅游爱好者那种翻山越岭不畏艰险,我禁不住要为他们点赞。

【豁开去的那一笔】作文,讲课,往往会“跑题”,恰恰是豁开去的那一笔让文笔生花,讲课灵动,就如源头来了活水。一次讲到艺术的独创、不可重复和不可替代,正碰上报纸上大肆宣传“真理毋庸质疑”,我忽发奇想,乃道:其实,片面性未必一文不值,历史往往是这样:在无数个片面中,它丰富了前进了,显出自身的辉煌了…..没想到同学们竟为之鼓掌。

【叶元章:同是患难冷落人】虽然他有不少头衔,但我们半个世纪的交往与此无丝毫关系,何况他那头衔大至“全球”小至“上海”,只与诗词有关而无半点官场气息。他以赋旧诗词闻名,而最精彩者乃为狱中百首,1995年获国际炎黄文化金奖,正应了那句“愤怒出诗人”。说起坐牢,竟也是与作诗有关,五十年代中期他所在出版社办墙报,他说头儿写的那古诗“不像诗”,遂入囹圄,及至文革,竟让他“看守”原青海省省长王昭,最后乃成“兄弟”,赋诗相赠,可谓传奇多多。前几天电话问候,不想隔日便收到大札,竟提出天好时找个地方“碰碰头”。叶老已期颐之夀,不敢造次,我知道他有许多话想聊聊,包括信上提及的与冯其庸三十多年往来故事(冯曾为他诗集封面题签)。当年整他的皆已远去,也是老天有眼吧,他至今体笔两健,笑到最后了。//特选1966年狱中两首:1,《寄内四首》(选一)强别妆台赋远行,玉关闻笛怒难平。年年腊月初三夜,斜倚枕头哭到明。(腊月初三系结婚纪念日,他孤身赴青,夫人则留上海)2,《狱中清明》清明卧听敲窗雨,疑是妻儿哽咽声。多少人间亲骨肉,年年此夕梦难成。

【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有个诗友叫王巩,受“乌台诗案”(1079年)牵连被贬广西宾州(苏轼则被捕入狱,后贬湖北黄州等地),小妾柔奴随行,两人相扶相依在那蛮荒之地生活多年。后奉旨北归,途中与苏轼相聚,苏轼见王巩毫无落魄萎靡相,神定气爽,问其何也?答曰:亏得柔奴知我心。苏轼乃问柔奴:这些年在岭南,日子很是清苦吧。柔奴说,此心安处,便是故乡。苏轼大为感动,遂作《定风波》,其下半阕云:“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 却道, 此心安处是吾乡。”

【日久见真情】60多年过去,这段历史依然如此鲜明。那是1955年前后,我们这批不安分的北大学子看中了复旦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和山东大学陆侃如冯阮君伉俪的《中国诗史》,认为他们有见地有创新,硬是把刘先生和陆先生请来,那场面自然非常热烈。然而历史很是无情,陆先生没有逃过1957,戴上了帽子;而文革中刘先生将自己书稿改写为“儒法斗争史”而获毛的高度赞赏,大红大紫。记得那段时间老同学见面,大多对刘的趋炎附势颇有微词,而郭老对李杜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更是嗤之以鼻。光阴荏苒,毛撒手人寰之时,陆先生于1976年11月完成了批刘的14000字长文《与刘大杰论杜甫信》,想想他头顶“摘帽右派”,而左风依旧横扫天下,其胆其识岂不令人倍感肃然起敬。同时让人敬佩的是,翌年的《文史哲》便全文刊出。顺便说说一个细节:贾植芳先生说,50年代初,他与刘大杰来往甚多,刘写了文章无处发表,颇为郁闷,一度想自杀,贾帮他联系报刊出版社,刘一再表示感激不尽。55年胡风案一出,刘一马当先…..这自然是贾出狱之后听说的,或有不确,但文革中贾穿着背心拉着板车在校园里碰见刘,刘却装作不相识,大摇大摆……

【一诺千金】如果莫迫桑的《项链》只是在告诫读者不要虚荣或者警惕假货,这篇小说还能成为经典吗?可多少年来的评论和中学语文的教辅都是这样说的。记得大学读书那会,曾提出过质疑,回答说如果你强调女主人公的守信,突出她对朋友的忠诚,那么这个“资产阶级思想特别严重”的女人就成了“正面形象”—这当然是决不允许的,而且作者也认为她爱虚荣,渴望出人头地,她之所以嫁给小公务员,仅仅是自己出身贫寒。所以她十年“卧薪尝胆”是自讨苦吃,活该;她和丈夫是“两种人生观世界观”—-于是我们慢慢把“重然诺”即“诚信”不当回事,而把“阶级”“政治”之类摆到了空前重要的位置上。几十年之后,诚信越来越成珍稀,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吃到过无诚信的苦头—仅仅每天都能接到那些莫名其妙的电话,就够叫人气愤不已了。

【不作恶,且苟活】读了何凤山先生在二战中拯救犹太难民的故事,很感人。他有一段话很震撼: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如果你不能山呼海啸,那我们就只需等待,用一言一行为践行正义者,为保持良知者壮胆助威。总有那么一天,貌似强大的会倒下,貌似永恒的会湮灭。你看,历史饶过谁?不作恶,且苟活。2000年,何凤山被以色列政府追授最高荣誉:国际义人,并在耶路撒冷为其建纪念碑,上书:永远不能忘记的中国人。

【民主政治的人性基石:个体生命】许多学者高度评价孟子的“民为重,君为轻”的“民本”思想,甚至说比近现代西方的民主早一两千年。大谬不然!这里的误区何在?本人文革初一次购物亲历终于开了窍—-是买把木梳。那时处处是标语口号,这家当地最大的百货公司更贴满了大大小小的红色横幅,最刺眼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当营业员让我挑到第三把还不满意时,火了。说话便有些难听,我回她一句:看看你身后,不是为人民服务吗?这时她扔给我一句金典:对呀,是为你一个人服务啊?此后,我多次与这金句相遇,竟束手无策。现在明白了,很简单:你说的是群体,人家说的是个体,《人权宣言》中的人,是你是我是他,是每一个人,没有例外。同样的“服务”就在这细微处分道扬镳了。

【王实味,延安时代的祭品】 1947年7月1日,据称是康生下令砍掉了王实味的脑袋。这位十年前抱着满腔热血投奔延安的青年,就此丧命山西兴县,他的尸体被丢入枯井。此刻的中国,内战烽火连天,一位文人的横死并没有引起任何波澜。然而70年过去,如今想来,这场杀戮与后来的反胡风、反右,以及文革,乃一根藤上结出的毒瘤。人民和民族的悲剧只是越来越深重了。拨开历史的尘埃,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际命运,都可以从这位书生的身上找到前世今生。想起帕斯卡(Blaise Pascal)说的话:人的一切尊严就在于思想。我们如果跌倒后想再爬起,就要从这思想爬起。

【独臂教授毕达可夫】许多苏联人的名字忘了,这个人,忘不了:我们三年级时教文艺理论的独臂教授。一年级就开过这门课,系主任杨晦先生主讲,两年后又开一样的课,怎么个事?只说是苏联专家。那时候老大哥威震神州,大家翘首以盼。那天,只见一位独臂中年人走上讲坛,同时进来的还有一位翻译。之后的细节且从略,大约一个月之后,同学们以“全是教条”“毫无新意”等为由,要求系里考虑换人。杨先生很为难,几经推磨中,得知此专家二战后才转业,那条胳膊就留在了沙场。乃肃然起敬。待学期结束,他把讲稿整理打印装订成书:《文艺学引论》,每人一册。这大开本的讲义至今还保存在书柜。毕业后涂涂抹抹这方面的东西时,倒也翻出来看过,那时才发现,所有国产的文艺理论著作,包括声名赫赫的权威专家,都是这个模式,不禁让人想起《列宁在1918》中那个小姑娘说的,(你和那两个大胡子)“抄来抄去”。现在想来,那时的北大,进去了,自会有种“精神”—–当今有敢提出换“苏联专家”的?甚或反对上峰安排的某课程的?

【离之愈远,望之弥高】至少,进高中就知道胡适了,那是刚刚改朝换代时,年纪太小不说,时局也乱,顾不得细看一个人。大学了,他突然成了大批判头号人物,专集出了十几册,倒是没有翻过(胡适后来说,或许认真读过的只有他自己。此话不假,至少在北大,上上下下,未见一人),但知道此人非比寻常。他的形象渐渐清晰起来明亮起来,鄙人已渐入老境,老胡的书,研究他的书,一本本多了起来,较早读的是唐德刚那本《胡适杂忆》,后来读到了《胡适口述自传》,真叫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啊。读得越多,老胡的可爱可亲,尤其是他的君子之风,让人在混沌之中觉得神清气爽,恰如从闷热走进了清凉。他说,君子之交,不出恶声;他说,君子立论,宜存心忠厚;他说,君子不降志、不辱身;他还说,君子不随众、不盲从…..这跟自己一辈子受到的谆谆教诲如天壤之别。唐德刚说得好,胡适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呜呼,放眼看去,斯人珍品极品耶。

【两个小人物与一个大人物】1954年,我们这些进校不久的学子被一件大事震动了:山东大学中文系刚毕业的“两个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就红楼梦研究撰文批判俞平伯,随即,毛予以高度评价:“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老实说,那时我们班的同学对此事颇为懵懂,一派书生气,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对老前辈、对学术权威,作为后学,首先是敬重,有不同观点,当然可以批评,但无需如此充满杀气。记得我和胡复旦等几位同学就此写了封信给《光明日报》,几天后就发表了。但是我们毕竟幼稚,谁也不可能想到此事是毛要彻底改造中国知识分子这战略大盘上的重大一步棋:显然,1952、53的思想改造运动(包括批电影《武训传》),没有达到预期,必须继续深入,而批俞再连带批胡(适)正是极好时机,稍后开展的“唯物论”“唯心论”斗争,更把“运动”引向了更广阔的领域(比如哲学、美学,史学等),联系55年的肃反,57年的反右,便洞若观火了。顺便一提,那位蓝翎,没有逃过57,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不过,他1982年还是参加了“组织”,并做了“报社纪委副书记”,像许多知识人一样九九归一了。

【储安平: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年轻人或已不知此人何人了,更不敢相信居然有这样胆大包天的人。其实,他不是胆大,他就是那个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跟你这么说吧,57反右,他为“党天下”三个字(这是《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中的话)戴了帽;66文革,他因不堪凌辱,跑到京西潮白河自杀,偏偏被人救起;不久又独自出走,最后不知所踪。这三段历史是三个环,环环相扣,最后怎么断裂的?谁也不知道,自然谁也不负责。此人历史如何?民国时期就是著名评论家,一个颇有影响的《观察》杂志的社长和主编,为新闻自由与国民党一再抗争。49后,曾任《光明日报》总编、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等职。要说鄙人跟他呢,也还有一点点牵连,一是那年听到那三个字时,不知轻重随口说了一句:这有啥错?现在就是共产党的天下嘛。幸好领导看我出身好表现也不错,加之还年轻,宽大为怀了。二是他也是无锡人,算是老乡,两年前,宜兴龙墅公墓举行衣冠冢落成仪式,我刚好在那里,听说坟墓里只是一张用红布包着的照片和一本书籍。那时就想,如果此刻他的灵魂还在哪里飘荡,又会如何感叹这世道的起落呢!他的同道冯英子这样评论他:“安平这个人,受过英国的教育,相信英国的制度,他以为威斯敏斯特那一套章法,是一种民主,他总以为这是可以效法的。他才气纵横而骄傲绝顶,万事不肯下人,其实归根结蒂他只是一个书生。”想起李清照两句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在下以为,储安平当之无愧矣!

【战友战友,不“战”无“友”】我认识一赵老伯,曾与陈云一道在上海商务印书馆领导地下工人运动,均为“执委”,有照片为证,后失联。七十年代后一次次去北京想见见当年“战友”,凡六次,中南海门卫都认识这老头了。仅一次秘书接见,谓“没空”。失望已极! 此后我还代他写了不少信,均杳无音讯!此照片现存上海档案馆,曾在工人文化宫公开展出。70年代初,正是他们告知并翻印,赵老才有了这照片,也才让他心存思念,总想见见当年的“战友”。//今天看到“红嫂”二字,忽然想起赵老伯的夫人就是位红嫂。在部分红四军溃散逃亡青海那年,她冒险救了好几位女战士(青海农村至六七十年代仍有她们的身影),也因此认识了谢觉哉夫人王定国,本人几年前曾写过受赵妈妈所托,带着礼物赴京见王定国的事,从王对我的热情招待,我感觉两位老太情谊非比寻常。赵老伯夫妇的儿子,现在肯定还在西宁。我与两老交往时,他儿子大约三十上下,在小桥农牧机械厂(?)当工人。常见面。他应该还记得“孙叔叔”。青海媒体何不作一次深度采访?故事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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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正荃:我的碎片(二)

【清一色】我们许多人走过穿衣清一色的十年:不分男女,无别长幼,一色军绿。待空气稍显温润,立即百花齐放,足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可是喜欢斑斓的现代人却让未来又变成了清一色:银色。无论时装杂志、电影电视,大凡涉及“未来”,一律银色,闪亮而冰冷,男女皆然。未来人的智慧,未来世界的多姿多彩,特别是他们独特的个体特征,统统融化在神秘和精悍之中,他们异乎寻常的宇宙功力和烂熟于心的宇宙真理,让现代人一个个都只好五体投地,却也不免心惊胆颤,还是留在这缤纷绮丽的现世吧。乱弹至此,不禁又联想起一句古语: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说的也是世上之事均不宜“清一色”,多数人穿军绿也无不可,你别去批判那些穿红红绿绿的“另类”呀,你喜欢威武雄壮,也别阻止人家哼哼《小城故事多》呀。伟人几次用那两句话给人指点迷津,遗憾的是自己常常记性不大好。

【北大,无尽的感慨】北大同窗发来几十张北大照片,气派,崭新,1957到2017,能不翻天覆地吗?我们那时候津津乐道的大饭厅,远东第一,如今要还在,那才叫不像样呢,看看那新图书馆,何等巍峨、庄严,办公大楼更不容说,当年那个“棉花地”无处寻觅了,中文系那座楼也改名字了,记得为晚饭后在阅览室抢到一个座位,我们谁不是吃也匆匆走也匆匆,人手一个捷克特制的大饭碗(兼喝水)…..多少个夜晚留下了多少记忆多少情思啊,还有,那年春天贴大字报的栅栏呢?林昭们演说的地方呢?都没有了,无影无踪了,连同七八百名“分子”消失了,其中八人连生命也在枪声中化为云烟了。只有未名湖依旧,博雅塔依旧,那座石舫依旧,那慈济寺山门,就是我们叫它“花神庙”的,还在,也粉刷一新了,据说这些都是和珅淑春园的东西。这些年北大的建筑面积扩大了几倍,大师呢?还有浦江清游国恩王力邓广铭吗?我们那四年是北大最美好的岁月,58之后,随着一次次运动,一切也就改观了,只留下无限的思念和永远的回味。整整一个甲子过去,多么希望你像我们在你身边时那样,虽拥有那么多大师却从不傲慢,虽无腰缠万贯却关心每个穷困学生,包括我,一个8分钱邮票都困难的学生,你普普通通你平平凡凡你坦坦荡荡你没有高调不吹牛皮,你让所有莘莘学子心无旁骛,内心充满人性的温馨。我的北大啊,离开了你才懂得了你对我的意义。

【文学的诗意与诗意的文学】 当作家都热烈向应号召绞尽脑汁“讲好中国故事”时,文学剩下了什么呢?诗意和情志(审美)是文学的本质属性,缺少诗意和情志的文学还叫文学吗?我们好不容易走出庙堂,把政治激情转换为诗意激情,使文学回归文学,却又一哄而起去“形而下”了。难怪有人问,我们的文学离优雅和高贵还有多远?你走不出形而下,缺少诗意和诗情,甚至没有了那种令人神往的憧憬,没有了让人渴望的圣洁的美,你怎么走出国门,又怎么同充满哲学思辨和批判精神的世界对话呢?

【高考语文阅卷】说的是二十年前的一件往事,现在或已“与时俱进”了。那年鄙人是语文阅卷组组长,诸多细节早已不存,唯一桩小事因动了感情而至今不忘:有道填充题,打个比方,意思大致是问早饭吃了啥,标准答案是“稀饭油条”。不少同学答的却是“油条稀饭”,按规矩不给分。到底怎么判?出现分歧,乃来询问。我细看此题,前后颠倒不是关键,犹如把“李白杜甫”写成“杜甫李白”,虽然两人生卒年代有前有后,但问题不在这里,标准答案或可商榷。但组长是没有这个权力的。往上报。答复倒是简单:严格按照标准答案!老师们都知道,高考成绩一分之差,就可以刷下几百上千人,弄巧了,成败就在这一分之间。我不甘心,要求再报上级的上级….一番推磨之后,终于获得支持。一片欢呼!

【饮食返祖?】儿时便听说过有巢氏燧人氏,最老的老祖宗:一位构木为巢,一位钻木取火,于人类都是了不得的大发明大创造,尤其是火的发现结束了茹毛饮血生吞活剥的原始生存状态,可谓划时代之大贡献!近见一事却让人不解:上海一家餐馆以生吃各种蚌壳类海鲜出名,生吃原也寻常,可此家将剖开的各类软体小动物置于餐桌,个个生猛,有的探头探脑,有的手舞足蹈,特写镜头煞是活灵活现…这一幕,怎一个酷字了得!想起鲁迅先生批评吃猴脑的话,人类,要说,确是很残酷的。

【东京审判知凡几】纽伦堡审判,众所周知;东京审判,国人知多少?一个美国记者,历时1/4世纪,行程超10万英里,以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进入巢鸭监狱采访东条英机、访问当年的检察官法官和辩护律师,以及查找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卷宗),完成了《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未曾述说的故事》。30年前的这本鸿篇巨著近日终于在上海翻译出版。梅汝璈的女儿梅小侃看到书中写到她父亲当年的种种艰辛,大为感动。作为出生在抗日烽火中的我,无比复杂的民族和家族记忆再次被唤醒…..

【谁之罪?】在许多惨烈的夹边沟故事中,最令人撕心裂肺的是一位父亲永远得不到远在大洋彼岸女儿的一声“爸爸!”女儿说,我没见过也不相信那段历史,革命的神圣接下来的是革命的残忍,可你“神圣”时候,我的千辛万苦我的孤独困窘,你想过吗?“不要跟我提什么血雨腥风,我不相信……”这不是北岛张悦然们的诗吗?然而,当历史滴血的时候,还有诗吗?难怪有人称,奥斯维辛之后,再没有诗。

【不许探究】对世界的探究可能带来大灾大难?这种状况似乎在人类早期就已经发生,至少西方在古希腊,东方从春秋战国开始,历几千年而不绝。苏格拉底推测头上的天空,探究脚下的大地,雅典人硬说他把荒谬辩成正确,处死了这位智者;布鲁诺、伽利略等伟人,也被指为异端邪说或被处死或最终死于牢狱。岁月流转,人类在这方面前进了多少呢?不准探究的种种律令并未因历史的变迁而成为过去,这是人类的大悲剧,而今甚或有愈演愈烈之势,殊可悲也。

【裸体画不要不行】大约是九十年代吧,贾植芳先生问我:海关在什么地方?原来是他几位60年前一起留学东瀛的老友,从香港给他寄来了几本杂志,说是有不雅的图片,通知老先生开好证明到海关领取。贾老说,我哪有这么多力气,要去求人写条子,又不知道海关在哪里,不要了还不行吗?我说,不要是可以的,想来无非是有几张裸体照片或裸体油画罢了。于是贾老便说起一件事:文革前夜(经查应是1965年7月),毛给刘周邓康(生)陆(定一)彭(真)等写信,说画男女老少裸体是绘画和雕塑的基本功,不要不行。还批评说这是封建思想。原来是有人给江青写信反对裸体画,江把信直接呈主席了。可见那时江青地位已非一般,那几位都是政治局或书记处的,而且是64年中央文革小组的头儿。你想想,那是怎么回事?贾老呵呵笑了起来,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且说门面书】新华社有记者在采访中看到,一些领导新上任往往“标配”一橱新书。毕竟时代在变,原来兴盛的玉石书画之类自个儿悄悄把玩吧,拿出来丢人显眼了,于是改做“门面书”。记得多年前媒体便披露,一些干部书橱里那些装帧精美的尽是假货:金字其外空壳其中,这颇易穿帮,如今是真家伙了,古今中外文史哲经搭配齐全,不过还是装装样子的,可惜了。

【疏离–背离】中国的理论家,或者说理论工作者,作为个体生命的道德缺失日益明显。一是思想理论与行动实践的脱节;二是思想理论与现实认知的脱节。这种脱节,不是一般的疏离。疏离这种情况,在西方哲学家那里,也是不少的,比如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但,我们是一种背离,甚至表现为一种令人难以容忍的背叛。于是,我失去了最低的耐心,不再去读他们那些高头讲章,而宁肯去看那些“碎片”,至少在碎片里,有人间烟火,有凡人情志。

【那些年,都干什么去了】近日各大媒体连篇累牍滔滔不绝讲述恢复高考40年的故事,把“恢复”之艰辛与伟大反复宣传,十八般武器全用上了,却没有一个人回答,从鄙人1957走出高校之后,没有几年工夫,高考怎么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一个八亿人口的民族怎么就没有一所大学了?这段历史怎么就成空白了?我看到,整个社会全部媒体对此一片静默,让人感到深深的寂寞和无奈。

【邓广铭先生之气魄和胆识】读到郝斌教授回忆邓广铭先生的长文,说及1977恢复高考之后,70岁的邓老毅然出山任北大历史系主任。那时未名湖水虽然依旧,教坛却已是满目疮痍。谁来上课?邓先生极力反对将就,滥竽充数,他不怕惹翻一些人,遍至各校延请名师,硬是外聘了宁可(中国通史)、蔡美彪(辽金元史)、漆侠(宋代经济史)、胡如雷(中国封建形态)、王利器(中国古文选读)等…..由此倒是想起五十年代负笈燕园时的教学状况。那时鄙人就读中文系,本专业的各类课程从一年级起便全是大师级的名师执教(前两年做口述节目时,主事者看到原来只闻其名未见其影的游国恩、浦江清、林庚、王力和我们一起拍的毕业照,莫不惊叹不已),即使非专业课程,也毫不含糊:主讲中国通史的正是邓广铭先生,之后是周一良先生,主讲西洋文学的是李赋宁先生,俄苏文学是曹靖华先生,都是一等一的大师啊。前不久,媒体将某大学名家给本科生上课作为新闻报道,遥想当年,寻常事竟成绝唱,不禁唏嘘!六十多年后忆及旧事点点滴滴,只有感恩无尽矣。还忆及一个细节:77恢复高考时,左公气焰未减,像贾植芳等名家虽已“从鬼又变成了人”(老贾语)却未得真正“解放”,复旦不敢用他,最后竟然惊动了胡耀邦,胡批示:为啥不可以?那年,他受北京一专业机构邀请,参加一研讨会,学校不好阻拦,但要系里派一党员教师“陪同”(后来他们成了忘年交后:坦白“出来的)……在这个背景下看邓广铭先生当年的大刀阔斧,实在可敬可佩!

【贺三哥寿登期颐之喜】我有三个哥哥,大哥二哥先后谢世,三哥一生坎坷,幼年家贫,13岁当学徒,备尝艰辛,之后带了一条破席漂泊上海,每日只吃两副大餅油条勉强度日,期间在夜校学了一些发报技艺,49后至电报局谋生。我读大学,他倾力相助。文革起,被怀疑私藏“电台”里通外国,反复抄家不说,还一次次打得遍体伤痕几乎丧命,后又关入牛棚,我曾冒险前往探望,斗室里唯一竹榻一暖瓶一铁皮桶一尿壶而已,37度酷暑每日只放风一次。晚年住郊县养老院,钱财资助莘莘学子,遗体捐献。我因腰椎全废,只得涂抹四句以贺九十大寿:山路弯弯拄杖行,俯仰无愧天地人。赢得今世心愿在,喜登期颐笑众生。

【读曹禺旧文的感慨】曹禺的第一个作品是《雷雨》,那年他22岁,记得我们老师在讲到这部作品时曾说,他是在课堂上偷偷写的,把一本教材盖在上面。1936年1月出版时,曹禺写过一篇长长的自序,49前的版本上还有,此后的所有版本均不见。他写道:“《雷雨》的降生是一种心情在作祟,一种情感在发酵”,“回忆三年前提笔的光景,我以为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我没有明显地意识到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什么….”他把那些对他作品的拔高看成是替他下的“注释”。青年时期的曹禺,深受易卜生思想影响,揭露社会黑暗,追求人性解放成为那个时期的潮流,曹禺的毕业论文,正是用英文写就的《论易卜生》。如今的作家们,全然没有了曹禺当年那种“忧郁而暗涩”、“茫然而苦恼”、“模糊而踌躇”,他们目标崇高而明确,志向伟大而高远,他们作品里的男女主人公,举手投足言语内心,无不响彻着时代的最强音。曹禺的一生或有诸多遗憾甚至遗恨,包括巴老批评他的社交活动太多之类,但是,就一部《雷雨》,足可证明他作为一个剧作家的诚实和正直,曹禺因之而不朽。

【也来说说“假”】微坛上有人说造假源于民族品格的沉沦。我没有研究过,只想就亲历的一件事说说当下造假的一个特点:公开、大摇大摆、直截了当、毫无羞耻感。这个故事让我惊呆了好些日子:考试结束,电话来了,女子,声音嗲悠悠的:你是某老师吗?是的。老师住在哪里呀?干什么?我美学没及格。不要紧的,可以补考。我不想补考。那…..(这个回答让我毫无准备,一时语塞)你把分数改一改嘛。卷子不是我批的。他们说,你可以(改)的。我不是讲课老师,不行的。他们说讲课老师归你管。老师,你住哪里呀?这跟这事没有关系。住哪里呀?我挂了。心里纳闷:谁给她的电话号码?谁告诉他“任课老师帰我管”(实际只是负责备课、出题等)至今,我也不知道是谁在“帮”她,而且也不知道这位女学生后来是如何解决“不及格”的?

【送外孙上岗】一个月后,我们家里那头“猫头鹰”将走进西雅图微软公司,外公送你几句话:宏我愿,健我体,柔我心。你能走到今天,一要感恩,所有爱你关心你和帮助你的人都不能忘记。二要珍惜,珍惜清新的空气,珍惜蓝天下一切真诚良善和美好,踏踏实实地走好自己人生的每一步。相信你会实现你走出国门时的那句誓言:世界终究会看见我!
【史料钩沉】民国二年(1913年)曾创办中国大学,校址位于北京前门西大街13号,现一六一中学初中部。民国十四年(1925年),中国大学向比利时营业公司借款十五万元,取得郑王府土地所有权并于9月迁入。“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等高等学府陆续南迁,滞留在北平的广大师生不愿进日伪办的“国立大学”任教上课,纷纷聚集到中国大学。中国大学成了沦陷区高等教育的中坚力量。我一位朋友的大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考入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1946年毕业。他还记得那时校长是何其鞏。说他舅舅曾带他去中国大学,当时校园内有一座四层的理化楼,曾爬到顶上去玩儿。至1952年“院系调整”,几十年间,中国大学培养了毕业生2万多名,抗日将领李兆麟、白乙化,曾任过北京市领导的段君毅以及齐燕铭、张友渔等都曾是该校学生;鲁迅、胡适、马寅初、张崧年(申府)、张岱年等许多著名学者都曾在此执教,李大钊更是在中国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达5年之久。

【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有个诗友叫王巩,受“乌台诗案”(1079年)牵连被贬广西宾州(苏轼则被捕入狱,后贬湖北黄州等地),小妾柔奴随行,两人相扶相依在那蛮荒之地生活多年。后奉旨北归,途中与苏轼相聚,苏轼见王巩毫无落魄萎靡相,神定气爽,问其何也?答曰:亏得柔奴知我心。苏轼乃问柔奴:这些年在岭南,日子很是清苦吧。柔奴说,此心安处,便是故乡。苏轼大为感动,遂作《定风波》,其下半阕云:“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 却道, 此心安处是吾乡。”

【厉害了,我的国】这句狗屁不通话的“发明”权,应帰鄙人,那是七八年前,地点是瑞金医院心内科候诊区。事情是这样:做了支架手术之后,要连续两年服用一种叫波立维的药,一盒七片,每天一片,150-60元,尽管已进入医保,两年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就不去说它了,老了嘛,都说花钱保命呗。麻烦的是一次门诊只开一盒,且规定周三下午。于是那个日子便成了支架植入者的大聚会,风雨无阻,几乎全是老头。挂号、候诊、付费、取药,一个个队排下来着实不轻松。这也不去说它了。不能多开两盒?先是求医生:我们来一回不易,年纪大,路又远。医生说,我也想呀,没法子。你瞧,电脑不让啊。有意见,找领导呀(或找医保局呀)。真不能怪医生。不久,听到一朋友说,你去近处的三甲嘛?不是说哪儿手术哪儿开药吗?有人说可以的。好。一个多小时,那套程序结束轮到鄙人了,还没让见大夫就被挡住了:是在我们医院做的手术吗?不是。去找做手术的医院。白费心费力了。就在那个时候,老头都说,百姓真是弄不明白咱国家为啥有这些个规定。我就顺口说了那句:厉害呀,我的国。老头都乐了。其中有一个说,你这话也不大顺呀,要不是“我的妈”要不是“厉害啊,中国!”不是有个歌就叫《我爱你,中国》?后来,我还真较上劲了,找医保局,给市长写信。也不清楚是不是鄙人的功劳,反正后来变一盒为两盒,最后好像还可以开四盒了。阿弥陀!这事算解决了,类似的事还多了去了,给街道医院的规矩更多了,每次限定多少金额之类,药,又不是当饭的,而且高龄老人一般都要吃多种药物,一周走三五次医院配药是常见的事,让七老八十老人少跑两趟,不行吗?每次我看到一些走路颤颤巍巍歪七歪八的老人时,心里真的不好受。我们的祖国很伟大,长江长城高铁卫星,可老百姓最实际要的是什么呢?

【多看文字注释,少看作者点评】这里说的是读古诗词的无奈之法。盖随手翻翻,在下便生一种担心,即49后整理的古籍(包括选注、鉴赏辞典之类)大抵都留有政治烙印,大家名家也在所难免。昨天鄙人发帖聊如何选购旧书,以胡云翼先生的《宋词选》为例,表示可以放心。今天咱深一步聊,对这本1961年选注,1962年首版的书,细细读来,仍然时有吃到一个烂花生米的感觉,殊为憾事,却也不能全怪先生。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当为中秋词之绝佳,老先生(选注时年仅56岁,真不能说老)怎么就看出了东坡“世界观里头有消极成分”呢!再比如在下特别喜爱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先生的阐释也多有不确,“一蓑烟雨任平生”能仅理解为“顶得住疾苦生活”吗,“回首向来萧瑟处”能仅解释为回看“避雨时的处所”吗?过于拘泥而诗味尽失矣。胡先生先我三十年大学毕业,是我前辈,并曾执教无锡中学,不定正是鄙人就学时期,“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如有不敬还望先生九泉之下多多包涵。

【我的交友之道】有两种原来是朋友的人,一种,多年前就不来往了;另一种,现在很少来往了。前一种,只是个别,早年是我一徒弟,对我倒一直恭恭敬敬,直到后来平步青云了,有一回来看我,说了那句我无法原谅的话之后,我谢绝他进门了,那句话是“早该开枪了!”另一位倒是同行,也进入八零了,却一直热衷做些我非常不屑也注定毫无意义的事,还常打个电话来“汇报”,总弄得我有点尴尬。我不忍泼他冷水,只是“好好好”地应付,他感觉出我的无兴趣,电话便越来越少了。心里总觉有点对不住人家,人各有志嘛,却再改不了。

【放屁也要管】 看看当下的文艺评论界,看看那些大大小小的评论:真懂行的歇着,半拉子的干着,门外的指挥着。想起赵丹临终那句让人既高兴又伤心的话:管得太多,文艺没希望。当时就有领导说了两个字:放屁!没想如今连放屁也有人管,叫做管个屁。呵呵…..

【关于艺术:20多年后想说的一句话】20多年前,我“勇敢地”写了一本小书:《艺术的失落》,连作序的朋友都为我捏把汗,还好,毕竟进入九十年代了。有论者评曰:此书之价值在于作者在大家都说鸡蛋无法站立起来时,他轻轻敲了一记,把鸡蛋立起来了:学术,现在最需要的正是这种勇气。20多年过去了,书里提出的那些与艺术完全不搭界的各种奇谈怪论依然大行其道,电视剧那时年产几千集,今天已猛增至几万集,影片数量也已跻身世界前茅,然而,艺术,几乎原地踏步,从艺术本体上看,甚至今不如昔:我们受到艺术的惩罚了!我想呀想呀,便有了以下一句话:艺术,本质上是表现生命、开掘人性的一种形式,人世间所有的“内容”尽在其中!它涵盖真与善,超乎理性与现实,说到底,它是象外之境,更是境外之象。—-这便是那本小书的续篇。

【选择】人的一生必定会遭遇多次选择,一经选定便无须后悔,哪条路上,都会有一片风景,或许,你错过了另一条路上的风景,可你怎么就肯定那一定是更美妙的人生呢?那年,我从北京去了青海,屡遭坎坷,人说,留在北京多好。其实我自己明白,不是这样的。后来又离开媒体去了高校,又有人说,媒体多好,可我依然认为,不是这样的。

【权力的边界在哪里?】很久以前了,一个大官作报告时说了一个谎:这次去柴达木赛什克农场考察,那里有块地的小麦亩产捌千伍佰八十五斤。听的人都知道他在吹牛(那时青海小麦亩产一般只有几百斤),但是没有一个说他光着屁股——-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孩子了。回去“消化”讨论时,还说自己受到莫大鼓舞,对党中央提出的15年赶超英美更充满了信心。一个谎言引出了一批谎言。这不是故事是真事,有名有姓,他曾是某省的省长(为长者讳),听众里面就有鄙人,我当然也一声未吭。但是,有比权力更厉害的,就是真相。之后不久,还是这位领导,在一次讲话中说:这次在北京参加人代会,进门人家就叫“8585来了”,真是无地自容啊!回来后他非常真诚地说,以后咱千万再不要吹牛,老老实实做人做事。将近60年过去了,“老老实实”,还是很难,很难,很难。所以我一直记着这位省长,很是敬重这位省长。(这个被吹起来的“牛”,经领导审定,在人民日报头版大字刊出。)

【关于“中国”的小常识】我们身处的这块土地,到公元前21世纪开始的夏代,才出现了“中国”这个词,但并非今天的国名。先民筑城而居,住在“城里”的叫“国中人”,也就是“中国人”。《说文》:夏,中国之人也。简称“国人”。这个称谓至今仍被普遍使用。由夏而商,而周,类似西方“城邦”的概念开始产生(人类历史发展自有其规律性,古希腊的城邦欣盛期与西周大体相同)。公元前11世纪开始直到公元前256年被秦所灭的西周和东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和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此时所谓的“天下”,被界定为以京畿为中心方圆五千里的泱泱大国,行政区域意识的产生,标志由游牧而农耕的巨大进步。至于汉族、汉人、汉语等等,则是刘邦公元前206年灭秦建立汉朝,开始对外交流之后,外族和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

【站直了,别趴下】一直记住贾老那句话:你站着,你不会觉得他比你高,你趴下了,你就得仰视他。人往往会有错觉,就像一只在弧线上爬行的蚂蚁,总以为自己走的是直线,小时候喜欢观看蚂蚁搬家,队伍倒是整齐,却分明走得弯弯曲曲。杜牧总结秦亡的教训:“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能够从历史的高度认清自己站立的位置,从国际的视野看清自己所作与所为,看来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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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正荃:我的碎片(一)

【叶芝:在枯萎中进入真理】这位爱尔兰诗人了得,思想睿智,表达出众。人生走到薄暮时说出来的话,就该比年轻人多一点“真”:真实、真感、真情,最后,是不是真理呢?任后人评说吧。黑格尔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同样一句格言,年轻人嘴里说出来,同饱经风霜的成年人相比,少了些凌厉之气,却“具有全部意义的广袤性”,即更趋近于历史的真实境界。

 

【我的高考】那是1953年7月,我在无锡三中(原私锡中)毕业。无锡没有考点,学校通知每人须备一条凉席赴苏州,我没出过门,特别兴奋。出站后,一辆卡车(大巴?)将我们送到沧浪亭。那年我剛16岁,又瘦又小,完全是个傻小子,竟然问老师何以不让住旅店!那么著名的景区,你出巨资也不会让你住呀。傻不傻?安顿之后,大多同学都抓紧复习,第二天天不亮就起身。我历来散漫,功课马马虎虎,成绩极其一般,看到景色如此诱人(举家食粥,未出过无锡),顿生浪漫之情(真的没有丝毫压力),心想既谓之“沧浪亭”,总有亭子吧,便独自一路找去,十来分钟,就见假山顶上真有一石亭,石柱有联云: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后来才知此乃集句,一为欧阳修《沧浪亭》;一为苏舜钦《过苏州》)。之后关于考试的各种细节已忘得精光,只记得录取名单是登在报上的,密密麻麻,第一次没找到,心想完了,还是同学来告诉已被北大中文系录取,那时好像谁也没大惊小怪,家里也是不闻不问,连后来去北京为了省钱也是买了张慢车票,一手行李一手网兜,独自从上海而南京,再小火轮摆渡至浦口,再津浦线至天津,.最后就这样疲惫不堪地进了帝都。

 

【超越自己之后你是谁】这些年出全集之风颇盛,大人物的全集我一般不看,偶尔翻翻,发现所谓全集实为选集,此话怎讲?你看,有的是一段历史成了空白,有的是若干原来“众所周知”的文章失踪了,一个真实历史人物的历史轨迹云里雾里若真若虚,在为尊者讳为长着讳还很流行的大环境中,难有历史的真实。欣喜的是近闻《郑君里全集》有所突破,收入了他批石挥等人的文章,还有自己写的一些检查(郑家后代了不起,赞一个!),这多少“还原”了一点历史的真实。依在下之见,既称全集,一需全,二需真,记得贾植芳多次说过,他发表的文章都是“删节本”,或称“洁本”,直到临终前不久送我最后一本书《历史背影》时,还加了一句:又删了。贾老文章被改了的更多,比如有人夸他身体好,他笑着说“感谢毛主席”,发表时成了这样:这是劳动锻炼的结果。—-这还是贾植芳吗?先生的日记也发表过一些,那更是选本,如果连日记也“选”也“改”,真不如让它在保险箱里睡大觉的好。

 

【胡适读陈独秀】1949年4月14日夜,在赴美轮船上,胡适重读《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无比激动,信笔写下一篇长文,作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的序言。此前,2月23日,他就读过陈独秀的论文和书信,“深喜他晚年大有进步,已不是托派了,已走上民主自由的路了”。在这篇满含感情色彩的序文中,他对陈独秀最后的见识更表示了由衷的赞佩。序文摘抄了“我的死友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制的见解”。今日读来不能不钦佩这位革命先驱的睿智和他誓死反对独裁的胆略。想想陈他被开除这事,悲耶幸耶?还真是难说。陈某1921年被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8年后即因右倾被开除出党。一生为革命奔波,监狱进进出出五次,未有丝毫奴颜媚骨,一次次绝食赢得狱中得以读书写作之权利,更显出了他的品格。最后一次是1932年,两年后被判刑8年,至1937年抗战始被释放,5年后却不幸病逝,年仅63岁。人生苦短,显然是纷乱政治中不断漂泊动荡坐牢所致。陈岂止晚年思想有大的转变,此前,陈已热衷“小学”(文字学),并毕生致力于此,做出了突出的学术贡献,临终前完成的《小学识字教本》将形、声、义合一,集音韵学、文字学于一体,至今在声音训诂、说文考据等方面,仍然有其独特的价值,近闻已由新星出版社根据台湾《文字新诠》为底本影印,推出了平装本。生前有嘱:小学两字,断不能改。

 

【知人与解文】再来说说古籍整理和古诗词鉴赏辞典中的普遍毛病:要么拘泥于一联一句,要么孤立于一诗一词,难免或显偏颇或觉浅俗,即以本人喜爱的《唐诗详析》中杜牧《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为例,几乎把全诗均作正面解析,由此生出种种“误会”。首句“清时有味是无能”,“清时”,反辞也,一词错全诗错。此句实为讽刺世事多艰,无能者活得有滋有味,真才实学者反沉沦被贬,全诗乃自伤不遇,遂“乐游原上望昭陵”(唐太宗陵墓),曲尽其志也。如果以为诗人是传达一种“正能量”,自认“无能”,故只是“闲爱孤云静爱僧”,圣上啊,我是无限热爱你无限思念你呀,此去吴兴,真是不忍离开啊,那杜牧成了怎样的人了?且不说杜牧从司勋员外郎被外放为湖州刺史,心里定是不爽,更何况杜牧绝非阿谀谄媚之徒,那首“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简直就是“暴露文学”之鼻祖了,而诗人的远见卓识(比如他对真男儿的看法),在《题乌江亭》中也可见一斑矣。

 

【文革名词解读】一日,一位并不年轻的朋友聊天时忽然问我:“群专”是什么意思。我说,你这个年纪,该懂的呀。他说,好像听说过,不懂。我说,讲个故事:文革中七十年代的一个夏天,我去松江邮电局看望我哥。他被“群专”了,就是关进牛棚了,那是领导一句话的事。那年月,立场问题是了不得的问题,所以有亲戚颇为担心,说你是报社的人,一封信过去,说不清,“划不清界限”,会有麻烦的。我没管,去了。找到“政治组”,把“记者证”一放,说我想见我哥,孙某某。还算好,派了个人陪着我来到一间屋子,屋里只有三样东西:一竹榻、一暖瓶、一铅桶。哥已被关经年,“罪名”是怀疑49年学发报时与海外有联系,甚至怀疑暗藏发报机,一次次抄家,底朝天也未见蛛丝马迹,他不但不好好交代,还“负隅顽抗”,乃实行“群众专政”关进牛棚。只见我哥背上臂上都有伤痕,问怎么回事。无语。再问,有何要求?答:天太热,一天放出去一次,一壶开水一桶冷水,还要擦身,不够。蚊子太多,让家里送顶蚊帐…… 四十多年来,我哥一直记着一个念头,我要活过你们这些虫豸!今年他九十,我写了四句,祝贺他寿登期颐之喜:山路弯弯拄杖行,俯仰无愧天地人。赢得今世心愿在,仁者寿昌笑众生。

 

【陶渊明走出国门之乱弹】陶渊明走出国门了,有位生态文艺学家发现1600多年前的魏晋文人陶先生竟然是位“生态哲学诗人”,写了本《陶渊明的幽灵》,我北大时的班主任乐老师(至今还是喜欢这个称呼)随之高度赞誉为“在世界文学语境中诠释中国文学的最佳范本”!这下好了,诗人在西方找到“精神盟友”了,与西方倡导的“诗意的栖居”无缝对接了。更何况,咱的诗人比海德格尔早了1000多年,西方生态作家代表人物梭罗只在乡村住了两年半,咱的诗人一呆就是二十多年,而且地地道道干农家话吃农家饭哦……让世界上更多的朋友知道咱陶渊明了,知道咱中国文学了得,中国文化了得,中国哲学了得,我自然很是开心,心里有些回不过神来的只是,把一顶现代桂冠往古人头上这么一戴,一切就OK了吗?鄙人只是非常喜欢陶渊明和他诗中洋溢着既入世又出世,看破红尘看破生死,因而闲适愉悦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对之并无认真的研读,故谓之乱弹,还望老师和作者海涵。本人遵庄子教诲:大辩无言。//涂抹这三四百字前,倒是翻出了陶渊明诗集。如今毕竟老朽,怕被记忆所误。读陶诗还是在五十年代,一个甲子过去了,但他的诗真是太有特色,他那种任自然安排乐天安命的形象,如此深深地烙印在我心田里。中国许多文化人,我相信,一定留有包括屈原陶渊明以及阮籍嵇康等留下的基因,读读离骚、归去来兮辞,是不是思接千载魂飞万里了呢?

 

【一个新闻人能够退下来到大学教书,才算是完整的专业生涯】曹景行这话说得我暖洋洋的。当然各人情况毕竟不同,咱是小人物,尽管不停笔地写了二三十年,可一到大学,人家全然不管,只看论文有多少?专著有几本?外文啥水平?“教授”是全新的概念,跟你那“新闻人”是不搭界的(且不说骨子里对你“出身”总会低看一眼)。不过以我之见,曹先生的话真是说到家了,我那几十年东奔西跑积累的对生活对人生的体验和思考,尤其是亲历的那些坎坷曲折,给我讲文学讲美学以丰富的资源,文学不就是人学吗,对“人”一知半解,讲什么“文”?后来上课果然大受欢迎,待到写毕业论文,全班一半以上选我的学科,弄得系里颇感为难。我第二年就拿出一本《文学论纲》,后来还得了个法兰克福图书奖,三十年过去,还有博士生在写它的论文。如此说来,“完整的专业生涯”这话不余欺也。

 

【了不起的老舍】《骆驼祥子》轰动,《茶馆》轰动。然而曾几何时,这些堪称经典的作品都遭遇过坎坷的命运。先说《祥子》,49前已经受到革命文艺的批评,主要是两条,一是把一个“革命者”写成了告密钻营的无耻小人;二是让从农村进城的务工者最后堕落为吃喝嫖赌的城市边缘混混。那时老舍从海外回来(1949回国)不久,强烈要求进步(想想他那么神速地写出了歌颂社会主义的《龙须沟》吧),也非常的听话,于是1951年版的老舍选集中的这部小说成了“节录本”(老舍语),删145处,把15万7千多字删成了9万多;一直到1955年,依然不许恢复原稿,硬是彻底删光了那个“革命者”形象和祥子堕落等情节。如果了解49后许多作家(巴金曹禺丁玲等)纷纷修改自己作品的情况,就不会为老舍的遭遇觉得惊诧。时至今日,人们对革命中也有血污,历史也会有曲折已经取得比较一致看法时,我们不得不佩服老舍当年对社会认识的深邃和他对底层民众疾苦的人道关怀。这难道不是老舍的伟大倒是老舍的局限?!

再说《茶馆》。等到1958前后上级提出必须修改剧本否则不准在国内上演时,老舍已经不那么听话了。必须修改的是两条,一是要加强革命力量的气势,增加学生上街游行、进茶馆宣传等情节;二是要进一步揭露反动派,增加穿长袍马褂的国民党特务到茶馆捣乱等。老舍的回答十分简单:一个字也不能改。直到第二年在欧洲巡演获得巨大成功后,这个几乎夭折的戏才在国内重新焕发出无穷的魅力。就在那一年,我听到这个消息极其兴奋,写了一篇题为《艺术家的勇气》的长文,予以热情的欢呼和赞美。如今再想起1966那纵身一跳,或许觉得也就不难理解了。

 

【出了监狱要出去看看这个世界】在上海,为文革猛虎吞噬的第一人叫刘文辉,一个中学文化的“职工”,他反对搞“文化大革命”,写了信,写了传单,文革之初就把他毙了。那时死个人比死条狗容易。他弟弟帮他发传单,判了重刑。哥哥临死交代弟弟的就是这句话:出了监狱要出去看看这个世界。弟弟在狱中跟陆洪恩关在一个号子里。此陆何许人?上海交响乐团的,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武训传》的作曲,文革那年,他仅仅问了一句:到底是要贝多芬听群众的,还是群众听贝多芬的?江青说他是“中国文艺界的大灾星,中国人民的大灾星”,一句话,也就把他毙了。活生生的两个人莫名其妙的就这么死了,这世界真的就是这样的?70年代末平反出狱后,他下海挣了第一笔钱,就走出国门了,此后每次有了钱,就出去,尽管自小就有腿疾,他硬是拖了残肢走了100个国家,先后写了两大本特别的“游记”,献给飘荡在云天外三哥那颗圣洁的灵魂。我钦佩他感天动地的情谊,顽强而坚韧,那天,带了一束鲜花,找上门去,就算认识了,至今我们已是好朋友。//(此帖一天多时间阅读14万)想起一桩亲历的往事:记不得是哪年了,马思聪来西宁演出。我在青海二十多年,不仅“空前”,而且“绝后”。大约演出一半时,台上出来一位什么人,说许多革命群众要求马思聪拉《社会主义好》,他没同意,请革命群众谅解。台下立马一片嚷嚷声,勇敢者站到座椅上,大喊大叫,大致的意思是必须拉,如果对抗革命群众,就叫他滚蛋…..演出无法继续,后来的事记不清楚了,最后….就再也没有马思聪的琴声了!我们伟大的革命群众啊!顺手记一笔:我们几个所谓读书人曾经议论过当年刘文辉这一惊天动地惊世骇俗的壮举:自己那会儿在干什么?精神世界是怎样的状态?我是最年轻的一个,29岁,正做“喉舌”,党叫干啥就干啥,打起背包就出发。其余几位说,小刘做的那些事,别说去做,连想都不敢想。一个“良民”—-几十年后才知道那叫“平庸的恶”!

 

【我同窗刘奇弟的故事】路见不平,你敢拔刀相助?1955 胡风案,北大学子刘奇弟觉得凭私人书信定罪不合法,“为反革命鸣冤叫屈”!先是批斗关押,甚至锁在窗棂上,(插一句,那时,班上派谭天荣看管,谭不久也入了另册,由毛钦定他为北大第一右派、极右分子,之后共赴北大荒。)最后以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和开除团籍了结。一年后,摘帽。两年后整风,他“贼心不死”,大字报又称《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作联曰:铁窗锁贤良,天昏地黑;忠臣血溅地,鬼哭神号。之后的故事大同小异了:判刑15年,发配东北的“夹边沟”兴凯湖农场,他真叫“不改初心”,不服气不认罪,动用各种刑罚,终致神经错乱,乃手铐脚镣圈进高100宽80公分的铁丝笼,无可立无可躺,未几即被折磨致死,不足30岁。最令人唏嘘的是,当右派纷纷“改正”,却称胡风尚未平反,仍坚持不予改正,待胡风案平反了,刘的反革命案却无人过问了,他家里好像也没有人了,至今谁也说不清楚那个“最后”了!顺便提一下,谭天荣也在这个劳改集中营,多年后他来沪见面,问及此事,他两眼直瞪瞪的:不说了吧。那残酷,不是人干得出来的,也不是你想像得出来的。我另一位同学陈奉孝也在这里经受了奇耻大辱大苦大难,刘留下的一件毛衣,陈穿了15年!//北大那年打了多少右派?我毕业离校时,全校师生约8000人,戴帽716人,中右(内控,或受某种处分的)700多人。其中物理系反右最是厉害,戴帽155人,占全校学生右派9%,全校先后被处死9人,包括林昭、沈元、张锡琨等。//彭真市长来校作报告,只记得一句话了:一句(反党的)话,也可以打右派。我们班的同学现在都记得。//据当年传达,北大运动由毛主席亲自过问,邓小平直接指挥,彭真具体领导,戴帽817人,杀8人。

 

【一个高干自杀的故事】我讲的故事都是跟我多少有点关系的人,虽不直接认识,却出自朋友同窗的叙说,不编不造,可听可信。这里要说的叫李春潮。为简单明了,只说几个关键情节:1,30年代与郭沫若、贾植芳一起东渡扶桑,就读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因“思想激进”被当局关进“疯人院”,郭等多方营救。50年代三人仍有往来(鄙人的《人性如何堕入暗夜》中有所说及);2,李某一直喜欢读书作文,返国后在陕西泾阳县青训队任教,1937加入中共,官至广西文教委党组书记、副主任,与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既为老乡又是至交。3,1954赴京开会,拜望习,得悉“毛已有手令,继续批胡风”。与正在北京的贾植芳见面时,便把此事告知了贾,嘱咐切勿与外人道。贾历来自称社会中人非学问中人,江湖气十足,焉有“见死不救”之理,只是多了个心眼,当胡风问及外面“风声”时,贾说:天冷了,衣服多穿些。5,胡风是个火爆脾性,一听就明白了,大怒:我跟毛主席都已经讲好了,怎么还要批?随即写下了那个要命的《三十万言书》。6,故事结局:贾植芳坐牢12年。李春潮给胡风反革命集团“通风报信”,双开,反右开始再戴上右帽,随之投水自尽,年44岁。7,尾声:贾老一直不让我写牵扯习仲勋的那个细节,直到去世前不久,他在病房里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此事遂公诸于世。

 

【打断了脊梁者凡几】戴了帽子的55万多人,绝大多数是大小知识分子,最近收到朋友发来的名单,凡1700多,一人一小传,分了好多“界”: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新闻出版解、民族界、军队、政界(中共党内)等等,在下已经一把年纪,各界人物也听说过不少,但还是有一批名字让我吃惊:原来他也在其中!现在不分东西南北,将部分名单登录与兹:石挥、蓝玉、萧也牧、张锡琨、胡思杜、胡显中、叶公琦、彭荆风、项南、艾思奇(以上二人系内控右派)、袁永熙、郭汝槐、马震武、龙云、魏启功、何迟、萧乾、陈铭枢、马三立、黄琪翔、叶恭绰、张奚若、梅汝璈、袁隆平、张思之、黄万里、钱基博、许杰、姚雪垠、陈歌辛、许还山、梅娘、董乐山、刘海粟、刘雪庵、张伯驹、戈扬、陆铿、梅朵….

 

【萧军的喜悲剧】以前总说反对鲁迅的没好下场,比如四条汉子。反之,下场就好吗?未必,比如胡风、萧军。上条帖子说到了萧军,现在继续说说对这条汉子的批判会,见识一下四十年代与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的“革命大批判”如何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那场批判会从晚八点开始,导火索是萧军不同意批王实味,为王鸣不平,与丁玲、周扬、刘白羽发生激烈冲撞。会议的主持人是吴玉章,他倒是不愿意看到撕破脸皮四分五裂,一再打圆场:萧军同志嘛,我们党的老朋友啦(萧1938年3月从山西临汾步行一个多月抵达延安),今天发那么大的火,我们一定有什么方式方法不对头的地方,大家应该以团结为重…..萧军听了这一席话,气消了不少,说,这样吧,我先检讨,百分之99是我的错,行不行?你们也想想是不是都对呢?此时,丁玲一马当先,不依不饶:我们没有一点错,你是百分之百的错。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你这个朋友是牛牛一毛,有没有都没关系。这下厉害了,你丁玲就是党吗?就是真理的化身吗?于是战火重起:“好,你们去朋友遍天下吧,我这一毛也别附在你这头牛身上了。从今以后,咱们就,拉–蛋–倒!”他用手势重重的摔了三下,然后拂袖而去。此时,已是凌晨两点。顺便需要作个交代的是,三四十年后,萧军这“毛”还是“附”到了“牛”身上。或有叫好者或有复哀后人者,总是悲喜同在吧。//以鲁迅划线,也遇到不少麻烦:瞿秋白太平时,他俩是“知己”,瞿伉俪看望大先生,鲁迅让出大床,自己睡地板。瞿成了“叛徒”时,说是鲁迅上了他的当,他以革命的名义党的招牌,欺骗鲁迅…..阵营里的是是非非真真假假真是说不清道不明啊!

 

【1942,那个一马当先猛批萧军的丁玲】提笔时,想到的一个题目是:从莎菲女士到红衣主教。丁玲早期是个莎菲式的素女,后来呢,圈子里的都叫她红衣主教。这个变化实在太大,甚至让人匪夷所思,可她做到了,何时开始的?延安!到如今,我们所有经历过风雨的人都体验到了那种入骨入脑“改造”的厉害,也有不少人像丁玲一样“脱胎换骨”了。在我读书那会,丁玲是个作家,当她修改这本《日记》特别是改写了结尾时,我认为,作为作家,作为有独特个性的个体生命,已告结束。后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根本不是文学的荣耀,硬要赞美,那就是向世人宣告,我丁玲已经不是莎菲女士而是党的“齿轮和螺丝钉”了(那个年代的时髦用语)。这种改造,直到她80岁,历尽苦难(几次大运动都做女一号,批判、发配、坐牢….)仍痴心不改,她早已不真实(当她用“我们没有一点错”这种蛮横和傲慢回敬萧军时,她已经不真实了),暮年依旧不真实(比较一下另一位延安才女韦君宜),依旧不丁玲,依旧不可爱,她是畸形社会培育出来的畸形女性:一个悲剧的女一号!有人撰文认为她是“违心”。不然,你在哪里看到的她都那么自然那么自觉(包括她揭发她检讨,也包括在北大荒垦荒)。一个人被彻底扭曲和异化了,也是可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丁玲一生真是一本活生生的“教科书”!

 

【夹边沟悲剧:震撼之后的颤栗】夹边沟的资料包括深度采访的影像资料,知道的已经不少,那里的苦难和残酷,生之低贱和死之冷漠,或许比纳粹集中营和古拉格劳改营还要惨烈,挖老鼠洞,马粪里捡粮食,甚至吃死尸…..无不让人震撼,常常不忍卒读(听),这是二战后最深重的时代和社会的悲剧。可是近日读到的另一个资料,则让我颤栗,一时难以恢复正常的思考和作息。大体的情况是这样:曾经有些人性未泯的管教人员,为了挽救濒临死亡的囚徒,在每月12斤定量之外,偷偷寻找一些代食品和增加少许粮食。须知,在那种极度饥饿中,一口干馍或许就能把一个人从死亡拖回人间。然而,这事被告密了。告密者相信:立功,就能获奖、减刑。结果,这些干部被处分和撤职,而囚犯只是受到了口头表扬而并未减刑。后来的干部却再不敢给这些告密者以任何帮助,他们许多人很快加速走向了死亡。这是人性的悲剧,恶之花!双重悲剧导致3000多右派最终只有500来人走出那块中国的古拉格!制度的丑陋和人性的丑陋,就这样在大西北这片荒漠之中上演了一出民族的社会的以及人性的大悲剧!正是暑天,却不寒而栗。//60年,千米白骨无人收,展览的是制度的丑陋!//一个卖友可以求荣,告密可以升官的社会,绝不会是一个健康的社会人性的社会。//对国家来说,百姓希望最好的结果,是承认自己走了一段弯路,可是国家想过吗?他的多少子民付出的是惨痛的一生,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啊!

 

【皇帝的权力有多大】从小就听说,天下皇帝独大。后来知道,皇帝拜天,称“天子”,天比皇帝大。再后来读了些官修的史书,才知皇帝也并非不受约束。近日读吴钩先生写的宋代一场关于赐谥的争议,更有所悟。且简单说说。宋制:王公显贵去世后的赐谥,有盖棺定论之意,故大有讲究和规矩。宋仁宗有位老师夏竦,一品大员,当谥号。此事有专设机构的礼官先行“议谥”,复送相关机构“复审”,再由专人开会“合议”确认,送宰相核准,最后呈皇帝以天子名义“赐谥”。现在问题来了:这次要赐谥的夏某口碑甚差,朝廷内外皆称其“品行不端”,对同僚构陷致死更为世人不齿。于是报批的谥号为“文献”。哪个谥号至贵至荣至美呢?文正!比如范仲淹、司马光,宋百多年也就三人。皇帝想改一改,赐谥“文正”。这既有违宋代谥法,也不符程序正义,更与夏某所作所为相悖,礼官纷纷表示此举断不可为,司马光更奏疏提出抗议。皇上拖了一些时日,最后呢,还是只好收回成命,改谥“文庄”,算是个平谥,双方都后退一步,了结了这场争议。

 

后记:文人一支笔,涂涂抹抹几十年,总改不了这恶习,吃了多少亏。退休之后还是痴心不改,屈指算来已逾百万言,也算是对耄耋之年的一个交代吧。或谓:七老八十了,或结侣林下,悠游山乡;或事佛修行,广结善缘;或练拳踢腿,含饴弄孙,君何苦日思夕虑,忧国忧民,甚至招来种种是非?或曰:秉性使然吧,借明洪迈语:“故从吾志,以竟此生”。文人之力一支笔,只是想为历史留一点民间余响吧。乃将碎片装订成册,每年一册,已七册,自愚(非自娱)自乐耳。此为2017年碎片摘选,

五柳村2017年8月24日14:31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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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启治:《白鹿原》最大魅力是扑面而来的真实感

转自中国经济网2017年04月17日 13:30 来源: 辽沈晚报 李爽

原标题:最大魅力是其扑面而来的真实感

 

  作为《白鹿原》的责编及终审人,何启治是如何看待这本书的?它的魅力究竟何在?

  “我这么看重《白鹿原》,关键在于它惊人的真实感、厚重的历史感、典型的人物塑造和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白鹿原》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最好的长篇小说。”

  81岁的何启治笃定地说:“它是一部描写陕西渭河平原上白鹿原村镇里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在作者精心构建的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人生话剧。在今天看来,这个小村落里展开的乡绅角力,仍可以视为中国农村伦理道德变化的窗口。”

  艺术性与可读性高度统一

  何启治说,《白鹿原》的最大魅力,在于它那扑面而来的真实感。作者运用实事求是的革命观和历史观,对小说所要反映的时代生活作出深刻的反思。

  从整体上说,《白鹿原》是一部成熟的现实主义巨著,它恢弘的规模,严谨的结构,深邃的思想,真实的力量和精细的人物刻画,使它在当代文学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白鹿原》既有历史深度和新鲜感,又有对突破旧观念的认识,艺术性和可读性在这部作品中达到了高度统一。当然,《白鹿原》并非白璧无瑕,它也有弱笔,却没有明显的败笔。世人可以非议它局部的失误,却无法抹煞它整体的辉煌。

  何启治说:“《白鹿原》整个的艺术基调是凝重、悲壮的,读来让人深深感叹人生的变幻莫测和历史的沧桑无情。因此,读者看这样的小说时,无疑是又感动又沉重。但作为一个编辑,我读《白鹿原》时却有一种兴奋感和自豪感。兴奋感来源于当时对这本书的专业评价和职业感觉,是一种发自心底的赞赏;而自豪感则是因为我有幸成为这本书的责编和终审人。作为编辑,我只对《白鹿原》删改了两千多个文字符号(文字加标点),绝没有伤筋动骨,我希望把作者最真实的想法和初衷呈现在读者面前。”

  何启治透露,陈忠实决心在50岁之前创作出一本“关于这个民族生存、历史和人类生命体验”的作品,用以作为自己百年之后“垫棺作枕”的书。

  “陈忠实没有任何遗憾了,《白鹿原》做他的‘垫棺之作’当之无愧!”何启治说。

  性描因情节需要而保留

  在被问及对《白鹿原》的争议和热点话题有何看法时,何启治表示,一直以来,围绕《白鹿原》的争议话题,不外乎以下两点:一是男女主人公之间较为直露的性描写;二是地主白嘉轩与长工鹿三之间似亲人般的关系的描写。

  何启治认为,小说中的性描写是对传统文化所压抑的生命力的张扬和展示,是人物性格刻画和命运描写所需要的。当然,考虑到我们的国情和读者层面的复杂性,掌握一定的分寸也是必须的。

  性描写既是情节发展的需要,又是人物塑造的需要。例如,田小娥被郭举人强迫“泡枣”那一段,既揭示了传统性文化的一角,又表现了田小娥的反抗性格,不但是被允许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就像《子夜》和《静静的顿河》,如果没有适当的性描写,这两部名作又会变成什么?

  何启治说:“作为编辑,我在征得作者同意的前提下,将书中的性描写进行了适当的删节和淡化、虚写处理,虽然不敢说绝无偏颇,但大体上是符合作者所定的准则和艺术创作规律的。”

  何启治也注意到小说中关于白嘉轩与鹿三这种地主与长工的和谐、甚至亲如家人的描写。

  他说:“我对这样的描写也曾质疑过,还就此咨询了几位陕西籍的作家和学者,据说关中传统文化中,确实有倡导鼓励这种和谐关系的情况存在,从而打消了我的顾虑。既然白嘉轩是关中文化身体力行的‘半自觉’的代表(自觉的代表是朱先生),是作者某种道德理想的化身,那么这样来描绘他和鹿三的关系也就不足为奇了。”

  “白嘉轩对长工和乡人讲仁义,也和他的个人品质有关,是个性使然。我想,成熟的读者,当不致于把白嘉轩与鹿三的和谐关系理解成为地主与农民普遍的阶级关系,何况‘一个阶级一种典型’的主张早已被证明是违背科学理论的了。”

  何启治认为,《白鹿原》在当代文学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陈忠实的“垫棺之作”也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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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集各种错误思潮之大成”?还是“真实感扑面而来”?

近日,原《甘肃日报》文化教育部主任,高级编辑、记者梁胜明在红色文化网  发出《白鹿原》是各种错误思潮的集大成者(乌有之乡网刊2017-06-13 · 来源:红色文化网)一文为乌有之乡等自称左派或左翼的网站转发。

文章将《白鹿原》的错误表现归纳为:

一是严重歪曲中国近现代社会性质和历史面貌,把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描写成看不到剥削和压迫,地富与长工的和谐家园,从而告诉人们:革命没有任何阶级基础和社会根源。共产党发动的农民运动,“连一根鸡毛子也扇不起来”。是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破坏了桃花源、伊甸园一样的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境界,这就从根本上丧失了作为文学艺术生命的真实性。

二是极力赞颂封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和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把封建家族族长白嘉轩和封建文化腐儒朱先生美化为圣贤和救世主,企图以儒家学说抵制和取代马克思主义。

三是宣扬“告别革命”的错误思潮,把革命写成不断的“作孽”和“折腾”,只能起到破坏性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造成了人为的灾难和无谓的牺牲。

四是肆意丑化和歪曲共产党的历史,把它写成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发动毫无成功把握的渭北暴动,导致共产党领导的唯一一支武装力量损失殆尽;冒险进攻西安,导致新组建的36军全军覆没。从书中根本看不到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任何胜利和成功,也看不到共产党给人民带来的什么实际利益。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结果,是让投机革命的地富反坏分子白孝文篡夺了政权。凡是全心全意跟共产党干革命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满腔热忱、英勇无畏的女共产党员百灵在南梁根据地清查中被活埋;真正改恶从善,对策动县保安团起义起了决定性作用的鹿兆谦,却因遭到白孝文暗算而在解放后的镇反运动中被枪毙;大半生出生入死,几乎策划与参与了陕西历次重大革命活动的省军级领导干部鹿兆鹏,却在全国解放后不明不白地从人间蒸发,落了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下场。

五是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名,不分封建性糟粕和民主性精华,振振有词、津津有味地描写封建家族的陈规酷刑和农村的迷信陋俗,如打刺刷、喂大粪,祈雨、求子,装神弄鬼等等,弘扬腐朽丑恶,展览愚昧落后。

六是借口刻画人物性格需要,不加节制地描写动物般的性心理和性活动,迎合低级趣味,追求感官刺激,制造商业卖点,毒害人民和青年。这些下流的东西,书中俯拾皆是。


*梁胜明,陕西洋县人。中共党员。1961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历任兰州第七中学教师,兰州师专教师,《甘肃日报》文化教育部主任,高级编辑、记者。甘肃省作家协会第三届常务理事,中国社会主义文艺会学会理事。1961年开始发表作品。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五柳村言】《白鹿原》小说还没看,只看了正在播出的电视剧,怎么也得不到作者有将古老的白鹿原描写为“桃花源、伊甸园一样的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境界”的感觉;也看不出就是在美化儒家的“仁义”,倒是会产生相反的感受。

对一部文学作品有不同的看法毫不稀奇,可以有多种,而最重要的是看他是否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梁先生的主要意见也在认为《白鹿原》“肆意丑化和歪曲共产党的历史”,不过另外不少人则认为“《白鹿原》最大魅力是扑面而来的真实感”。有争论很好,历史就是需要从多角度去观察方能得到全面和接近正确的认识。那就让大家讨论下去吧,不要删帖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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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仲兵:邵燕祥印象

——在黄花城为邵燕祥创作70周年而召开的研讨会上的发言(2016年9月13日下午)

由李宇锋、傅可心、窦海军几位年轻朋友组织的这次邵燕祥文学硏讨会,真是可喜可贺。对我辈来说,它的意义远超于最近在杭州举行的G20峰会。

虽然我的“关系”在中国作家协会,但我对文学仍是门外汉。有鉴于燕祥先生的著作已超出文学的范畴,我就从历史和社会思想角度,谈点印象式的管见。

我与燕祥先生相识于文革之后,特别是1987年我调到《新观察》杂志任戈扬副手以后,其间又共同经历了1989年的疾风暴雨和腥风血雨,之后又有二十六、七年的过从相知。我有幸和他近距离接触,有机会较多地读到他的作品。

我的印象是:

一、他出道极早,十三、四岁开始发表文章,70年笔耕不辍,正式出版著作70多种,110多部,字数超千万字。除诗歌,杂文蜚声文坛外,其散文、政论、文学评论、报告文学、传记等,均有相当造诣,是一个多产又多面的作家,是一个靠实力站住脚的文坛宿将。

二、他学养丰厚,视野开阔,极具洞察力,且思想深邃,又文笔极佳。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于光远老人在“反自由化”中两次遭整肃后,他的理论行当难以为继,90年代初,曾不只一次对我说:他喜欢邵燕祥的文章,写出来的东西,既有文采又有思想,说他要向燕祥学习,“争当21世纪的文学新秀”。未到21世纪,于老便辑了一本散文集《窗外的石榴花》,燕祥欣然为他作序,序曰:“我感到于光远真是一位‘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当代知识分子”,打趣道,“于光远同志也在‘普及于光远’了”。我想,光远老人之所以喜欢燕祥先生,是因他既是杰出的诗人、作家,又是难得的学者和思想者。

三、我在作协机关30年,无论上下左右,也无论持什么意识形态,却未见说邵燕祥不是的。章诒和笔下,邵燕祥是个人见人爱的人。她说,这是“由于他的才识、性情、气质总能触动你的心”,“他对人,无论亲疏远近,他对事,无论大小轻重,都有着良好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加之个人的天赋和修养,他的情感、思想、意志之表达,决非人们所惯用的思路与方式”。这是很有道理的。

在我眼中,他是这个年月中罕见的超凡脱俗,具有见素抱朴特质的真人,特别是他的独立精神——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独立的处世哲学和行为方式,加上他别具一格充满睿智的幽黙感,使他更具人格魅力。1996年,我曾主持一个文化讨论会,许多与会者都在谈如何发挥文化的社会协调和社会发展功能来加速我国的社会进步。只有燕祥先生唱了反调,他认为在当今的体制下,这是个伪命题,是不可能办到的。十几年后,翻阅当年讨论会的记录稿,我不能不欽佩他独具清醒的精神。

四、与燕祥先生相识,知道他是曾经的“右派”,我即对他刮目相看。因为自文革醒悟后,我就把“右派分子”看作先知先觉者。但让我对燕祥先生特别敬佩并引为知己的,还是文革结束后,在几度关键时刻他的表现。

一是在80年代初,燕祥先生创作了大量杂文、随笔,对框囿我们的制度和观念,对文革、对中共治下30多年的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成为思想解放运动中文学界的标志性人物。他的杂文跟余心言(徐惟诚)、刘甲等人所鼓吹的“告别鲁迅”、为“圣”者“歌德”的庸俗说教的“新基调杂文”,形成鲜明对垒。大家知道,是他和严秀(曾彦修)、牧惠(林文山)、蓝翎、舒展,还有吴有恒、冯英子等杂文家,开拓了改革开放中的杂文,继30年代前后的鲁迅,让杂文在新时期再次崛起。1988年,中国作协在广东举办首届新时期优秀散文、杂文评奖时,我作为一名终审评委,这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一是在80年代后期,主张全面改革的胡耀邦总书记已被邓小平、陈云等专制派用阴谋手段拱下台。为适应邓小平以专制主义政治来支撑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一帮天真的自以为是的年轻人公然否定宪政民主道路,起劲地鼓吹起“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无非是中国传统的根深蒂固的皇权专制主义在新时期的发酵。早在1980年燕祥先生就提醒国人:《切不可巴望好皇帝》,《土皇帝也不能要》。这时,面对“新权威主义”甚嚣尘上,燕祥先生又一次表现出他思想理论的敏锐与深沉,写了《中国还需要皇帝吗?》等文,与当时思想理论界最前沿的人物,如于光远、黎澍、王若水、李洪林、阮铭、王元化、李慎之、于浩成等人,起而批评“新权威主义”,揭露它的专制主义本质。当时由王元化出面组织的“新启蒙笔会”和編辑的《新启蒙论丛》,成为倡导全面改革、高扬科学与民主和人类普适价值的启蒙阵地。燕祥先生不仅是该笔会的参与者,也是《论丛》的重要作者。他在《新启蒙》中倡言:“思想文化的启蒙,意味着对原有结论的审视扬弃,过时的传统观念更新,旧的思维模式的超越;重新认识历史和观念,中国和世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这是我所见对新时期思想启蒙最到位的提法。

一是,1989·6/4枪响之前,燕祥先生正在美国访问。他一直关注国内形势,警觉到手无寸铁的学生面临暴力镇压的危机,就警告如一旦发生流血事件,当局则将在政治上破产。此语不幸而言中。邵返国后,要求他承认错误,“与中央保持一致”,但他仍坚持保留自己的意见,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反对以武力解决天安门事态,反对向学生们开枪。他的正直而无畏的气概,令我辈肃然起敬。

总之,以我30年的观察感受,无论就文品还是人品而言,邵燕祥都是我心中的今日文坛第一人。

今天这个会,是专门为燕祥先生文学生涯70年而开的。积70年历史的考量,品评他的文才、文识、文德、文胆,称之为当代中国文学界的良心,我想应是我们大家的共识。

说起我们时代的良心,我们自然会想起张思之——法律界的良心;戴煌、刘宾雁——新闻界的良心;王若水、李洪林——思想理论界的良心;朱厚泽——中共政坛的良心。他们和燕祥都有着共同的历史命运,他们又都是近三十年来和燕祥过从甚密的挚友。当然,在燕祥的周围,包括在座的朋友——还有一大批我们民族富有智慧和良知的仁人。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

文革结束后,自由主义兴。于是重新评议鲁迅和胡适的功过是非和历史地位,成为热点。仍肯定鲁迅而否定胡适的有之,肯定胡适而否定鲁迅的也有之。比较二人,本人浅见:鲁迅之长在于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批判认识之深刻;胡适之长在于对中国未来和前途认知的前瞻性。他们都是中国新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中国需要的恰是二者的互补。我曾收集材料,想把现代思想史上的鲁迅和胡适做一比较硏究。我请教了燕祥先生,他非常支持我的动议。燕祥先生从少年时代就深受鲁迅的影响,这从他的著作中可以得到明证。但在文革以后他的著作中,对于胡适的历史贡献和人品修养,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给我以许多启示。

余读邵氏书,给我更突出的启示是:燕祥先生兼而有鲁迅的深刻性和胡适的前瞻性。也正因如此,他也像鲁迅和胡适一样,事实上已冲破了做为一个文学家的樊篱,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学者和哲人。这是一般诗人、作家难以步入的境界。

我个人认为,燕祥先生70年来著作的分量,其艺术和学术的社会价值,著作的文化社会内涵,艺术造诣,语言技巧,思想境界……绝不在周扬曾经推崇的当代几位语言大师之下。可惜,由于体制的禁锢、压制、贬损、摧残,当然也由于他个人的低调,他在文学史、思想史上应有的地位,他著作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远远没得到应有的彰显。所以,我更觉得我们这次会开得是非常有必要,非常有意义!这是一场民间自发的会,这么多学者、专家因对燕祥先生70年创作生涯的感佩,对燕祥先生在文学史、思想史的地位的共识,走到一起来了。

最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邵燕祥自传体新作《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读之令我惊心动魄。

我看到,作者继他的人生记实文学《沉船》﹙1996﹚、《人生败笔》﹙1997﹚、《邵燕祥自述》﹙2003﹚、《找灵魂》﹙2004﹚等之后,以实践的标准,亦即通过常识,通过自在的人性、人道和人类的普适价值,对自己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认识及社会活动做了近乎残酷的解剖和批判,同时,也果敢地解剖和批判了当时的社会历史。正所谓:“我是临近暮年,才来重数走过的脚印,分辨走过的道路,在反思历史的同时重新审视自己,或说在解剖自己的同时,也重新审视历史。”﹙《作者的话》﹚

我还看到,作者竟能保存如此完整的个人从少小到老大的这么多资料(包括手稿和出版物),并疏理出如此详尽的个人历史记忆;竟能搜集和考据了如此大量文献和民间记录,并结合亲身经历、透过自己头脑过滤,捋出如此清晰的历史背景;特别是对1945年以来,中共夺取政权前前后后十余年的历史做出如此深入独到的解析。其信息量之大,掌故之多,包含社会历史内容之丰富,读之令人惊叹不已。

通览全书,我看到作者从观点、思想方法、语境已然砸碎“党文化”及其哲学基础的桎梏,这是何其勇毅的“与传统的决裂”。

我读过不少人的自述,但难窥到燕祥先生的境界。如我曾读到另一位著名作家的自述,他虽和燕祥先生有共同的“五七”命运,也有后毛时代的创作辉煌,甚至更有一度政治上的发迹,其自述中的汪洋恣肆,嬉笑怒骂,皆可见其心力、笔力的“游刃有余”。然而,所不同的是,他不仅沒有邵氏对过往的自我解剖、自我批判、自我谴责的态度,而是沾沾自喜地标榜自己:“浑身带电,到处放着火花”,“开阔大度、高尚超拔、无咎无恙、永远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风格、性格、品格……”,他的自述总是抑制不住起劲地卖弄自己的小聪明,模糊社会罪恶的本质和根源,糟践曾经的同道者,甚至向权势者挤眉弄眼……。比较他和邵氏自述的品味,真不能同日而语!

我以为,不能把燕祥的《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看作一本普通的文学或历史著作,它是一部兼具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的大作。

是的,燕祥先生死过,但知何以而死,却获凤凰涅槃的永生。

2008年,我初读这部书稿后,写下几句印象:

这是一部史诗,用诗的情感和语言写的历史。

这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演进史,非常真实、生动、深刻的心路历程的记录和阐述。

这是一部自述的传记,又是通过自己眼睛浓缩的二战以后的中国史(断代史、编年史),是一部邵氏体例的中国史。

这是用生命的笔,蘸着天地良心的墨写下的真实历史。

一部集大成的著作,一部将传世的著作。

﹙2006年10月6日修改﹚

五柳村2017年6月2日(星期五) 下午4:34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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