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荃:我的碎片(八)

【文人学者,不是明星】文人,学者,不是明星。原本就应该是寂寞的。所谓三年寒窗苦,十年冷板凳。你选定了这行,就不要去凑热闹。可现在,许多文人不甘寂寞,都在往明星的队伍里挤。有意思吗?不过,我现在想说的是另一层意思。就是这个世道,对一些文人,太冷眼,太势利,收得太紧,管的太多。贾先生的晚年,就已经很冷落了,他写的文章和写他的文章,在纸媒上,都很难再发表了。出书,那就更难啦!那时有家出版社要我组织几本文化老人的丛书,两本顺利通过,先生这本送上去审就石沉大海了:这是最厉害的,不说不行,也不说行,就让它放着,躺着,不死不活。我找到这家老总,他非常为难。说,我手下还有几十号人呢 ,能老去催吗?这句洋人肯定听不懂的话,国人只需一点,就懂其深意了。先生深明大义,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绝不会做出有辱我做人准则的事情。花了大功夫的这本书就这样胎死腹中。于是,我就写了一篇长文,讲他从历史深处一路走来,60年的艰难心路历程,题目就叫”寂寞贾植芳”,又写了”最是文人不自由”和”晚年贾植芳:一个达观的苦闷者”,感谢互联网接纳了它们,也感谢更多的网站转载了它们。两年前,我给某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讲了十个小时晚年贾植芳。最近有人说能不能让他去整理一下。我明白他的意思,但只能谢谢他的美意。十年前 ,在先生逝世后的追思会上,我发了几句让人多少有点惊谔的言以后,出版社一位女士就想让我编个先生的集子,我也婉言谢绝了。吃一堑长一智,我何止吃了一堑呢。不去白忙乎啦。

【草有不死的灵魂】 落木无边时,秋草泛黄了。无需伤秋,不是”春风吹又生”吗?世间最有生命力的,就是草了。每当在网上看到草民,草根这些词,心里就会有一种激动,他们不喧哗不张扬,他们淡泊平和隐忍,和阳光在一起,和大地在一起,生生不息。是的,就是在这里,在微坛里,他们顽强的生长,不怕风和雨。为春夏秋冬时时可见,处处可见的草民们草根们,点赞。//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草,他有不死的灵魂。 说起草字,还有个小故事:在下名字最后一个字为“荃”,盖此前小哥名“全”,后夭折。父亲乃道,“全”,不吉利,必需“开花”,乃为“荃”。所以自小心里,“草”,就是爱,就是生命,最爱的就是草!

【小事见人品】十年前去日本玩,从机场到酒店,那位中国导游一路上说的都是国人在那里做的一些苟且之事,比如从街头话机里用铁丝勾钱之类,最后是推销一种电话卡,20元人民币,“足够各位在日本天天跟你家人聊天”!她不忌讳,还讲了其中的秘密。让人想起最近知道的一位中国留学生在法国的不幸:这个女孩学习很努力,每天既要读书又要打工,来回奔跑很辛苦。渐渐地,她发现当地公交售票全是自动的,且无人检票,车站几乎是开放式,随机检查也非常少,估计逃票被查的概率仅万分之三。毕业后,她凭着名校优才,频频出入一些跨国公司推销自己,这些公司对她都热情有加,可是几天之后的答复又都是婉言相拒。她对此“歧视性的”不公忍无可忍,找到某公司人力资源部。下面的故事就可以省略了,这位女生虽然以“只是三次”“忘了带钱”之类企图搪塞,无力抗辩后又以“小事”想蒙混,公司却认为,1,你不尊重规则,2,你不值得信任。最后两句话颇值得深思:道德常常能弥补智慧的缺陷,而聪明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空白。

【悲伤墙】 10月31日,俄罗斯一座宏大的国家级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普京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希望这座悲伤墙成为国家、社会过去和当下的分界线,成为我们克服这种分裂的象征!特别欣赏他说要记住历史,记住那段悲惨的日子,专制暴政让千万俄罗斯无辜者受难。//普京希望延续自己的执政权力,他必须顺应民意,走宪政之路,而第一步就是厘清历史旧账。这次藉纪念碑(强调它的“国家级”身份)落成的契机,表达了俄罗斯将要开始的新纪元。如果他不是在欺骗俄罗斯百姓(他们不那么好蒙),那确实值得:拭目以待。//正是俄罗斯改弦易帜时,我一好友应邀访俄,回来后曾畅谈几次,他对俄罗斯民众有觉悟有底线印象最是深刻。军队不向百姓开枪更不用说了。

【站直了,别趴下】在世俗的层面上,或者说,从世俗的视角看,人和人,并没有太大的不一样。比如,吃喝拉撒睡。剩下的那部分,也有许多是一样的。比如,翻翻书聊聊天,看看云卷云舒落木萧瑟之类。我们无需把一些人看得过于高大,也无需把自己看得过于渺小。飞得很高,固然值得赞美,而在平地上一步一步留下自己平实的脚印 ,其实,也很令人向往。//我很喜欢贾植芳先生的那句话:你跪着,就会望之弥高。你站起来,就会发现,其实自己并不矮,甚至可能比他还要高。

【骄傲什么?“不怕死”?】麻栗坡,这个遥远的村庄听说过。那年读了一位军旅名家的一篇散文,讲那场所谓“自卫反击”时,一个越南女子与一个中国下级军官(?)的真实故事。最后,战士牺牲了,那个女子按生前说好的,买了两条最好的烟,一支一支插在坟上,白白的一片,香烟缭绕….我在一期军官写作讲习班上说及这篇散文,赞它文字清新感人。大家很给我面子,下了课,一位大校才非常婉转的表示,此文有严重政治问题。多年过去,今天偶然读到新华社记者周磊写的文章,说的是他随同部队冒死排雷的故事,就在那个“坡”。那里有100万枚地雷,而且许多是特制的,你按常规摸排,往往就“中计”引爆。这几年虽两次大规模排雷,但只排除了一半左右,附近村民死于地雷的已有近6000人,一个村子被炸飞了腿的就有87人。我一边读一边为这些战士点赞,也为这位记者点赞,结尾,一段文字让我感动:返回的路上,望着倾斜70度的高山,我流泪了,这些中国军人不怕死,他们是共和国的骄傲!可是我想,原本是可以不必为这种死亡骄傲的啊!

【文革初期抄我的家】1966年开始的文革,是从贴大字报、抄家、烧书热闹起来的。这里只说我亲历的一件小事:那天,突然来一批小家伙,自称是毛主席的红小兵。进门不由分说就把我的书架乱翻。其中好像有个头。几个小子拿着书不断的问这个要不要?那个要不要?说要的,就扔到一边,说不要的,就扔到另一边。拿了一套红楼梦问要不要?回答说,算了。于是就留下了。还算客气,只拿走了97本所谓的毒草。奇怪的是,第二天,我就在办公室的柜子顶上发现了那捆书。心里也就明白八九了。谁也没有找过我,我也没有找过人。等到乱哄哄的时候,什么都没人管了,我就把那捆书拿回家了,倒也很平安。我49年时只有12岁,历史上清清白白干干净净,只好给我带了个”写了大量毒草的牛鬼蛇神”的帽子,不过没有多久,也就没有人再来管了,都忙着造反去了。

【国家级难题】总有一些年轻人,读了我写的点点滴滴的回忆,觉得我们那代人真是不可思议窝囊到家了。红小兵来抄家,你就让他抄了。把抄出来的书拿走,你就让他拿走了?接下来批斗,你就乖乖地站到台上去了。叫你低头,你就低头了。怎么不反抗啊。你们说的很对,我无力回答。我是个软弱的人,一介无用的书生。可是我想,你去问问刘少奇,问问彭德怀,以及成千上万曾经建立赫赫功勋的人,还有那些为国为民作出巨大贡献的人,他们怎么都不对着干啊?更应该去问问那个毛润之,他为什么把1945年前后说的那些话,那些蛊惑人心的许诺,都不认账了呢。年轻人,我跟你说,当一场暴风骤雨压过来的时候,任何个人就是一只麻雀一只蚂蚁 。千年历史上这样的事儿还少吗?当下不也有这样的事儿吗?你拿了诺贝尔奖,我照样要你坐牢。不是吗?你还要不明白,那老夫就不知道说什么啦。慢慢长大吧。我相信你会长大的。因为我也曾经跟你一样问过比我年长的一次次坐了大牢的人。不过,有个小故事倒可作为插曲或旁证一说:70年代中期,在一朋友家做客,他五岁儿子在画报上见到一幅毛和林在一起的照片。他不认识林,就问他爸。他爸随口说,坏人。儿子接着问,那毛主席怎么和坏人在一起呀?他爸只好说,等你长大就明白了。后他调北京晚报,我去拜访,无意间又说起这事儿 ,我开玩笑地问,到现在大概都无法说清儿子那个问题吧。这是个国家难题,严格说,是执政者的难题,许许多多难题之一的难题。

【话剧《蒋公的面子》】几年前的事了,看这个话剧,一个大学的学生演的,说的是蒋公请中央大学三个教授吃饭,是去还是不去?三个人定夺不下,态度各异。其实,这种比谁更忠的做派乃吾国之国粹,西方好像没有这个传统。据说,肯尼迪当总统的时候曾邀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演艺界的名流一起吃饭。那时有个叫福克纳(国人熟悉的《喧哗与骚动》就是他写的)的人正在自己花园里除草。他不想去,说太远了,跟肯尼迪又不认识,为了吃顿饭,跋涉千里,何必呢,不去了。这种事情,在我们这儿真是匪夷所思。现在不是都在比谁更忠吗?句式词语修辞,一个比一个新鲜。一个比一个厉害,什么招数都使出来了,但万变不离一个“忠”字。细细想来,再回望刚刚过去的那段岁月,端的是洞若观火了。现在呢,或许也就没有这样的教授了。

【耀邦:耀=邦-啊】1915年生的胡耀邦,今年11月是他诞辰102周年。这么算来,我们读书那个时候他也就是40来岁的年纪。那是多么年轻啊。团中央书记。他来过北大几次,不知道,我们见过他两次。真的没有把他当作什么官员,就是个大哥哥。大饭厅前面的布告栏里贴个通知,说胡耀邦来做什么什么报告,愿意去听的,就去了 。我两次都参加了。就是西校门进来那个千把人的小礼堂,台上只有学校团委书记胡启立陪着。他说的那些道理,都是贴近我们思想和情感的,非常坦诚,非常实在,好像一句大话空话套话都没有。他真正做主要领导人是1980年,到1987年被辞职,也就是七年光景。两年以后,他突发心脏病就走了。现在大家记得他的,也就是他1977年担任组织部长后,为平反千千万万的冤假错案费尽了心力。现在披露出来的那个过程,真可谓艰难曲折阻力重重。其实也正是他和zy,万里一起开创了今日所谓的改革开放新时期 ,特别是至今大家津津乐道的80年代的宽松和繁荣!我们都是一些受益的人,所以至今难忘。//相对而言,我们北大念书那时候,还比较风正气爽。那四年,来了多少大人物哇?好像除了毛以外,刘,周,彭真都来过。外国领导更多啦,比如伏罗希洛夫,同学们都是随便的就在校园里碰到了 ,即使是夹道欢迎欢迎,那也是自发的,好像从来没有那么紧张的布置过组织过,交通管制之类,那就更是笑话了!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天,11月23日,感恩节。感恩节,虽起源于西方;感恩,却常存于每个人的心中。人的一生之中,会遇见很多人,这些人经过了我们的生命,也丰富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成功与失败,快乐和悲愁,在他们的见证下显得愈发真实而生动。今天感恩节,让我们感恩生命里出现的每个人,感谢他们,成就了自己。

【党是领导一切的】看到有些人,对我们国家的领导结构甚不明白。党组织,工农兵学商,东西南北中,那是必须的,领导一切的!名称有很多不同。我原来在报社时候,叫编委会,实际就是党组。总编辑就是党组书记。有的,就兼做社长。一个刊物,也是如此。上海有一家刊物,总编辑调走了,社长不是党员。他不能兼做总编辑吗?不能。结果扉页上就老空着那个位置,直到再派一个来。那年某市作家协会开大会选举 ,先发下来一个候选人名单。等到正式投票的时候,忽然被告知增加两位必须打勾的。不认识这两位啊。最后才知道,他们是党组书记兼作协副主席。所谓的社团无不如此。不是常说要加强党的领导吗,这就是最重要的组织领导。你可以做作协主席,但你要受作协党组书记的领导,尽管他还只是副主席,而且除了发表讲话,什么文学作品也没有写过,老早就告诉你了,外行领导内行。//巴老在《随感录》中说,遠看,是獨立知識分子,近看,只是員工。其实,谁都是这样,一辈子都在给他打工。稍不慎,还有鞭子下来。本人就挨过不知多少回了。腰都折了。作协的那次选举倒是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最重要的领导,都是空降的。让你打个勾,也就是看得起你了。别说你胖你就喘气。制度依旧,选票有意思吗?

【高贵的寂寞】我要说的是贾植芳先生。去年,先生百岁。明年,先生去世十周年。一片静悄悄。很好。至少,再没有人以纪念他的名义弄虚作假啦。什么无限感谢啊,什么无限关怀呀。那年,追思会上我就毫不客气的抨击过这种假话。我说,与其把先生拉入主流来纪念他,不如忘记他。现在看来,正直的,有良知的,有骨气的,都不会忘记贾先生。证明之一是:在遥远的河西走廊,有一座河西学院。那里,有一座贾植芳讲堂。这一两年 ,许多文化人,来到这里。他们有何冀平毕飞宇李辉陆天明梁鸿曹景行马未都等等。证明之二是:鄙人写贾老的大小文章,网络上观者甚众,当局捏杀他,草根却喜欢他,都是他的荣耀。

【看人五法】常常为古人的智慧所叹服。刚才读到战国时魏国丞相对魏文候说的几句话,觉得言简意赅值得深思,写下来,愿与各位共享。总的意思是,看人有五法: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窘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

【明年再不瞎忙乎啦】我一位朋友每到年终,都在一个小摊上订报纸。价格倒是便宜。知道我是办报出身,有看报习惯,所以每年都顺手给我也定了几份。我不好意思推却。但是今年下来 ,我决定无论如何也不干这傻事了,钱不是个事儿。每天到楼下去取报,然后翻一遍,白费力气且不说,还污染呀,生气呀。我干啥还要做这种傻事儿?费时费力费钱,我吃饱了撑的?我已经给这位朋友说,谢谢好意,老夫再不想瞎忙乎啦。

【赫鲁晓夫这个名字】曾经有段时期,在中国人的世界里,赫鲁晓夫这个名字就是坏中之坏恶中之恶。以致后来一提”中国赫鲁晓夫”,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真实的赫鲁晓夫是什么样?没有人告诉你,也不许你去知道。于是有人就可以指鹿为马横行霸道了。什么苏联人民吃二茬苦受二茬罪啊,”赫秃子”在联合国脱了皮鞋敲桌子啊,什么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啊,活脱脱的一个小丑。愚昧是和盲从连在一起的,盲从又是和无知连在一起的。1956年他做那个秘密报告不久,北大的学生居然已经把它翻译了出来,在下面悄然流传。迷迷糊糊之中,似乎觉得情况并不完全是宣传的那样。后来才知道,他执政的53年到64年,生产增长很快,人民生活大为改善,他连续展开的民生工程,赢得了人们的赞美,特别是园了几千万人的住房梦,连斯大林的战友,和赫鲁晓夫对着干的老布尔什维克莫洛托夫也不得不承认,那段日子,确实比斯大林时代过得轻松。回顾历史,赫鲁晓夫的功绩恐怕还在于他开始了非斯大林化运动。正是这刺痛了独裁者,于是就以”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名义一棍子把他打入了地狱。在这个方寸之地,不可能讲很多 我只是想说,凡事都应该动动脑子,咱们是人,不是工具,不是齿轮和螺丝钉。人的本质就是有脑子,有思想。再不要人云亦云啦更不要亦步亦趋啦,做一个真正的人吧。

【相忘于江湖吧】以前说,亲不亲,阶级分。这个当然不对。但是,人以群分这个话,还是对的。我带过一个徒弟,军人,后来做了朋友,好多年关系都不错,他连家里的不愉快都跟我说。可是,八九那会儿,他那句早该如何了的屁话 让我们分了手。这个还好说。道不同嘛。更有一个60年代的朋友,曾经走得很近,后来工作调动,分开了,但常有书信来往,还是很亲近的。现在有了微信,渐渐发现,我们已经都变了,变得非常陌生。说几句回忆往事的话,还可以。一讲到现在,就觉得完全是陌路人。他几次规劝我开导我。我能理解他的心思,但是无法同意。我也知道我同样说服不了他。都已经老成那样了,谁能说服谁呀?时间是什么?是最公正,最忠诚的裁判,它让我们站到了两边。岁月留下的印痕,是那样的深刻,难以改变。所以,最好还是相忘于江湖吧。令我欣慰的是,我相交几十年的朋友当中,仅此一人,其他朋友,依然是那样的相知相亲,那样的,心有灵犀,让我们的晚年充实而愉悦 ,一如当年的直率和坦诚!

【黄宗英答陈沂问】那年开作代会。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沂住大套间,却没人去,找隔壁的贾植芳闲聊。问大家怎么对我这么冷淡。贾说,明天开小组会你问问。他真就问了。黄宗英说,我们原来都叫你大哥。57年你也受过委屈,平反了,大家都寄希望于你 ,可你做了部长后怎么样呢?阿丹写了篇小东西,说管得太多,文艺没希望。你看了说,放屁。你问大家怎么冷淡你了,你先想一想,你自己拿鞭子打过多少人,又指示别人整过多少人?想明白了,也就有答案了 。

【高压锅遐想】青海是最早用高压锅的地区之一,炖牛羊肉、煮饭,特好。尝到了甜头,一下子就推开了。但总有些吓势势,厂商说,别压住那个盖子,让它呲呲呲地冒气,没事。生活中的这个细节似颇有些学问。前些天听说某校学生嫌食堂伙食太差“罢吃”。整顿食堂呀,是质量?还是价格?再或是需要调整收费标准?这些事倒也想到了,但总觉得这“闹事”,属于“不安定因素”….让学生闭嘴,这是最愚蠢最无能的做法。大千世界何其复杂,一个人可以贫穷可以孤独也可以忍受诸多“管束”,但一定有个“度”,怎么掌握才能不致让他铤而走险,上吊抹脖子。一个正常社会里,政府和社会都要保证每个人拥有基本的权利和人的尊严,所谓免予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说的就是这个底线。今天看到一个视屏,一群保安或者管理员,一色的深蓝裤子浅蓝上衣,还有臂章,横扫农贸集市,见筐就扔见车就翻,菜肴满地鸡飞狗跳,呼天抢地一片狼藉。不说了吧,心里有点酸疼。民生民生,你得让“民”可“生”啊!切不可让“维稳”成思维惯性。

【鲁迅先生的发妻叫朱安】最近看到一张朱安的晚年留影。难得看到的。她,无性无爱的守寡了41年。周树人去日本临别的时候,说,你名朱安,家有一女,便是安。这位大先生让她”安”了吗。直到1914年11月。朱安无奈的请弟弟给他写了两句话:先生树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望纳妾。妻朱安。没有任何答复。这个可怜的女人只是听说,先生动了怒,说朱安不可理喻,不可救药。近日还读到了乔丽华的《朱安传》。给伟人名人树碑立传的,很多,为寂寞世界里的一个寂寞女子立传,很少。书里有许多细节读来颇耐人寻味,比如抗战后,《世界日报》有位记者采访了老太,看到她独自晚餐时的“食谱”:半个小米面窝窝头,一碗白菜汤,另有几碟霉豆腐、腌白菜和尖辣椒。还说她的功绩就是无声无息地尽心尽力地为三兄弟照料了他们的老母四十年!

【记住这个了不起的阿伦特】我长期关注这位特立独行的老太,觉得她太了解我们的内心世界,太理解我们的所思所想所希所望了。读她的书,好像是在同一位智者对话,聆听她轻轻的为你破云去雾。比起二战后那些开始反思自己罪恶的德意志理论家思想家来(大体要到四十年代末期至五十年代),她比他们至少早了十年;许多人的研究大抵停留在现象或者皮下,她则直抵骨髓,比如目的的正当性就可以为所欲为?如果以这样的名义去否定甚至剥夺个体权利,或者抹平世界的种种差异而寻求绝对的大一统,那这种权力就不应该受到赞美。这位20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尤其反对“平庸的恶”,这对我们特别具有警示力,附庸作恶的可怕在于在作恶者眼里非但不是恶,还是美德,于是附庸者自己便获得了一种心里和伦理上的支持;许多“附庸作恶者”坚持自己是无辜的,并无罪错,可在阿伦特看来其本身就是一种恶:无自我,无思考,不独立,在喧嚣中完全没有了方向,这种平庸的恶,就是“为虎作伥”,我们的古人早已看到了这种恶的存在并予以无情的鞭笞。

【有错必究】是的,他们说过这话。可前提是,必须是他们自己认为“有错”,而他们几乎是不会有错的。等到几年几十年之后,忽然有人说,这件事错了,必须纠正,那时该劳改的劳改了,该流放的流放了,家破人亡了,或者压根就无妻无儿了,许多人,甚至早已死了。有意义吗?有的,他们会发你一张“证明”,还有一万元钱,比如王实味家里的人。你可以去坟上告慰一声—如果还有坟的话:比如林昭。不过,你如果不是林昭家里人,就不必去看望林昭了。免得进入“探头”,免得在派出所过夜。

【诽谤罪:再次被开除并被判刑—涯夫兄之最后被打败】《二十年疯女之谜》是老沈1983年和牟春霖任《民主与法制》特约记者时联合署名在该刊发表的。五年之后上海高法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对诽谤罪的认定,于是,全国第一起新闻记者因职务行为被判犯有诽谤罪的案例引起全国轰动。翻翻1988之后该刊物发表的许多文章,尽管观点不尽相同,但没有人认为因文贾祸被追刑责是正确的,理由很简单,他们不是“直接故意”。印象特深的是有篇文章诘问:法官判错案子,能判他犯直接故意诽谤罪吗?老沈一直为之耿耿,他曾经捧着一尺多高长达几千页的原始资料,希望我能整理出一本书,就用原来那个标题做书名。我翻过看过,那个工程太大,终于未果,至今心有戚戚。至于老沈,他为此耗尽了晚年许多心力,光电报书信就有几百,从最高领导到基层司法机关,直到一次次中风,生活都无法自理。一个一生“侠骨柔肠”(朱乃正赠他的书法条幅)的硬汉子就这样倒了下来。现在一切都没有意义了,刑责负了,党票没了,人也走了,服从法律是必须的。但是,我们难道不应该从这个案例中汲取一点教训吗,法治的路,依旧那么漫长。

【《教父》里的人生观】第一步要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第二步要全力照顾好家人,第三步要尽可能帮助善良的人,第四步为族群发声,第五步为国家争荣誉。事实上作为男人,前两步成功,人生已算得上圆满,做到第三步堪称伟大,而随意颠倒次序的那些人,一般不值得信任。

【绝世奇才束星北的悲壮人生】这是怎样伟大的坚韧的一个人,这又是怎样卑微又羸弱的一个人。周恩来会见李政道时,请他推举尖端人才,李说,不是有我的老师束星北吗?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波尔也在打听他的下落。他在哪儿呢?他在青岛打扫厕所,每天要打扫几十个……先是五十年代思想改造时说马克思主义不能指导物理学,抄家、挨批就很客气了;随之57年的帽子躲不过去了,还不服?1958年再加一顶“反革命分子”!人到了这一步基本就“永世不得翻身”了。摧残你侮辱你折磨你,几十年下来,他是彻悟了,还是真服帖了?他过的早已不是人的日子,可想的依旧是物理学家数学,雪地里,到处是他留下的演算公式!64年原子弹上天,他愧疚不已痛苦不已:应该有我的呀!70年人造卫星上天,他把自己关在屋里撕心裂肺大哭不止!他老老实实服从改造,半夜起来写检查,只希望能在生命的最后为物理学做一点贡献。苍天有眼,他等到了,1979,72岁了,终于有人找到他,需要对第一枚洲际导弹弹头数据仓的回收与打捞时间做出精准的计算。100万的项目,无人可以接受。他来了,一支笔一张纸,成功了!1981年,他留下了四句心迹:半生流浪半生沉,老态龙钟始过春。但愿中华民族振,敢辞羸病卧黄昏。两年后他与世长辞!

【老人、闲人与闲话】老夫八十过了,要是想到再老下去说话走路吃饭各种情状将何如,我就会想到贾植芳。认识先生时,他70岁,他离开时,92岁。记得第一次请先生合影,原本是只请研讨会顾问蒋孔阳先生的,他们门对门,恰好见贾先生,顺便一句,不想他拔腿跟着就走,师母在后面喊换件衣服,他早下了台阶。10年后,师母住院,我陪先生去医院,他走得飞快,我得努力方能跟上,那时先生已过了八十。之后多年,他保持了这种状态,生活质量未受什么影响。师母2002年去世后,我明显感到他老相渐重:来过几次的朋友,总问叫啥?他那些讲了多次的故事,还会不断重复。但到耄耋之年还在为人作序,一次,与他同为“分子”彭柏山女儿彭小莲来,他问:小莲啊,你写了新书了吗,我来写个序。先生的序可不是做做样子的,篇篇有深度有独见,他去世后有人说,那是先生入不敷出,太想挣点钱了。可也得写得出来啊。有人让我些篇序,我推辞不过勉为其难,苦煞老夫,发誓再不干这活。同贾老比,我真是差远了,生活上,他几乎都是自理,我却许多事已经无力“亲自”,会不会再碰上痴呆之类的霉事呢。风烛残年四个字真是太形象太逼真了,感觉里,贾老生命里还未有这样的“残年”,写了几十年的日记一直记到离世前七天,只是一笔一划更是歪歪扭扭了。一朝风烛,万古尘埃(刘禹锡)。谁不是这个结局呢!然而,进入老境,我也就进入了自由世界,一辈子做人喉舌,腻味了,这回为自己涂涂抹抹吧,不去管人家喜欢不喜欢,更不管管理员怎么来“审查”,什么风浪都过来了,廓然无累,倒是留了些心声。许多朋友建议我“整理”,干什么呢?飘飘一沙鸥,岂不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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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正荃:我的碎片(七)

【选择】人的一生必定会遭遇多次选择,一经选定便无须后悔,哪条路上,都会有一片风景,或许,你错过了另一条路上的风景,可你怎么就肯定那一定是更美妙的人生呢?那年,我从北京去了青海,屡遭坎坷,人说,留在北京多好。其实我自己明白,不是这样的。后来又离开媒体去了高校,又有人说,媒体多好,可我依然认为,不是这样的。我没有过后悔,想起来我甚至没有过犹豫。

【正路邪路之类】党纪严于国法,应该,正确。党的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并不等同,党员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国民应该爱自己的国家,它们的内涵有重合之处却不能相互取代。执政的要务是保护国家保护人民,它的权力不是无限的。要允许百姓有自己特殊的爱好,只要不危害社会,做什么都不应横加干涉。为所欲为,我说是就是是,不是也是,我说非就是非,不非也非,这是早已过气的帝国思维和做派,不得人心,也是现代执政之大忌。硬要坚持权力至上,那么社会矛盾的高发和多发便是不可避免的,就整体而言,他们并非是要故意跟社会作对。是的,任何人,自由不是绝对的,这并不仅仅指向民众,更指各级管理者和领导者。自由不是谁赋予的,所以也不是谁可以随便夺取的。法治的伟大和它的极终意义就是这样简单。但是在我们生活的具这个制度环境里,往往和我们标榜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还相去甚远。孙立平说得简洁明了:别老说正路邪路那些莫名其妙的话,人们的要求简单明了,你把自己的孩子往哪里带,就把百姓往哪里带。你们一个个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民主国家,却告诉我们民主是邪路。鬼都不相信。

【我襁褓中发生的这个故事感动了我一辈子】我生于1937年酷夏,战火燃起后,北大清华南开即迁至长沙岳麓书院开课。翌年烽火蔓延,数百名师生步行3500公里,历时86天抵达昆明,一个木制牌子树立起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八年抗战英勇悲壮,八年联大光芒四射。当后来自己也成为一名教师时,我一直在想,那时有那么多规矩吗,有学不完的文件吗,从领导到教师,从教材到教法,从课堂到课外,有那么多的藩篱吗?然而他们创造了何等辉煌的奇迹,培养了多少大师级的人物!挥之不去的念头:他们是怎样做到的?

【死不瞑目】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去世的时候,官至局级。到了八宝山殡仪馆买骨灰盒,人都没啦,买个好一点的吧。可是不行。说,局级干部只能买70元的,部级的,才能享受200元的。在现实生活里,比这厉害的不平等,多了去了。双规制就是最大的不平等。我一对夫妇朋友,同学,毕业后,一个到了企业,一个到了事业。那时候,谁懂这个啊。现在两个都是高级职称,可退休金差着一半。据说死了以后的抚恤金也大不同,有的可以拿40个月的退休金,有的只能拿八个月的退休金。都是为国家干活呀,活着已经不一样了,死了怎么还大不同呢。今天听一位北京大妈叹息,说死不瞑目啊。老夫想,怎么会这样呢,制定这个政策的,他拿多少啊?当家作主的人民,能管得了他们吗?谁在笼子里啊?

【多情贾植芳】贾先生以骨头硬闻名,可也是一个多情的人。这里只说他晚年时对妻子任敏的几个小事。1997年,师母住进医院。那年先生已经81岁,可他柱着拐杖,还常要去医院。有一回病危,他竟拉住医生的白大褂,说,你们救救她,我给你们跪下啦。后来师母没有知觉了,先生专门给买了活动床,装上空调,天天陪着她,捏捏脚,握握手,五年如一日。听到师母去世的消息,我第一时间赶去,见他枯坐在藤椅里,暗自流泪:老孙啊,我们家半边天塌啦。在最后告别仪式上,先生真的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八十六岁的老人啊。我还没见过先生这样失控。回到家以后。他说,我和老太太,不是柴米夫妻,她跟着我吃了一辈子苦。走投无路,回我老家,守了18年寒窑。就在牲口圈里隔了一层板,放了张床。这个故事,我听过很多次了,可今天说起来异乎寻常。到了晚上,他把整座房子里的灯,都开亮了,说是給老太太送行。那天晚上,还写了一篇深情的日记,说,你在天堂里等我,那里再无需恐惧……//侠骨柔肠。

//还是年纪轻轻那会,贾植芳和任敏来上海,住在胡风寓所。胡风第一次见这个扎着两个小辫子的女孩,说,你想好啦,嫁给知识分子,要吃苦的哦。任敏回答说,我不怕。但是她那时绝不会想到竟是那么多的漂泊、离散、坐牢,以及没完没了的恐惧……

【寒毛直竖,气塞心颤】1957年时知识分子约500万,右派打了55万,这是最低的估计。毛多次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对郭沫若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有人反对整肃读书人,毛立即反驳:“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八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与民主人士辨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接着是一声哈哈大笑。沙叶新先生对这段话和这声大笑,发过一句感慨:能不使在场恭聆圣谕者寒毛直竖,气塞心颤?!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权威部门1996年的报告,反右运动中戴了帽子的右派分子和虽未戴帽但需“内控”的“中右”,共有201万3300余人,其中7万2千700多人被逮捕判刑,自杀者、失踪者,株连者更是不计其数。准确说,中央级不予改正(不是平反)的5人,全国96人,占55万多的0,000?%。那个小数点后面几位数,也是个数字,于是邓公说,反右大方向没有错,只是扩大化了。对此沙叶新不客气地说:这就是为了掩饰反右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阴谋的政治迫害,乃旷古之罪!

【从右派年龄和株连看运动的残酷】最小右童是四川达县五年级学生张克锦,当年仅12岁。已发现百岁右派多人,宁夏大阿訇吴德正,戴帽时107岁,佛教界虚云大师更高达118岁。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外,横向株连无边也很普遍,黄炎培一家七个右派,王伯祥、水梓两家均有六人入另册,至于夫妻、父子、兄弟右派则所在多有,夹边沟幸存者中就有双双劳改或劳教的故事,不过大抵也是孤寡之人了。更有一些地方和单位以“小匈牙利”“俱乐部”等成批戴帽者,总体看来,辛酉之难的受难者比索尔仁尼琴记录的苏联当年政治犯思想犯的年龄低者(14岁)更低,高者(80岁)愈高。

【读史偶得】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读过多次了,每读皆有新得,文未变,变了的是读的人。此次读到人民大会堂完工不久,郭老为广西厅陈列的《金田新貌》

图题32句七古诗,前半咏史后半颂今,作者似无心与《甲申》呼应,却不免让鄙人遥想当年,即郭老指出的“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开国皇帝杀功臣!他认为李自成即或成功,“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迟早也会变质”,如汉高祖明太祖一样“藏弓烹狗”,“断无例外”。(窃以为,“质”未变,乃痼疾也。)然郭老在凭吊“十四年间血战史,烈血化碧满山川”之后,却是“神州齐唱东方红,人民亿代乐无边”。后人对郭老多有贬斥甚有耻与为伍之糟践,非其未具卓识远见也,乃人品之不足道也。糊涂,倒也罢了,聪敏极致却偏作荒唐言,自然只能是“才子加流氓”了,他聪敏一世却糊涂一世,焉能瞒过历史的火眼金睛?研史而逆史而行,殊可悲也!

【不要折腾老百姓】我这辈子经历的运动无数,折腾老百姓最厉害的运动是两次。一次是,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叫四清运动。那一次我是工作队成员,也就是我和我们那些所谓的工作队去折腾我们的农民兄弟。十个月的运动,我写了两本《札记》。几十年后我做口述历史的时候,拿出来看了。让我欣慰的是在那些日子里,我和我的头儿是对着干的,所以日子一直不大好过。后来在我一本论著后记里,还有这么一句话:我不相信这些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人,整天想走资本主义,他们知道资本主义是什么吗?无非就是不让他们有一点点小自由,比如养个鸡,下个蛋,然后,拿鸡蛋去换一点点煤油青盐之类,后来起了个形象的名字:“鸡屁股银行”,连这都要批,你说叫人家日子怎么过?那个时候,也有一个口号,叫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的是谁呢?就是农村里头的生产队长,生产大队长。我住在他们家里。那个家叫什么家呀,真正的家徒四壁呀。可还不放过,农民苦啊!再次折腾老百姓,就是文化大革命了。顶层要揭“资产阶级司令部”,挖“中国赫鲁晓夫”,你去揭呀,挖呀,斗啊,把老百姓折腾了十年,弄得全都半傻半痴,还死了多少人?回过头来想想那时干的都是些什么啊,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全是折腾老百姓的,到头来,这个国家,乱成什么样了?还说是形势越来越好。还要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中国的老百姓,真是可怜。改革开放了才知道,也就是我们一直在折腾老百姓。打了什么旗号呢?叫做解放全世界劳动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现在我们看到,全世界的人并不都在水深火热中,许多人都比我们活得滋润。古人说,治国如烹小鲜。想想真是了不得啊,高啊!要说运动,49以后就没断过。我经历的就有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55年的反胡风运动和接着的肃反运动。57年的反右派运动。然后是58年的三面红旗大跃进运动。64年的四清运动。大运动里头还有很多小运动。不是说”与人斗其乐无穷”吗,不是说,”8亿人口,不斗行吗”?回望历史,想想都要不寒而栗!

【教育失误了?】读了关于蔡元培的几本书,心里就在想,现在遍地都是大学,有几个蔡元培呢?马上就有人站出来说,谁没有错误呢?蔡元培就十全十美吗?是的,他并不十全十美,可是,我们难道能用谁没有错误这句话,来掩饰我们在教育上那么多巨大的错误吗?邓公在世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最大的失误在教育。这个话语焉不详。于是,就有许多人出来写文章,最后,得到一个结论,说,邓公说的最大失误在教育,指的就是放松了思想教育,于是,高校乃无休无止的加强了思想教育,一直到今天,一个高校的“思政课”开到62门,终于,再不失误了。

【我的同班同学徐清辉】认识她儿子胡河清以后,好像才真正认识了徐清辉。那已经是北大毕业多年以后了。那时他父亲胡复旦已经长年困在病榻,夫妻早已不和,连见一面的欲望都已经没有了。有一次我问小胡,怎么没有见你妈妈的美学论文啊。儿子说,她的文章不在国内发表,都是英文,或者德文。那年,他还住在徐家几代人住过的上海华山路那座大楼里,就是早年李鸿章住的那座楼,也就是他最后纵身一跳,孤独地离开尘世的那座楼。我细细的看着大楼的每个细节,闻着它的气息,感觉到,他母亲的那种贵族气质,就是天生的。儿子先走,接着是他父亲,最后是他母亲。他母亲是在儿子出事以后好久才后才回沪的,我们只是见了个面,我说,你不想回上海,这房子……记得听都没让我说完,就说了三个字:不要了。她最后去世,那么静悄悄,到底是哪一天都没人说得清。后来有人写文章说,房间里乱糟糟的,潦倒而可怜。我想,不是这样的。她的生活目标从来不是在物质和世俗的层面上。在学校里,就是那样。她生在骨子里的那种孤傲,源自与生俱来的那种贵族气质。或许,她和老胡曾经有过短暂的激情, 儿子的名字可以作证。那是六十年代初,在兰州大学筒子楼一间十来平米的宿舍里,东西南北的绳子上挂满了尿布,每个平面上都堆满了东西。同学们都清楚,如果不是把他们分在一起,这两个人不可能结合,完全是两种类型的人。要说才华,全家都是才华横溢。老胡是北大校合唱团的团长,浑身的艺术细胞,丝路花雨的编剧,上峰几次对他有意,他完全不懂政治,政治却找到了他,他日夜不得安宁,以致得了精神方面的毛病。他胆子小,畏畏缩缩,不光妻子看不起他,连儿子也看不起他,可实实在在是个好人。都是好人,但未必都有好报啊!(注:57毕业,分到兰大有五人。运动后,能到高校已是上上签。同时去的还有党委书记江隆基。我们同学有自杀的有转行的,最后只剩徐一人。江早在文革已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呜呼!)

【不忘初心】这四个字说得太好了。我想,四九以前,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那些话,应该就是”初心”吧。后来出过一本书,好像是叫《历史的先声》,其中还有毛主席给新华日报写的好多社论。再后来,这本书也被禁了。伟人说的那些话,在文章里引用,也被删了。老夫实在糊涂啦。现在,满街写的,画的,贴的都是不忘初心,那这个“初心”到底是什么呢?太深奥了。

【历史叙事:欢喜与丧气齐飞】1953年,燕园一年级的政治课教材是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那时候,我们年纪还小,书上怎么写,我们怎么信。老师怎么讲,我们怎么听。似乎从来没有质疑过。后来读了些书,包括一些回忆文章,发现对同一件事的叙述多有不同,甚至完全对立。比如,左联五烈士是怎么牺牲的?有一个版本说,他们是党内斗争的牺牲品,罪魁祸首是王明。谁在造假?谁更真实?历史事件的客观性和历史认知的主观性,原本就很难完全一致。如果加上某种巨大的外力影响,那确实就真假莫辨了。于是有人就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但是,历史又是无情的。斯大林是胜利者,可他写的历史书”胜利”了吗?我们三年级学的”联共布党史”,如今,还有谁在作为苏联的历史书读呢。但愿当下那些历史记录者,能让后人少一点丧气,多一点欢喜。

【也来说说鲁迅】鲁迅,一度被人神化了。于是,许多人,就反对他。想把他神化的,当然另有图谋。且不去管他。可鲁迅真的不是神。在我的心里,他一直就是一个老头,一个达观的苦闷者,一个希望自己速朽却总是不朽的人!为什么?

因为我读了他的日记,读了他和许广平的两地书。这个老头,一点不神啊,他夜里懒得去厕所,大清早,把夜壶里的尿从窗口就倒了下去,那可是在名牌大学哦。他在给女朋友的信里,也有些很肉麻的话。这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吗?我想明白了,你要作贱一个人,你就把他捧到天上。你要打倒一个人,你就让他和大地绝缘。鲁迅终于不倒,就因为,他的心他的双脚一辈子就在中国的大地上。

【宗教是一种智慧】稍稍涉足佛学 ,便被先祖释迦摩尼无比强大的心力所惊叹,难以想象,2000多年前,生在最无平等可言的种姓制度下的古印度,竟然提出了众生平等的思想:人无高下之别,亦无贵贱之分,僧团的所有事务均需公开讨论后由众生自己决定,恰如今日西方国会的原始文本,这一切令现代哲人惊叹不已(参见”印度的遗产”)。据说,林青霞在人生最抑郁时曾向圣严法师求教,得到了八个字:面对,接受,处理,放下。大智慧啊!那年,我被整肃得心力交瘁,也是朋友赠我台湾星云法师两盘讲法录音磁带,让我大彻大悟,走出自我走出困境。我的力量来自内心,强大的内心是我永恒的财富,更是我抵抗一切恶行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傻子司马璐】这是跟他青梅竹马最后成了他妻子的戈扬对他的评价。司马路是认识当代中国政治人物最多的一个人。有人称他是”当代中国政治人物活词典”。据他自己提到的有名有姓的政治人物就有50人左右。戈扬说,这个世界有两种人,一种是傻子,一种是骗子。当然,也有傻子跟着去做骗子的。司马璐一生生活在理想之中,吃了很多的苦头,还死着心眼往傻子事业上钻,一生犯了傻病,傻到家了。所以才去写那本回忆录,这是记述傻子的年代和傻子的回忆。这本傻书的唯一价值就是让新一代的中国青年吸取历史教训。

【读中国超导物理学泰斗阮耀钟教授关于妄议的博客之体会】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切莫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请勿关心。 还记得那位因“妄议”被下台的毕兄吗,直接开出“毕姥爷美食”餐馆了,还不是一家哦,生意火爆自在意料之中,这世道,一棵树上吊死的日子,过气了,俺那时,户口本粮本个人档案,各色票证,人身不依附不行啊。还是辛弃疾说得好哇: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你喜欢哪一种笑话?】一种是,笑着说的笑话。另一种是,一本正经说的笑话。现在有几位一本正经说笑话的谐星。我特喜欢。这里就不给他们做广告啦,我想大家跟我是一样的:越是一本正经说荒诞事儿,越是让人发噱。

【汉语走到尽头了吗?】这是我最近读了一位高官讲话后的感慨。这位高官喜欢用一个”之”字联系前后文。比如,核心之核心,根本之根本,关键之关键。他还特别喜欢用排比句,比如,”核心就是旗帜,核心就是信心,核心就是方向,核心就是力量。”读起来排山倒海,让人想起当年林副主席的那些句法和那些词汇。

【给你看看“一滴水”】今年一月,天津一家上市公司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要成立党委。有91%在股东大会上投票反对。5个月后,同一份决议再次投票,99.9%原来投票反对的股东投了赞同票。从九成反对到近十成赞同,这几个月发生了什么?上峰说得明明白白,必须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这些国际性的大

公司乃重新起草公司章程,根据新章程,所有“重大公司事项”要先经党委讨论,然后才呈交董事会。一切OK!

【金庸:查良镛;穆旦:查良铮】海宁人,金庸是穆旦的叔伯弟弟。他有几句话说得很入骨:海宁是个滨海小城,以海潮出名。近代著名人物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性格中都有一种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一种不合时宜的执拗。我读书时就知道翻译大家查良铮,他译的《奥涅金》《普希金抒情诗选》迷倒全班同学,后来才知道他一生命运多舛,什么罪都受了,60岁便去世,也知道他真的特别“执拗”。再说王国维,那是个了不得的学问家,学文的没有不佩服的,他更是个特立独行的主儿,死都不怕。后来有幸同他孙子相识,遂知他父亲因实在无法忍受一次次打压、屈辱,竟然步先父后尘而去,想来也是生不如死的别无选择。而这位第三代,57戴帽,发配新疆三十多年,也曾多次有过绝念,“我死都不怕”成了他口头语。一家三代竟如此相似,第一当然是社会悲剧因素,这个社会不许“执拗”;第二也与性格因子(偏要执拗)有些关系吧。

【乡村生态之类】那年搞四清运动时,我住在贫协主任家里,他是真正的赤贫。后来每次救助,他都拿大头。可是最后他还是穷。村子里那些中农日子过得都蛮好的。时间长了,我就发现,贫农都比较懒,中农都很勤俭,而且在农活上都是把式。村子里有一所学校,每次开大会,就在那个操场上。这个学校还是一户地主49前建造的,到64年还是全庄子最好的房子。可是那个地主土改给斗死了。想想49年以后主流社会最妖魔化的就是地主啦!我小时候看白毛女,就觉得地主十恶不赦,无恶不作。一个黄世仁一个刘文彩,足够把全国的地主打入十八层地狱。后来明白啦,其实每个群体,都是有好人坏人的。49年以前的乡村文化,地主们是有功劳的。黄世仁确实坏,可是贫农里头没有痞子坏人吗?土改结束,乡村生态也就遭到了大摧残。如今靠权钱勾结建起的乡村生态,与过去能比吗?

【恐怖的“畏罪自杀”】49后,一次次政治运动中,自杀者凡几?有一条是始终不变的:畏罪自杀,自绝于党(用于组织内)自绝于人民(用于非党)。57反右依旧规,凡自杀者,统统冠以“畏罪”帽子;至文革,右派再度受难,与地富反坏并列,叨陪末座,称“五类分子”。每有批斗,一人为主,其余陪斗。后来追加“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叛徒”等等,名目繁多不易记忆,便一言以蔽之曰“牛鬼蛇神”。一些不堪受辱者,多以自杀抗暴,一概称“畏罪”,其中知识人为多,如邓拓、老舍等。一些自杀者为不致亲属受株连,遗书每有“说明”“交代”,并多有山呼万岁之类;更听到一件令人战栗的真事:中科院院士、地质部总工程师谢家荣、吴镜侬夫妇不堪凌辱自杀后,子女为不致戴上“反革命家属”帽子,对外宣称“病故”,匆匆火花,直到1979“改正”,人们才知真相。由于反右和文革中自杀太过频繁,当局多次发文提醒下属注意防范,《内部参考》也刊登了不少自杀的案例,电影明星石挥(42岁自杀)、胡思杜(批斗中无法忍受称其为“反动学者胡适的儿子”,乃自杀)均在列。

【1942年,那个一马当先猛批萧军的丁玲】提笔时,想到的一个题目是:从莎菲女士到红衣主教。丁玲早期是个莎菲式的素女,后来呢,圈子里的都叫她红衣主教。这个变化实在太大,甚至让人匪夷所思,可她做到了,何时开始的?延安!到如今,我们所有经历过风雨的人都体验到了那种入骨入脑“改造”的厉害,也

有不少人像丁玲一样“脱胎换骨”了。在我读书那会,丁玲是个作家,当她修改这本《日记》特别是改写了结尾时,我认为,作为作家,作为有独特个性的个体生命,已告结束。后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根本不是文学的荣耀,硬要赞美,那就是向世人宣告,我丁玲已经不是莎菲女士而是党的“齿轮和螺丝钉”了(那个年代的时髦用语)。这种改造,直到她80岁,历尽苦难(几次大运动都做女一号,批判、发配、坐牢….)仍痴心不改,她早已不真实(当她用“我们没有一点错”这种蛮横和傲慢回敬萧军时,她已经不真实了),暮年依旧不真实(比较一下另一位延安才女韦君宜),依旧不丁玲,依旧不可爱,她是畸形社会培育出来的畸形女性:一个悲剧的女一号!有人撰文认为她是“违心”。不然,你在哪里看到的她都那么自然那么自觉(包括她揭发她检讨,也包括在北大荒垦荒)。一个人被彻底扭曲和异化了,也是可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丁玲一生真是一本活生生的“教科书”!顺便说过小故事,早年,圣地难得一见“傻飞”型女子,甫到延安,即吸引毛的目光,曾邀她湖上泛舟,一问一答中,毛觉此女子无趣且无味,于是梦未及开始便告结束。

【时间是最好的老师】此话在理。许多疑问,无须急着寻找答案,时间会告诉你一切。后来我喜欢上了一句话 ,叫做,出水才看两腿泥。巨大的智慧总是深藏在民间之中。一直弄不明白,十年浩劫給民族給国家带来那么深重的灾难,不是常说,以史为鉴吗?为什么不认认真真去批判去总结呢?现在总算开了一点窍啦。文革思维文革语言文革手段,那么根深抵固驾轻就熟,一切都是那么烂熟于心,当然也就可以随心所欲了。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该有这么一点点收获了吧。

【读稼轩词想稼轩人】一个感慨:人生晚年之感受,越千年竟无二致。他的词别开天地,横绝古今。他的人,旌旗猎猎,气盖万夫。20岁时就组织义军反抗金兵南侵,向朝廷汇报返回时,发现义军中出现叛徒,拉走队伍投奔了金兵。一怒之下他只身单骑冲入敌营,杀掉叛徒,带出五千将士突围南下,与政府军会合。此时之稼轩,真乃一世英雄也。追往事,叹今昔,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知我者,二三子。只能长叹”都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了。哀哉!王国维极推辛词,性情境界气象均独闢一家,中秋饮酒达旦,作词问:“可怜今夜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

【这些天,我正在读两本书】一本是司马璐的《中共历史的见证》,也就是他晚年写的回忆录。另一本是,《唐宋名家词选》。两本迥然不同的书,同时阅读,居然读出了许多新鲜感觉。后者是1957年2月买的,刚出版,1.1元。后者是2009年冬在甜爱路地摊上看到的,15元。读毕时在空白处涂抹了几句话,无非是感慨良久之类。后来在朋友圈里头流转,几乎收不回来,前不久才完璧归赵。朋友说,如今连快递也要检查,邮局更是不給寄的。阿弥陀佛。学我老师的样,以后孤本一概不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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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凤霞回忆:怀念我的四合院

2017-11-21 老衲读史

本文原载于《纵横》1997年第11期,作者新凤霞,原题《怀念我的四合院》。

新凤霞与吴祖光

新凤霞与吴祖光

听说王府井已拆得没有模样了,我想起了我们的四合院。现在我们住在四层楼房!我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残了,三十几岁就被迫害得不能唱戏了。因行动不方便,我随时都想着我们的四合院。

1949年祖光受周恩来召唤从国外回到北京建设祖国。第一件事就是交给他的好朋友邓季惺、陈铭德夫妇一笔钱买家具,先寄放在他们家中,后买房子。邓季惺大姐和丈夫陈铭德是《新民晚报》的老板。刚刚解放,他们夫妇住在西城石碑胡同一个四合院里,这房子好漂亮啊!前廊,后厦,走廊,游廊,满院子花草。我觉得北京的四合院是最舒服的房子。

当时很多作家买房,艾青买的是在东城豆腐巷,老舍买的是奶子府,赵树理和祖光的是在东城王府井帅府园马家庙,祖光买的是9号,赵树理是6号。

祖光这所四合院很讲究,外边是两扇圆大门、敞开能进汽车。通过一条小道,高台阶红漆门。门道转过去一个小拐弯圆月亮门,有个方小院。四扇门才进到里院。东、南、西、北四面是房,北屋七间。东西屋各三间,南屋也是三间,靠外院一单间,正房北屋厢房,东、西都是小单间。院于很宽敞,外院墙有爬山虎。北京四合院讲究“天棚、鱼缸、石榴树”,进大门有影壁墙,小院有两盆石榴树,红石榴花可鲜红了!相配四盆白玉簪花。里院有四棵凤凰树,过房高的海棠树,白紫色的丁香,靠南墙白玉兰、葡萄架、石桌、石墩,数不尽的各种盆花。大院子可以排戏、练功和孩子们跳绳。祖光还为孩子在大院里摆放了一个乒乓球案子。同学们常来打球。

住四合院种果木树,秋天结了果子就要人受累了。好在那时有我婆婆操心,指挥管理。最伤脑筋的是果子成熟季节,邻居家孩子上房摘果子,来回跑,踩得房檐嘎嘎喳喳的响。我的老婆婆是典型的中国式善良老人。她站在当院,仰面四平八稳不急不躁地对着房子上跑的邻居家孩子说:“你们快下来,别在房上跑,摔下来可不轻啊!”孩子们仍在房上跑。婆婆站在院子中大声说:“你们下来,要葡萄、要海棠我让老何给你们摘一筐下来吃,好吗?”孩子听了高兴地说:“吴奶奶我们就下来……”孩子们下来高兴地等着。老何是我们家男工,孩子们吃饱了跟老何说:何叔叔我们走了,等着你再给我们摘海棠……

这些邻居的孩子,都是我儿子的同学,他们都喜欢我婆婆。婆婆指挥着老何、孩子们把摘下来的葡萄、苹果分送给邻居孩子们。春天院子里各种花开了,又要把花一把把捆好送给亲友。这四合院在旧协和医院旁边,房主原是协和的著名妇产科医生林巧稚。1949年后她搬进协和宿舍,把这所四合院给亲戚了。祖光从她亲戚手中买来的。院子整齐讲究,最洋气的是厨房,自来水龙头很多,墙壁是白瓷砖,大炉灶内一个很讲究的烤箱,箱内有好几层烤盘。祖光买来这所房子,首先是修缮,北屋正面是客厅两间套间,重新改了。把旧木格窗户改成落地玻璃窗,开开窗户可把四脚带轻轱辘的大床推出来乘凉。这间睡房在整个四合院中算是洋式风格。北屋向东屋打通了,从北屋跨进去洗手间。出了洗手间,通向厨房、餐厅。厨房又跟东房通着。我们在这屋中间吃饭,打通了从厨房送菜方便。

北屋是我和祖光住,东屋是女儿霜霜和带她的阿姨住。西屋是公公婆婆住。两个女工和一名男工老何分别住在东西边的过房,一排三间屋两个儿子住,还做祖光的书房用。另一间南房作客房。

院里种有六盆昙花。1956年六盆昙花同时开花,有一大盆开了两朵花,夜里在院当中拉了几个电灯,照的全院子好亮啊!亲戚朋友来看昙花一直热闹到深夜。

婆婆偷偷跟我说:“凤霞呀,花开了这么多,这叫‘花怕开绝了,国家不太平’啊!”婆婆讲,卢沟桥事变那年,家里种了昙花,也是开得十分茂盛,国家就打了仗。“唉,国家可不能再出事呀!”她真怕那兵荒马乱的日子。

院里一块块方砖,都是祖光亲自选择设计请人装好。每一间房子都换了新式玻璃窗格子。洗手间,小厢房都换了磨砂玻璃。为了射进阳光,北屋到东屋,过房房顶都装了玻璃o房子大,室内摆设很重要,幸好祖光已托邓季惺大姐买了整套红木家具。紫檀木大木床带有炕桌,脚踏,条几,八仙桌。明式书桌椅子。祖光和我各有书桌,都带有脚踏,大书柜占了半面墙。

墙上面的字画也都是祖光一件一件地选择并挂好的,房内的各种花都是我摆放,多么晚回家,我也是亲自浇了水才放心。我养的各种吊兰,很多朋友都羡慕。

那时祖光正在拍梅兰芳先生的舞台艺术电影,请来苏联摄影和美术专家,经常跟祖光研究讨论剧本拍摄问题。苏联专家说:“你们这所四合院好,显示艺术家的水平,我真羡慕极了。中国艺术家真幸福。”

四合院对我们两儿一女也是真好玩的环境,他们的同学也常来我们家玩,一起做功课、一起下棋、一起打乒乓球,最开心的是唱戏玩,动刀动枪,对打有时把玻璃打坏,我就生气,祖光说:“玩起来就不顾这些。破了,再配上,不要叫孩子同学觉得家长太凶。”孩子同学的父母很多都是附近工作的。有一个叫张生的,父亲是协和医院工人;他和东安市场一家饭馆职工的儿子比赛打赌喝猪油,厨师的儿子一口气喝了两碗猪油,喝的满脸通红,老婆婆看见这孩子要生病就给他吃西瓜,孩子回家拉肚子,他母亲问他:“是谁叫你喝的大油,又是谁叫你吃的西瓜?”他说:“是马家庙四合院的吴奶奶。”从这以后,儿子同学来玩都爱说:“去四合院,吴奶奶给西瓜吃。”我家成了这个胡同小孩聚会的大杂院了。孩子在院里玩,有的吐了,有的剪了碎纸扔在地上,扔西瓜皮,把院子搞得很乱,老何轰他们说:“这些讨厌的孩子都给我滚出去。”穷厨师的儿子,他轰赶,干部的儿子却一个不敢说。祖光生气了,他认为对人对事要公平。后来祖光找老何谈了一次话,让所有的孩子随便来我们院子里玩,不能轰。因为四合院是这个胡同比较大的,街道居委会也常在这开会,无论来多少大人孩子,我们的老婆婆总是热情欢迎。

住四合院最伤脑筋的是每年都要修缮,换房瓦,上油漆,修墙刷石灰,搞得满院子都很乱。这时祖光亲自泡茶照顾工人们休息,在门道铺好席子让他们休息好,并给他们送糕点水果,安排吃饭。祖光对阿姨们说:“人家是给咱们干活的,一定要人家心里高兴。”祖光还常常和工人们一起坐在小板凳上聊天,后来成了朋友。

1957年,多少人一下子成了罪人,正如赵树理说:“祖光是个好人,也爱国呀,他的家遭了大难。”祖光被送到北大荒,我为祖光保住了一家老小。苦度了3年,祖光回来了,四合院仍然是那么整洁干净,祖光不忘劳动,拾起扫把扫地,接起水管子浇花,不断地为四合院门窗上油漆,房上换瓦,上墙灰。信心百倍想把四合院修建好。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这个四合院遭了难,多次被抄,砸坏窗子,玻璃碎了满地。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央美术学院,东纠、西纠红卫兵,还有数不过来的中学生,抄一批抢走一些东西。滕××是我们邻居高干儿子、东纠红卫兵的头头,多次来抄我的家,一群人都带着大口罩,抄家就是为了白捞东西,因为他了解我们家有照相机、录音机……这时的四合院好凄凉啊!风吹树叶,阴雨天滴滴答答的响声,冬天大雪,西北风如老牛叫,这个四合院热闹过、冷清过、团聚过、也分散过!如今凄凉萧瑟冷冷清清。忽然,抢占房子开始了。进来一男一女,男的三四十上下,女的三十多岁。男的是萃华饭庄党支部书记,姓姜。他说:“我是共产党员要进来住,你家房多人少。”说着他手拿封条把西屋一排门封了,我们家谁也不敢回答,我们屋里还有很多木器,姓姜的夫妻两口带着几个儿子全部占用了。当时祖光被抓到牛棚不许回家。

不久又来了几个三十上下工人样的,一进来就对我婆婆说:“我姓刘,共产党员,西屋姓姜的住了,我来要你的南屋。我是老少三代……”这家搬进来,把屋里的家具及器具也全部占用了。然后又来了房管段的人,这时房契由国家管。当时我和婆婆心里害怕,神情紧张。我对婆婆说:“共产党员搬进好些,咱们这一家还有一点保证,祖光还不知道什么时间回来。他们是党员,总比搬来那浑不懂事的红卫兵强。”房契强令要走了,可房捐还得交。这两家人搬来也是白住,一切费用都不交。他们真不知节约,大灯泡一百瓦,照得亮半个院子,而我们只用十五瓦小灯泡。

我被关了一阵子,大抄大抢后,被放回家,但天天要上班,祖光仍被关押在牛棚里,不放回来。家里只有三个孩子和婆婆,我们不敢于大声说话,挤在东屋,北屋墙壁都被砸烂了,房顶也被捅了洞。满屋子乱七八糟,没法下脚,我不想进去看,我们太伤心了。搬进的这两家人却和亲朋好友大说大笑。他们的孩子在院中踢球,砸坏了玻璃,我们不敢出声。两个儿子生气要质问他们,我和婆婆拦住说:“千万不要。他们搬到咱们院子来,就是咱们邻居,要忍耐……你爸爸回来一切就好办了。”他们抢占了我们西屋、南屋,还想占我们的北屋。但堆满了东西下不去脚。那个姓姜的站在窗外向里看说:“这屋里可以收拾一下。”意思是他想进去。我说:“这屋里不能动,得等祖光回来,他不来连我们都不进去。”人就是得寸进尺。他们随便用我们的东西,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对婆婆和孩子们说:“行了,只当被抄家的抢走了。”婆婆说:“不用想东西了,兵荒马乱的年月我经得多了,日本人烧抢夺我都熬过来了。这些人是发国难财,打着共产党员的旗号来的,干的是日本鬼子、国民党的勾当!”

大串联过去了,祖光被放回来,打砸抢也过去了,大伙靠边站。祖光去了干校,又有街道上的人来看房子,可能还要挤进来。一个在房管局工作的姓侯的朋友动员我们说:“现在很多人把自己的房子换成楼房了,不然随时都可能再挤进来抢占房子,你们北屋和东屋这两边房子可以换成四间楼房。”老侯的动员不是没有道理,但我舍不得这四合院。祖光碰见著名京剧小生叶盛兰说他也搬进楼房了,因为四合院老有人惦着白占房子,主张祖光去住楼房,安静,关上门谁也找不找谁。我是个拿不定主意的人,感情上舍不得是主要的。可不搬走,这所房子也被糟蹋。挤近来的人在院里盖小房,砍树,拆墙,眼看着也伤心。祖光多次动员我:“身外之物全可不要,房子再好你不也睡一间吗?再说,文化大革命是全国的,不止咱们一家。咱们离开为好!”街道上来人都是很凶的,吓得我心跳。眼不见,心不乱,狠了狠心,1967年初搬到和平里十四区两个单元四间房。搬家是件很伤脑筋的事,尤其是祖光他从香港回到北京,买了这所房子,又从上海接来了父母,一心把这四合院修建好。想不到一个个运动整他,政治上害他,经济上卡他。眼看着这四合院,心里是很难受的。可他不说一句后悔话,也不埋怨一句,他对财和物总是看得很轻。祖光放弃了在香港的舒适生活,带来在国外挣的钱,在国内买四合院,怎么能逼我们搬走?让这些人住呢?我认为太冤了,也太不公平了!

祖光和我商定搬家后,日夜收拾东西,我把零零碎碎的装进纸箱,儿子找来了同学帮忙,当时我和祖光都是审查对象,亲朋都不敢来帮忙。儿子的同学马小力父亲为人好,马大爷是搬运工人,他们是劳动人民,什么都不怕,全家热情地来帮忙。一些搬不走的东西,自然就给马家了。人就是“善财难舍”。抄家时抄走的那些价值连城的东西,连问一声都没有,眼看着大口罩的红卫兵明抢、明拿。特别是那个姓滕的干部儿子,他随时带来一帮东纠红卫兵明是抄家,实是抢东西,现在把搬不走的大批东西送给人,落个人情。来院里掏大粪的师傅,我把床、沙发和一套木器都送他了。没有人帮助出车,只在东单三轮车站请了十辆三轮车。祖光骑自行车在前头领路,浩浩荡荡十辆平板车成长龙式。祖光为了让他们别太累了,有意慢慢地蹬车。用了两天总算把东西搬完了。多难哪!我想把澡盆搬走,把搭走廊的门窗格子搬走。祖光不肯,他说:“你把一所四合院都不要了,还心疼这点东西吗?有人搬进来住,又要叫人费事再修理……,’我都依他了,祖光哪里知道我们搬走后,房管部门把全院大改造,大房子改小房子,北屋、东屋、小过房都搬进了人,而且都是私分。我都看过了,太伤心了!北房的大落地玻璃窗拆走了,院里的树全砍掉了。从进门就搭起了小房子,成了破破烂烂的大杂院。有人说:“王府井帅府园马家庙,有这个庙可就不是这个神了。”

和平里这边祖光也受不少累。房子是新盖的,但因文化大革命,分配来的干部还没有搬来就被打倒了。房子被大串联接待红卫兵站接收了,地上铺稻草招待串联的人。房子脏得下不去脚,气味难闻,地上堆满稻草,到处是脏布条,羊屎蛋。墙上画的乱七八糟:“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走资派”。祖光跟两个儿子一起打扫这间房,先从窗口把稻草扔出去,又用平板车推到垃圾站。这就搞了近一个星期。

从大房子四合院一下搬进这仅有四间的单元房,我觉得人了鸽子窝,心里可憋闷了。

住在这接待红卫兵的房子,看着墙上写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痕迹,我想着当时的情景。那是1966年红卫兵串联闹革命,我是到处打骂批斗被审查对象。每天我都被他们叫出来打骂,有的人根本不知我是干什么的,为了表现他革命,举手就打。那时祖光被关在他的机关牛棚,我留单位审查。单位大部分。人都出去串联,留守。人员在家接待红卫兵。单位大屋子排演场全腾空了,地上铺稻草,草上是麻袋,当中一条留出走路。我们单位接待的是南方来的红卫兵。北京的冬天冷,冻得一群孩子缩着身子挤在一起,好可怜哪!单位动员给红卫兵捐献衣物,我把棉裤、棉袄、毛衣、毛裤、被子、毯子、棉鞋都送出去了。我想谁家都有儿女,他们太可怜了。他们中间还闹了很多事,都是十八九的青年人,男男女女为了争风吃醋大吵大闹打人消气。我给他们生炉子,打扫卫生,他们在墙上写“打倒中国最大的赫鲁晓夫!”和平里这刚刚盖好的新楼,也搞得这般光景。这叫文化大革命串联。

这时我和祖光可以回家,住在这四间小房,不久我又被送进牛棚了,两个儿子上山下乡走了,女儿跟着带她的阿姨走了,公公已在“文革”前去世,家里只有老婆婆一人。这时我闭上眼想谁呢?丈夫他心宽能想得开,我可放心。老婆婆有知识经过大灾大难,能忍耐,我也放心。两个儿子上山下乡,年轻力壮,能吃苦我也放心,小女儿跟着张阿姨去她家,带去了钱和物也不会受苦。想来想去还是自己怎样对待审查我的这些“群众”吧。我被关了一年多回来,已是1971年底,忽然街道上的积极分子冯素英动员给她腾一间房子,而且指出要四间中最大的一间。我前脚进门冯某后脚就逼我腾房。她那黄脸上的薄嘴唇可能说了。她说:“论阶级我们是红五类,无产阶级,论革命我们是造反派,论人口你们家现在只有三个女人,我们三口人占一间,这是合理公平的吗?再说你们是被抄被斗户,要不是为了革命,你们叫我搬进你们这里我还怕受牵连呢?”我气得简直要发疯了,我说:“你不该要我腾房,你们这么革命还要非挤进我们家吗?”冯某板起面孔说:“对,这就是革命需要。”

派出所的户籍警还不错,他对冯某说:“你想搬进新凤霞的房子,等她下个月从干校回来再说。”冯某表面答应了,可是她天天来找婆婆,老人实在受不了。今天她搬来一个炉子,明天拿来一卷破席。我实在没有办法了,能卖的找到张自忠路委托店,请他们来我家帮忙,把屋内家具卖掉了。1974年我的二儿子吴欢从黑龙江兵团回来,他是得了肝炎回来养病的,我把他爸爸的大衣、棉裤、棉被给他用上。冯某住进我们单元,老是鬼头鬼脑偷看我们家的情况。一天深夜十二点多,有人砸门,我们一家吓得一动不动相互看着,婆婆指着冯某那屋,我明白了,准是她又在捣蛋。我起身开开门,五六个警察手提着电筒进来问:“吴祖光回来啦?”我心一愣,我还以为真回来了,用力向四周看,跑下两层台阶。警察很凶地说:“你们都出去!”女儿和婆婆被他们推出站到楼道,儿子吴欢躺在床上。警察看见床上躺着人说:“这是谁?”另一个说:“吴祖光。”他们野蛮地进了我的房里一个上去掀起被子,看见是我是儿子,有点心虚了。我看他们这样无理,气得浑身发抖,心想这是怎么回事?他们相互不开口,看看冯某那屋,我明白了。大声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说吴祖光回来了?”没想到他们说:“有人汇报说吴祖光回来了。”我知道是冯某汇报的。气得上前一步对准码某屋大声说:“吴祖光回来了又怎么样?现在受审还没定性呢,住在我们家屋里,水电费一个钱不拿,还偷偷地害我们。”

我说着出门对着婆婆、小女儿说:“进来!为什么让我们家的人站在外面!我也是苦大仇深的人,咱们刨刨底,还不一定谁是资产阶级呢?”我理直气壮,冯某躲在屋里不出来,警察一声不响。我又说:“你们看看,我儿子是从东北建设兵团回来探亲。他有病啊!你们闯进来好像是抓特务!”警察一个个灰溜溜的,我又大着胆子说:“我是受审查,可是你们来我家可有单位的信,我有组织。吴祖光在干校,现在多少人在干校,难道你们都去人家在夜里搜查吗?汇报的人你出来,当面说说见见阳光!”我问得他们无话可说。冯某一直没有出屋子,警察们一声不出,亏心的下楼走了。我对准冯某屋子说:“以后你放明白了。我们受审没有定性,再要像老鼠胡串,我就让你搬走!这房子是我用四合院换来的。房权是我的。”老婆婆害怕地向我摆摆手,我也摆摆手说:“别怕,我明天去干校,这房子是每月我交房费水电费。住在这里一文不交,还想捞点什么政治资本!说好了,政治运动过去了,一切都要算清楚,我相信国家不会剥削老百姓的,可是老百姓也不能欺负老百姓。咱们是朋友,是邻居,就知点趣。革命暴风雨、打倒、油炸、炮轰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审查会有结果,是什么问题自己知道,以后大家互相照应。”我这一大串话是对着冯某的门说的。她一声不响,也不出屋,从此冯某也不那么凶了。我心想她是家庭妇女,丈夫是党员,有时借用东西,跟我老婆婆还说谢谢。只求他们老老实实住在我们这,我在干校也放心。想想马家庙那家姓姜的还算好些了。只是冯某她嘴里不断说:“我们是红五类,无产阶级……”好讨厌!

我从大兴县天堂河五七干校回来,调到西城区挖防空洞,比在干校不能回家强多了。每天早晨顶着星星出门,晚上披着星星回家。跟冯某很少见面,也就井水不犯河水。她仍是白住房白用水电一文不给,我也不为这事跟她纠缠。

1976年唐山地震,北京受了影响,我躲地震去了河南。就在这时,给祖光分配了房子在东大桥。这次搬家祖光没有通知我,他一人搬好了家,从河南把我接到北京。

1978年政策落实,我和祖光几十年错划右派的冤案平了反,我们全家高兴极了。祖光最可贵的是,记者、编辑都一个个来约他写有关1957年错划右派的回忆录和文化大革命中挨整的事情。祖光说:“我不写,这事过去了,没有再写的价值了。”祖光一个字也没有写。

我从河南回来,房管局办公室的同志来谈关于私房落实政策的事。当时因赵树理去世,他的夫人和孩子去了山西,另有安排;艾青一直住在北方饭店,要求把房子修缮成原来的样子才搬回去;老舍先生虽早去世,夫人儿子也都在北京,要求回原来的房子。我们这些人都是挨整对象,房子都被人抢占了,改建得乱七八糟了,再恢复需要大工程。

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多次来找祖光说:“马家庙这所房已经住进七。八家,房子拆改得乱七八糟了。如腾空再修缮,国家得拿出几十套楼房钱。你如果放弃这所房子,就给国家解决很大困难。”祖光厚道,他从来没有伸手向国家要过什么,为了国家他可以付出一切。同那些想尽办法从国家手中要这要那,争出国要待遇的人一比,祖光的为人多可贵呀!他动员我放弃四合院,住楼房。我说:“国家困难这是自己造成的!闹革命,好好一个国家,左一运动,右一革命。国家整的穷了,也把老百姓整得家家不安。咱们一起买房的人,不是都决定要回空房,房归原主吗?咱们更有理由,我被整成残疾,住平房四合院方便。国家自己整的自己承受,我们是受害的。”

最后,祖光还是同意写一个捐献给国家的信,收回很少象征性的钱。

至今我仍说祖光太傻,把四合院让出了,住房还自己拿房钱!祖光从没有一句怨言,他说“全北京不都是这样吗?只有个别人有办法要回原来的房,咱们哪儿有这个功夫?”

“四人帮”被粉碎了,各方面“落实”政策,私人房产落实政策负责人李某,亲自找我和祖光合计如何落实。并举出了几家房主,诗人艾青、作家老舍先生及赵树理、京剧演员张君秋、赵燕侠、马连良、谭富英等等,房产归还是十分困难的事。国家十分困难,每个院子都住了很多家,有的一户三代人,两代大男大女同住,如果把房户搬走会给国家增添非常大的困难,如我们的房已住进八九家人,要把这些人家迁走,国家要拿出大批房来。国家实在难办,因为不是一家的问题,祖光是个忠厚人,他看见房管局落实政策干部说的实在难,也想到全北京市房产落实要国家付出多大代价。祖光跟我商量,如果咱们放弃四合院,有几点好处:(一)是给国家减轻负担;(二)落实政策的干部也好说服别人,工作好开展;(三)咱们如回四合院,两个儿子都成家了,两个儿子,两房儿媳,孙子、孙女两个家庭住在一起,要你当这个大院的院长啊?你身体又受了伤,行动不方便,更不能操心受累。现在就要按照现在的新式家庭住。两个儿子他们单住,要求咱们住的离儿子不远,住单元房省事,问题也都解决了。

我一切事一向是听丈夫的,因为他忠厚,总是先替别人想,我也就无理可说了。

看好了东大桥一套四间房子,另两套居室,两个儿子各住一套。他们各自住离我们近,十分钟就来了,随时通电话。两个儿媳妇也都有好工作。大儿子生个孙女,二儿子生个孙子。孙子、孙女也都听话,上学用功不叫我们操心。

我们家有现代化的传统,我的老公公是最早教英文的教授,因此一切新式,他有11个子女,都是青年自立,自己成家立业,都是国家重要干部,我们的两儿一女也是青年时就自立。

他们从小上学因受父母株连,被看成出身不好,处处受歧视,不许上大学,不许入团带红领巾,但我的孩子用功上进,四人帮被粉碎都上了大学。大儿子吴钢在鲁艺美术学院毕业,现是艺术家,在巴黎。二儿子吴欢在电影学院毕业,现在中央电视台当编导。女儿吴霜不许上中学,她自学了大学课程,第一次高考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中央音乐学院,又去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深造。

儿女们都各自刻苦独立。我和祖光也都落实政策平反,祖光体谅国家困难不搬回四合院了。

在落实政策干部的“动员”下,祖光写了一个“自愿”把王府井马家庙九号四合院捐献给国家的信。然后,在儿子们都不在家,我又在河南的情况下,他一个人搬了这个家,多么难呀!在没有一个人帮忙和支持下,祖光又雇了十几辆三轮板车。他一人骑着自行车跟着平板车大队搬家。儿子、女儿说:“爸爸是个老英雄,我们就是在家也插不上手。他也看不上我们干的活。”这么大一个家,东西这么多,一件件,一样样都要经过祖光安排摆放。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劳动改造深挖防空洞长达7年,身心都受了伤,手腕膝盖都有伤,气候一变化,关节疼痛。怕冷,喜欢暖和,祖光看了房子先把我的桌摆放在向阳的窗子暖气旁。为了开门关灯方便,都为我换了顺手开关。要说我们夫妻是国家干部,说实在的,任何事我们都没麻烦过组织,也从来没有沾过组织的光,自1949年直到现在没有住过组织上分配的一间房子,也没有用一件组织的家具。

我们的家搬定后祖光亲自去河南洛阳市六一三军医院把我接回北京。祖光处处都设计得为我方便。我不能坐低的沙发椅子。书桌上台灯、电风扇、时钟等样样顺手。笔纸、画画写字都准备得方便、好用。书架上我爱看的书都是他亲自摆放一伸手就能拿到。

自我做了吴家的媳妇,四十多年,祖光从来没有跟我发过脾气,也没有为什么大小事争吵过,总是谁对就依谁。但为了这所四合院,我经常留恋说:“你就是不听我的话,王府井好,是金子地带,你替房管干部着想可我的身体谁管?”

祖光气火了:“我管!咱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得让人家佩报,不沾一点国家的光。”

现在我们住的楼是五层楼,我住四楼,对我这个腿受伤的人,上下楼是十分困难。但我这个人从小就习惯以苦为乐,我认为这也好,要逼我下楼锻炼,克服困难,也是生活中的动力,正是因为四层楼,我必须慢慢上下,每上下一次也是一次很好的活动治疗。看来这个四楼是我终生的住处了。可是身在四楼却永远留恋着我的四合院,四合院曾经给我最大的幸福欢乐,可是永远忘不了那时的中国自己伤害自己,成了血山火海、盗匪横行的世界,我和我的全家都经历过来了。

新凤霞小传

新凤霞约生于1927年(1927~1998),原籍苏州,身世不明,生日不明,由老舍先生“设计”为农历腊月23日。自幼被拐卖到天津,辗转被杨姓贫民老夫妇收养长大,并受教于“堂姐”杨金香(北派京剧武生大师李兰亭之妻)学习京剧基本功。

新凤霞6岁学京戏,13岁改评剧,14十岁任主演,20岁以后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演唱方法,发展为50年代至今的最大评剧流派——新派。文革期间,残酷迫害致病致残谢绝舞台,虽自幼失学,却努力自学从事创作,写作、绘画均有成就,并不断培养出青年一代的新派评剧演员。

代表剧目有:《花为媒》、《杨三姐告状》、《三看御妹》、《乾坤带》、《艺海深仇》、《刘巧儿》、《祥林嫂》等,其中《刘巧儿》、《花为媒》摄制成电影。

著作有《新凤霞回忆录》、《以苦为乐》、《我当小演员的时候》、《恩犬》、《我与溥仪皇帝》、《新凤霞说戏》、《我和吴祖光》、《新风霞评剧谱》、《(吴祖光、新凤霞诗书画集)及四卷集的《新风霞回忆文丛》等二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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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强私话赵紫阳(摘自沙叶新《良心胡耀邦》)

摘自沙叶新《良心胡耀邦》,本文标题是五柳村编者加的。

(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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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正荃:我的碎片(六)

【内山完造书店】北四川路与山阴路交界处,有座房子门口的墙上,至今还挂着一块牌子:内山完造书店。当然也只是个“意思”就是了,早已人非物非。不过以日本老板名字命名的这个书店,今年刚好百年。记得前些年有段时间鲁迅横遭不幸累及书店老板,好像是冠以特务之类恶名。国人太爱国,政治觉悟太高,动辄骂人“卖国”“汉奸”“无耻”,于是便显出了自己的爱国与有耻了。其实这里就是百年前的一家书店,不过它不光卖书,还是文人聚会处,鲁迅家住山阴路,离此地很近,他是常客,与店主自然关系甚笃,田汉郁达夫等也常来喝茶聊天(店堂里常年摆了桌椅,茶水日夜有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一些作家诗人陆续来沪,中国东渡留学生也先后回国,他们经常在此处碰面,这方面的回忆文章很多。三次来沪的日本诗人金子光晴干脆称这里是“梁山泊聚义厅”,说“店主是个没有偏向的理解者,也是个罕见的为大家提供愉快的谈天说地场所的人。”“中国人也罢,日本人也罢,在这里敞开心扉,各抒见解进行心灵交流。”他们之中一些人与中国作家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有的直到1949之后。想到这个店面不大的书店,百年之前在偌大的上海竟闹出如此大的动静,涟漪延至今日,不免生出诸多联想来。

【新闻有三种】原本“接班”呼声很高的“副国级”孙政才倒下了,有人问我,怎么啦?我摇摇头:跟你一样。今天看新闻,上海市委“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全文阅读,还是云里雾里。倒是让我想起毛当年的“最高”:新闻有三种,一个叫新闻,一个叫旧闻,再一个叫不闻。是的了,有关孙某的“新闻”属于“不闻”,那就“不闻”吧。

【叶澄衷的蒙学堂】我的邻居是澄衷中学校长,我对“澄衷”其人甚是生疏,后来方知以叶澄衷题名的这所中学在沪上声名赫赫。这位叶家花园的主人在19世纪后五十年间兴办实业热心善举,这座以西学为主教材自编的“澄衷蒙学堂”便是他留给世人的绝佳遗产。1905年,一个叫胡洪骍的人走进蒙学堂,为他日后的国学、英语、数学打下了扎实根底,他在这里第一次听说了“言论自由”首次读到了《天演论》,一天,忽然想给自己起个表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有人谓何不就叫“适之”?由之想起上海何以会最早开启中国现代文明?就是因为上海有一大批叶澄衷这样率先接受西方文明的人。这里只讲一件小事,那时家家点的是油灯(我小时候用的是豆油或菜油,放在一个盆里,用一根棉线做捻子),油烟把整个屋子熏成黑黢黢的。叶某做“洋油”生意,怎么能让国人用“洋油”呢?他发明了一种点洋油的灯,一个注油的底座和一个玻璃罩子,黑烟没有了,那时叫“煤油灯”,直到本人1958年在农村劳动时依旧在用。这说的是物质之“光”,那精神之“光”主要就是书籍了,叶某办学,让学生学外语,读《天演论》,又办西医院,把文明之“火”一点点一点点带入了中国。可敬可佩啊!

【自信赞】我一生死之交完成了40多万字的文革回忆录,翻开扉页:千万双眼睛看得见,我们当年做的事—十年后能见人,百年后能见鬼,千年后能见史!我写了句洋文赞其自信:The man in man !

【阎连科获捷克世界文学一等奖的获奖感言(摘录)】最大的黑暗是人们对黑暗的适应,最可怕的黑暗是人们在黑暗中对光明的冷漠和淡忘。我看到当代的中国,蓬勃而又扭曲,发展而又变异。腐败、荒谬、混乱、无序。每天每天所发生的事情,都超出了人类的常情和常理….我看到知识分子为了能够挺直脊梁和独立思考(忍受)的屈辱和(付出的)努力。看到了更多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正在金钱和歌声中,被权力掏空和瓦解。如果天空是黑暗的,那就摸黑生存;如果发声是危险的,那就保持沉默;如果自觉无力发光的,那就蜷伏于墙角。但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更不要嘲笑那些比自己勇敢热情的人。我们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做蛆虫。

【博士大跃进 官员博士化】好多年前,我去北大会会同学,留校的周同学说起一件新鲜事:有个高官想读博,看中了北大经济学一著名学者。好呀,考上了,我收你。这位候选博士说,你直接收了吧。没有这规矩。不想又有人上门,自然是有身份的人,再不允。不想找到最高领导机关的头儿出面,还不允。最后,北大书记出场了。博导无语了。一天,飞机接来博导,午间小宴,候选博士举杯道:老师,今天就算第一堂课了…….将近20年过去,自然都与时俱进了,新鲜早成陈货,如今政府与高校的“二人转”已经玩得有声有色,实现了真正的“双赢”。近日听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和人事部发了一份耗时两年长达30万言的关于博士质量的调查,其中披露的信息特别令人欢欣鼓舞:早在2007年,中国的博士授予数量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其中50%进入政府机关。据老夫所知,博士生每修一门课程都须到校听讲并参加考试,没有三年的脱产拼搏难以完成,而在职读博没有七八年的焚膏继晷更只是一种美梦,光是全国外语统考这关就难以通过,还有论文答辩也不是那么轻易可以过关的。靠飞机往返花纳税人的银子,那是玩“空手道”游戏,博士大跃进之灾,国人早已尽人皆知,“皇帝新衣”罢了,调查了又如何!

【更多人在享受,少数人在思考:人和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技术的大发展,未来将何如?第一步,造就大批“无用阶级”。这是《人类简史》《未来简史》作者以色列未来学家赫拉利的“预言”。霍金更是语出惊人:将敲响人类灭绝的警钟!他认为,这项技术将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也就是将逐步脱离人类的掌控,自行其道。这方面的许多专家都担心“人工智能召唤魔鬼”,苹果公司掌门人前不久在MIT毕业典礼上的话真是发人深省:我所忧虑的并非人工智能能够像人一样思考,而是人将像机器一样,没有价值观,没有同情心,没有对结果的敬畏之心。鄙人冒说半句:或将出现比人类更优秀的呢?多年前就有人问过我:谁将创造未来世界?广大人民?还是少数精英?我无语。

【十年一字未改的杨晦先生】1953年进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杨晦(当年54岁)首场讲话:不少新同学可能在做作家梦,我要告诉大家,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果然,不少同学梦断未名湖。业余的有几位,专业的半个也没有。10年之后的1963年,一位后来在上海文坛政坛做了不大不小官员的师弟走进北大,依旧杨晦,依旧系主任,依旧那几句话,只字不改。我是在他《我负北大》的自序里读到的。60年过去,如今想来,“负”与“不负”其实只在“精神”,只在“做人”,自序有些晚年忏悔的味道,说自己“经不起权力的追逐和诱惑”云云,读来感人,也见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毕竟魅力无穷。我以前写过杨先生讲课的特点:一个大主题下,开“无轨电车”,家事国事,历史地理,诗话文心,讲到哪儿是哪儿,听起来很是“扎劲”,记起来特别轻松,考起来没有方向。后来大家都特别感激先生:他让我们从此走出刻板与禁锢。

【真实自我的新生:上海赵丽宏】知道这位诗人时倒不是读了他的诗,只因几十年前我一学生跟他是老乡又是同道,常说起他,夸他。后来他声誉日隆,可他的讲话他的诗一仍其“旧”,而且我隐隐觉得他灵魂深处的纠结挣扎也与日俱增:“停在树上的灵魂”和“地上行走的肉身”不断的冲撞甚至厮打。果然,他拿出了《疼痛》这部直抵自己精神世界的新作:过去的他现在的他,做人的他写诗的他—一个真实的自己,诞生了:知道这个世界人鬼不分/还好有影子/我会避开那些无影之鬼/只和有影子的人交往/影子也会以他的沉默/在浮光掠影中提醒我/你是人/就要像人的样子

【闲人闲话】老人的毛病就是爱回忆,想起一路走过的坑坑洼洼便会想起那个伟人,也就会记起马克·吐温的话:“有时候真实比小说更加荒诞,因为(小说的)虚构是在一定逻辑下进行的,而现实往往毫无逻辑可言。”于是也就不免为我们的小说家极少有人记录那些“更加荒诞”的真实而深深的遗憾。现在有个新词叫“非虚构”,国内年年评奖,但影响甚微,多为自娱自乐;国际上,名气大的就数俄罗斯阿列克谢耶维奇女士了,前年,她拿了个诺奖:以文学见证了历史!在她之前,苏联有个索尔仁尼琴,他的《古拉格群岛》意义非凡,他自己也很得意,称之为“文学性调查”,那本《红轮》更誉为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全景历史”(不过此公后来的表现泛善可陈)。我们呢,丧事也办成了喜事,灾难也化为了庆典,有人说我们是喜鹊文化。近年倒是读到过一些写“群体”艰难与苦难的“在现场”文艺作品,不足之处,一是难得聚焦个体生命,“人”的悲剧演示,尤其是它的社会历史因素大抵被弱化和虚化,更未见有对人性的深层开掘;二是整体缺乏历史和文化的深度,其中极少数奋力一搏希图有所突破的,往往最终也会止步于某种现成模式或者成文和不成文的规矩,再难以见到马恩“老祖宗”一再赞赏的“艺术家的勇气”,令人唏嘘不已。

【光环愈多,爱他的人可能愈少】这回是百万言的《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会稽耻、野草梦、怀霜夜。仅看书名和体量,便可一窥作者投入之巨大和艰辛。这些年,去鲁迅故乡也好,看他北京故居也好,越来越精致深刻而且伟大了。而那些传记,不仅越写越长更越写越富新见和新意了。而作为一个普通读书人,倒是喜欢那些最素朴甚至最原始的真实呈显,哪怕只是一个细节的不忠实,一旦了解真相,我便会像吃了一颗烂花生米似的不可容忍,比如把故居卧室隔了面墙,放了张单人床。难道是想暗示参观者,伟人东渡之前守身如玉?可我一位研究鲁迅的师兄说,那墙是新砌的(不知现在拆了没有)。我想,是不是有两种情况看似帮了鲁迅实质害了鲁迅:一是对历史的修改(包括要写长征的长篇小说、多次给延安送火腿之类);二是对鲁迅内心的不断“开掘”(包括对他文章主题的肆意拔高,以及“马克思主义者”桂冠的慷慨赠与等等)。每当我看到夸奖一些传记写出了“心路历程”呀,做了“精神剖析”呀,作了“历史考察”和“时代超越”呀,我会有一种莫名的紧张,以至不想再去翻阅那本高大上的新著了。我的结论就是,伟人和名人,都不要人为地加上那么多的光环,光环愈多,爱他的人可能愈少。以本人而言,走近鲁迅,是在读了他与许广平的书信之后。只说一个细节:鲁迅执教厦大,住一单间,无卫生设备,夜里用尿壶,一早,见无人,从窗口倒了出去…..这位被冠以无数个“最”的伟人不是同你我一样不失“凡”性麼?

【给我们上过一堂课的川岛先生】王瑶先生讲现代文学史时,他的大作只完成了上半部,同学多有微词,主要是引文太多。讲到鲁迅时,突然宣布将特邀川岛来演讲。川岛这个名字早就知道,他是鲁迅好朋友,原以为是鲁迅东渡后认识的日本人,其实大名章廷谦,与鲁迅同乡。只记得章先生(那时50来岁吧)的课完全是随心所欲,讲了些与大先生私交中亲密的点点滴滴,其中细节已全然不记,倒是后来读鲁迅书信,给章的真是不少,其中还有介绍如何用“橡皮套”避孕的,足见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你有自己的纠错机制吗?】涉及521人制作的107篇论文,被国际杂志《肿瘤生物学》集中撤稿,其中一位造假者已“候选”院士。且不提丢脸、出丑这些老话,就问一句:没有“国际”,你们还会出多少“洋相”?是的,你们会“视情节作出相应处理”,但处理之后呢?“处理”多少回了?不照样“后人复哀后人”?

【那些年,疯狂的苏联热】踏进燕园时,正逢中苏热恋期,全校各系俄语成必修课,待到毕业,中苏开始交恶,俄语成明日黄花,只好重拾中学时的英语,两门外语全成了“半吊子”,这叫什么事儿?那时岂止学生学,教职员工都要学,马寅初担任北大俄文速成委员会主任,夜校设在俄文楼(据称这是全国乃至全世界唯一冠名俄文的教学楼),那里夜夜灯火通明。除语言课外,俄苏文学的课时也超过了“西洋文学”,余振、曹靖华主讲。五十年代大学生普遍喜欢苏联电影苏联歌曲,盖于那股滚滚热浪。我们这些过来人,最具体而深切体会到了老大哥“遗产”之丰厚:20年代初代孕了一个宝宝且不说,粉饰现实也只是其中的小不点,以革命名义的残酷镇压,征粮过度以至民不聊生,以及所谓的“新经济政策”等,都亦步亦趋,及至他们改正了,我们则依旧四项基本原则七不准…..至于苏联小说电影中的粉饰生活,乃意识形态之需,调动各种手段,使用多种形式,洗脑也。这里举个例子:有支苏联歌曲,一时红遍全国,也叫《我的祖国》:“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站在聂赫留道夫面前】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复活》,有我长篇序文,解剖聂赫留道夫这位十九世纪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一词来自拉丁语,而在诸多语言里,“知识分子”用的是俄语译音,这是否与俄罗斯知识分子名誉天下有关?我瞎想的。北大那些年,就喜爱俄罗斯文学,其中最是钟情于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包括那些“多余的人”,比如奥涅金、毕巧林。他们各有各的毛病,但是他们都极富同情心怜悯心,极富正义感和牺牲精神,却又独具个性,气质不凡,尤其是12月党人连同他们的妻子,那种强烈的批判性和济世救民的责任性,让我深为感动(许多年后,与胡风夫人见面,我就夸赞她如“12月党人的妻子”)。聂赫留道夫是个“始乱之终弃之”的花花公子吗?托翁的伟大在于他把俄罗斯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道德王国”和盘托出,在通往西伯利亚的漫天风雪中,他让他的主人公也让他的读者和他自己一起思考一起忏悔….今天我们知识分子的道德王国是怎样的模样呢,敢向老聂飘个白眼吗?

【长江新闻奖的苦涩】鄙人做“喉舌”那会儿,还没有这么个“新闻奖”。范长江的名字,我早就听说,他是民国时期《大公报》的著名记者,转向共产党阵营后,实地采访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等,写出了大量出色的新闻报道,之后一路红过来,49后在报社和新闻领导机构都任过要职,新闻界文化界教育界无人不知。问题出在文革。大凡从民国时期过来的知识人,那时的骨头都还比较硬,他无法忍受日复一日的侮辱虐待,终于,70年10月在河南确山“干校”劳动时,一天,老乡在一口井里发现了他的尸体,塑料布裹着,大家抬到离干校七八百米远的一个地方埋了,那口井村民用土填上了。当时就传出来,说是“跳进自杀”(那时叫“自绝于人民”)!死后20年,即1990年,中国记协设立了“范长江新闻奖”,2005年又与“韬奋新闻奖”合并成为“长江韬奋奖”。每当评奖,也算是个“老报人”的我,心里不免有几分酸楚:奖励什么呢?用一个连是自杀还是他杀都糊里糊涂的人来命名、奖励,这叫个什么事儿呢?

【孙中山不要“万岁”】不管历史如何评说孙中山,至少他不仅不做皇帝而且不要“万岁”:民国成立之初,他乘军舰视察福建,泊马尾。欢迎他的小船悬挂标语称“万岁”,他说,我们为了反抗这个“万岁”,许多革命同志抛头颅洒热血,如果我接受这个称呼,对得起先烈吗?他要求撤掉这些标语,否则决不登岸。隔条江的那位邻居一再宣示我们:领袖越“万岁”,百姓越渺小。

【警惕死灰复燃】改革开放初期,头牌经济学家薛暮桥来西宁,本人有幸跟随,那天他去了一个农贸市场,还特别买了条鲜鱼。然后对着周围说:还是市场经济好哇,计划经济那时候,你们能吃到这么鲜活的河鱼吗!回来路上,我半开玩笑说,薛老,你说得好哇,计划经济那会,别说活鱼,我们连死鱼也难得吃到啊。后来我写报道时,提及他从“计划经济好”到主张“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再到提倡“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再到实行“全面市场经济”这样一个转变过程。其实这也正是我们国家政府艰难转变的过程。可是前段时间,看到一个说法,大数据时代的计划经济更具优越性。我在想,计划经济之被否定,根本上不在计划(凡事预则立,没错),计划经济的要害在于,这是一种管制经济命令经济,无独立无自主无自由,否定阶级斗争为纲之后的必然一步就是否定计划经济。中国几十年里即使计划经济立过汗马功劳,如今也必须寿终正寝!到21世纪,大力倡导各个邻域的创新,需要高度发挥人的聪明才智,也就更需要人的自主和自由,这正是市场经济无限生命力之所在,怎么能让历史的车轮转弯呢?再说了,大数据这类高科技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产物。需要警惕的是政府一些人搞惯了垄断搞惯了一言堂,看到民间经济无限的活力他们总不放心总不安心,隔一段就要来整顿一回,我认识一民营企业小老总,他的“苦经”竟然几十年如一日:能不能管得再少些呀。听来有点黯然怆然…….//管天管地管头管脚管思想管灵魂管工农商学兵管东南西北中,管到临了无情历史自会出面来管管你。//就来说说这个民营企业的老总吧。其实他不能叫老总。他是上头派去主持这个企业的人,不是老板。我原来是他的老师,那天他请我吃饭,不知怎么就诉起苦来。现在最难对付的,是上头派来的人。不是一个行业哦,各行各业都要来检查。环卫的计划生育的税务的,一个也不敢得罪,都是菩萨。有一回,厂里水管坏了,请人来修。可能是招待不周。没有多久,就看到颜色了。怎么也找不到原因。只好再去请回来。先吃饭,再红包。他们三下五除二,把管子修好了。原来是,上次他们在管子里塞了很多塑料袋。我想再问下去,他回答我说,孙老师你别问啦。我给你这么说吧,一个民营小企业,真的太难了。资金难人才难先不说,墨墨黑。这最后三个字,他是用上海话说的。至今我记得最清楚。

【今日嫦娥不寂寞】以在下之寡闻与陋见,96年间这19次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可以叫做“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是9大和19大。给9大下这个结论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现在,19大还在开,但谁都看到了它的“团结”和“胜利”。在下以为还应当再加两个形容词:“空前的”和“伟大的”。当然,今天之大好形势已非48年前之大好形势可以相比,即以各种媒体的磅礴气势(包括两个整版全通栏)而言,9大可谓望尘莫及,想想前几天一位宣传部门的领导讲的真是切中肯綮:那时有手机吗?玩过微信吗?其实这只是小儿科了,应该说,那时只好舒舒广袖的嫦娥,今日还会寂寞吗?(此帖12:33发出,出现“审慎”的阅读,10分钟仅162人,点赞者仅孤独的一人,为本人发帖以来之未有。即此一端便显出了当下社会政治之沉闷:居然无人反对,也无人喝彩。现在比毛时代进步在于:毛时代不许沉默,现时允许不吭气。不吭气已为当下大多数人之不二选择。)

【给你讲个老太的故事: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按理说,1988年就应该知道她了,此前,她的《上海生死劫》在美国问世,不到一年,百家出版社就翻译出版了,叫《生死在上海》(删节版),内部发行。不久,浙江文艺版也出来了,署名陈乃珊和她母亲潘松君,更是删节版的删节版,书名改为《上海生与死》。此后,苏帆翻译的上下两册由中外文化公司出版了,定名为《上海生死劫》。书名不一,都是这位老太的回忆录。她叫郑念,1915年生人,丈夫是英国外交官,本人是留洋学生,有个女儿梅萍。你看看照片,就知道这是怎样一位优雅美丽高贵的女人,如果再知道一点文革中她是怎样被诬为“间谍”,先是家被抄被砸,51岁起坐牢六年多,受尽凌辱而始终不屈,以及出狱后得知女儿已经横死于浩劫,作为一个母亲身心所遭受的难以言说的苦痛,那你就会对她坚毅的人格倍加尊敬。为坚守做人的尊严,她65岁只身赴美,历尽艰辛,泣血留下了这部血泪的回忆。她说:我曾千百次的努力,忠贞于我的祖国,可最终还是完全的失败了,但我是无愧的。苍天有眼,她最后以94岁高龄在华盛顿安静地离开了这喧嚣的尘世。补一句:老太原名姚念媛,为纪念丈夫郑康祺,改姓郑。名念,女儿叫郑梅萍。49年双双回国后,丈夫曾任陈毅市长外交顾问,1957便因病故世。

【有个民族叫撒拉族】我1959年四月到了青海,六月便去了万里黄河第一城:尖扎县。第一次下乡是奉命,九月间去循化县却是自己的选择:全国唯一的撒拉族自治县,仅此一条就足够诱人了。多年前,我在散文集《聆听心灵》中写到这个民族时用了一个词:静气。将近六十年过去,回想黄河岸边那个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小城,依然觉得第一印象非常准确。那是到达第二天的早晨,阳光穿过茂密的树林,洒满了悄静的农家小院。一位打扮得非常干净的中年女子正在打扫院子,她穿着非常一般,从头到脚却特别清爽,头发一丝不乱,衣裤一尘不染。她微微笑着:“你是找人麼?”用的不是那个“吗”,那声调传达出的是一种温暖和友好。后来我走访了许多农家,家境都极其一般,“平叛”几乎给家家都留下了累累伤痕,但是即使你去问你去找,也难觅踪影。住了一段日子后,我发现这个民族有一种温婉之气,青年男女身上都是色彩缤纷,能歌善舞,这有些像唱花儿与少年的土族,但也有一种剽悍之气,同样不论男女,这又很接近于坐骑飞起漫天尘土的藏族。然而你看到的,无论何时何地,却是一种静气。我想说的是,他们不浮躁不攀比不虚荣不矫饰不唉声叹气……//孟达山天池堪与新疆乌鲁木齐天池一比。循化辣子天下闻名。我一朋友喜吃辣椒,努力再三,想弄点循化辣椒,未果。

【进入谁比谁更傻的新模式】其鲜明特征就是呼唤赵高批量出世!//总说毛新宇傻,傻有错吗?他说”我爷爷“搞文化大革命不是为了消灭刘少奇,而是为了消灭四人帮。都笑他。笑什么?不很好嘛,至少让后人知道:孙子认为他爷爷搞运动是为了消灭他奶奶。

【百年旧诗 人文血脉】当下写旧诗的不多了,研究的更少了,原华师大中文系教授夏中义前两年赴剑桥深造,写了本《百年旧诗 人文血脉》,在百年诗人中选了八位,哈佛教授王德威先生作序。前几日拜望期颐高龄的叶元章老人,说及夏教授曾几度上门采访,书中有写他的一章,位列第七,余按次序为吴昌硕、王国维、陈独秀、陈寅恪、聂绀弩、王辛笛、张大千。作者高度赞誉叶老“诗囚涅槃”,尤推崇他1964被囚至1979平反十五年间写的百多首旧诗,诗人一日九回肠,不取悦于任何人,坚守良知,终于从重重羁绊中突围涅槃,正所谓“诗必穷而后工”,“若问天音何处有,荒山暮雨野猿鸣”,“最忆铁窗风雨夜,鞭敲瘦骨发金声”;“饱经忧患诗魂活”,“过却崎岖步渐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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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正荃:我的碎片(五)

【乒乓风波之我见】何谓“风波”?突袭之意也?一个国际性的赛事正如火如荼时,场上集体呼喊“刘国梁、刘国梁”,成何体统?是为一个人的职务变动吗?这些见过大世面的乒乓名将绝不会如此傻帽。领导说了,调动是深化改革,他们不信。他们要的是真改革。改革真假之分界线何在?一句话: 凡真改革,必定顺民意,合民心。凡假改革,必定逆民意,反民心。现在,假改革之名行中饱私囊之实,侵蚀人民利益之实的事,我们见得还少吗?

【说垃圾】冯小刚说:中国垃圾片多,因为有垃圾观众捧场!此话不错。但是我想说:垃圾观众也是垃圾导演垃圾演员培养出来的。如果大家都来清扫垃圾而不是制造垃圾,垃圾观众也会一天天少下去的。现在的问题是,生产垃圾的比清扫垃圾的起劲。

【喜欢日本电影的理由:在日常生活中诉说生命的可贵与人性的温暖】《幸福的黄手帕》《姊妹坡》《人证》《望乡》《寅次郎的故事》…..故事:温馨;人物:温情;情致:温婉。此次电影节的日本展片(只是看了些介绍)大体依旧。

【我的朋友赵总】这个故事有点长,发个压缩版吧。我说的这个赵总,在青海日报时是副总,团省委调来的,年纪轻,跟清凉山下来的老总行事风格不大一样,和我们几个摇笔杆的倒是蛮亲近。后来不知怎么一来惹怒了老领导,文革伊始,便把我们捆在一起整。待文革结束,老赵(那时均不称职务)便回陕西老家了,听说在一家出版社。之后,我们一批挨整的也陆续“北上广”了。八十年代,我有本书寻求出版,陕西某高校一朋友帮忙找了家出版社。我专程去西安,几经商谈,终成好事。没有想到的是该书第二年参加法兰克福书展获奖。恰逢他们社庆出纪念画册,把这本书影收了进去。我再次赴西安,见了老赵,一见一惊,一惊一喜,原来是你呀!他送我那大开本套色精装纪念画册,并题签“风雨同舟”四个大字。这下让那些小编们大为吃惊:我们老总跟你不一般啊!乃说起往事,老赵说,现在他们再不敢欺负咱了!赵总说,你给咱办个事,把当年挨整的都请来,咱聚聚……光阴荏苒,那时大家都很忙,这事终究未果,今日忆及,往事成烟,心里不免一阵酸楚。

【亲历艰难者知下情,备经历险者达物伪】一个人的一两句话对另一个人影响如此巨大的,于我而言,年轻时是海明威和拜伦,励志的,关于生与死,关于成与败,让我在文革的折磨时不屈不挠,在大狱的屈辱中起死回生。老年时就数于右任了,回忆录写好,名字呢?老人说,就叫《不容青史尽成灰》吧,太好了;心态与筋骨备受劳苦,愁肠百结时,又是他的话开了窍:人生不如意之事常有八九,老人说,那就只想一二,忘掉八九。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那年,电话上都说定了, 立即发档案,那我就是钱伟长校长麾下一小卒了。钱校长先戴帽子后荣光无限的故事,倒是老早就听说的,却皆有所增删,是悠悠岁月才让我们慢慢撩开了历史重重帷幕:在美国做得顺风顺水,拿的钱据说比当时美国总统还多5000美金,这无须多言也不必求证了,反正他迢迢万里回到可爱的祖国好像就是为拿那顶“帽子”,不过,帽子虽一,待遇却殊,此事今日也已毫无意思了。精彩之处在于关键时刻他每有震惊作为,这次是1986年底给总设计师写了封信,说“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位),但与他们是不同的。”同时交出了前右派朋友征求纪念丁酉30周年的私信。了不得啊,立了大功啦,多少党员被开除倒也罢了,多少人的命运从此改观,甚至成为压垮胡总虽未必最后至少也是有分量的“一根稻草”。于是,他飞黄腾达了,安安稳稳地做了“国家领导人”。最是令人唏嘘的是,从此开了恶劣的先例:凡纪念那个日子的大小活动,一律禁止。还有人不听话,不消说,日子统统的不好过。 曾有年轻人问过老夫:不是“改正”了吗?不是只剩几个不予改正吗?老夫答道:这事得请示邓大人。当年他说不许,一言九鼎,至今谁人敢说个不字,其实何止57?

【你知道自己的农历生日吗】我的父辈完全用“农历”,记得他们的“属相”(生肖),也就记得他们的生年了。到我这代读了点书,和公家打交道,必须用“阳历”,家里哥哥姐姐给我做生日还是用“阴历”。再到下一代,糊涂了,至今一到元旦,媒体就开始用“子丑寅卯”了,还差好多日子呢。我妹妹,生于己卯年腊月三十,大年夜,属兔。查历书应为第二年即1940年2月7日。她参加工作时填履历,生日写1939年12曰30日,以致退休正逢新旧办法交替,吃了点亏。

【诡辩案例经典】苏格拉底与学生打了一场官司:双方签约,学生如果在第一次诉讼里赢了,必须交学费,输了可以不交。这个学生面临的第一场官司,就是苏格拉底告他学生不交学费。学生要是打输了官司,按照法庭判决,他必须交学费;学生要是打赢了,则可以不交学费,但按照他们与老师事的约定,打赢官司就得交学费。于是,输得交,赢也得交,学生陷入两难。妙在第二轮:面对难题,学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苏格拉底老师,按判决,你赢了就得收我们学费,可按照事先约定,你又不应该收学费;反过来,按判决,你要是输了就不能收学费。你说该咋办吧?苏格拉底一听,乐了,就把官司给撤了。答辩通过,诡辩后继有人。

【柳永:北宋歌坛教父】在下以为,单向视人,静止观事,均非正经。且说一例:柳郎中词皆浅斟低唱,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乎?且诵《八声甘州》,敕勒之歌也!连以“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而名闻天下的东坡先生也赞曰:“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不减唐人高处也。”柳词曲处能直,密处能疏,俗处能雅,奡处能平,其耐读正在于此,故燕园读书时,老师便将苏柳并列作北宋巨手。凡有井水饮处,即可闻唱柳词,歌坛教父当之无愧。

【读短章乱弹】子兰君微坛鹊起,短章见长,细腻深情,读来如歌如诗。古人云,凡诗,意新语工。一言道出了真谛。何谓之?“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矣”。又说,“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舍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也。”以在下之见,子兰正渐入“至”境,殊可赞也。稍应关注者,似更喜“寓景于情”,而“寓情于景”更可感人,世间极细微处,或正人心最深处。刚发一帖夸柳永词,其“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写景乎抒情乎?浑彻天成矣。

【“红色基因”】近来这四字在媒体上频现,第一让人想起的是文革初期那句著名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十年动乱,死或伤在这句口号下的不知凡几。其次让人想起的是印度影片《流浪者》里那句台词: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贼的儿子永远是贼。老夫活到八十,对当下许多新鲜的或陈旧的东西多有不解,或曰:您呐,别操那份心啦!秉性使然?就让我“故从吾志,以竟此生”(明洪迈语)吧。好像有个伟人说过,历史往往会出现两次,不过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意思吧,原话记不清了。

【凤凰台:罪犯出狱开慈善面馆,四年送四万碗 】看来,人人心里都既有个菩萨,也都有个魔鬼。人是什么?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狄德罗的话: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伟大与渺小的复合物,这并不是在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恩格斯也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问题永远只能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

【严锋,你是真心的好】第一次见到严锋是在贾老家,他说话不多,开口也是细声细气的,看着他那眉清目秀的脸,我就想:端的一个书生。以后虽也见过几回,也就是点个头,他总是礼貌地叫我一声孙老师,但是关于他天马行空的各种细节不断传来,科幻就科幻、音乐就音乐,外语讲得让外国人折服,玩世界顶尖级游戏也能玩得举世无双…..于是越加觉得他不是个凡人。陈思和说得很是感人:他根本不屑于名利职称,当然更不会不择手段去谋取,也不怨天尤人,更不抱怨怀才不遇,尽管他只是讲师时,日本东京大学就高聘他为副教授,可他直到2012年才被妈校评为正高……最近,严锋发出一短文,说复旦的学生是真心的好。是的,严锋这样学生是真心的好,是复旦培养了这样的学生,可怎么就要迟至知天命时才……不说了,严锋一直快乐地生活着奋斗着,一直走在许多人的前面,这就值了。

【不忙“拥抱史诗”】一群学者教授文艺评论家聚在一起,讨论一个无比重要无比伟大的课题:在我们的时代里,如何写出史诗性作品?在下年轻时倒是常有这类聚首,却从来没有如此的高瞻远瞩如此的大气磅礴。发言连载六个版面哦,我认认真真地读了。可读着读着,开小差了:一年几百上千部长篇,站得住的人物有几个呢?先讨论一下这个浅薄的小题目,先不去拥抱“史诗”,也不去怪罪汉语的特殊性制约了我们的文学走出国门,行不行?总之,先别那么“宏大”,先少些“穿越”,也不去管什么“因子”之类,扎扎实实地商议如何走出平庸,如何按照文艺搞文艺之类学术档次看似不高却特别实在的常识问题,行不行?

【《喜剧的忧伤》说何冰】这个话剧名字有点另类,我是冲着陈道明和何冰去的。在我眼里,何冰是小字辈,可我一直看好这个87级中戏生,那个《大宋提刑官》演得真是不输老字辈。看好他还有个理由是他一直非常崇敬于是之这些先辈,而本人可是于先生最早的铁杆粉丝,自然是说他演的《茶馆》等人艺话剧:在北京那些年,有一个看一个,一个不拉的。很欣赏于先生“别当官”的人生态度:“演员别当官,当了官儿,就由一个内行变俩外行。”其实教书也是一样。何冰与于先生真是心有灵犀:“万一哪天是内行了,也要不忘初心,别再变成外行,那可就真对不住于先生了”。于先生这辈的幸运是有老舍这样的作家,台上三位老人边走边撒纸钱那一幕,凡看过的,一定不会忘记。何冰说得好:他始终靠在人物上,靠在真实上,演人,演戏,演的是人的心理,人的故事。如今自己这代呢?“靠在什么东西上?演英雄的,靠在一个精神上;演主义的,靠在概念上;演名利的,靠在自我膨胀上….”演戏,忧伤总是会有的,做什么没有忧伤呢,赞美“喜剧的忧伤”。

【历史点滴两则】诸多“运动”中有个叫“插红旗拔白旗”。这“旗”说的是“思想”,最后落实就成了“人”。真有红的人或白的人?当然没有。但运动来了,上下看齐毋庸置疑,于是总有人会倒霉。人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这话现在都明白了,四五十年前,刚好相反,人只有红白之分,那些一无所长的,大都活得特别滋润,划入另册的,老老实实干活去吧。【之二】与此相关,出来个口号:又红又专。从道理上讲,无可挑剔,而现实中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凡被批为“白专”的,往往多为单位上的业务骨干,自然会在专业上多费点功夫,“靠拢组织”便不尽如吾意了。那些被树为“红专典型”的,则大抵是些“功夫在诗外”之徒,溜须拍马者有之,指鹿为马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可领导看中了,红了,也就专了,遂荣登“梯队”。乃有“外行领导内行”一说,你这么一说,得,帽子戴上吧。用那几个成语则更是“恶攻”之罪,57那会,一个也没跑掉。

【关于“中国”的小常识】我们身处的这块土地,到公元前21世纪开始的夏代,才出现了“中国”这个词,但并非今天的国名。先民筑城而居,住在“城里”的叫“国中人”,也就是“中国人”。《说文》:夏,中国之人也。简称“国人”。这个称谓至今仍被普遍使用。由夏而商,而周,类似西方“城邦”的概念开始产生(人类历史发展自有其规律性,古希腊的城邦欣盛期与西周大体相同)。公元前11世纪开始直到公元前256年被秦所灭的西周和东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和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此时所谓的“天下”,被界定为以京畿为中心方圆五千里的泱泱大国,行政区域意识的产生,标志由游牧而农耕的巨大进步。至于汉族、汉人、汉语等等,则是刘邦公元前206年灭秦建立汉朝,开始对外交流之后,外族和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

【你想到的,并非就是真实的】艺术,可以想象。学术,必须求证。林黛玉老家到底有多少财产?先前看过专家一篇文章,说是贾琏去料理时私吞了林家巨资,甚至说大观园就是用这笔钱造起来的。记得听吴组缃先生讲课时倒是细说(细到烦人)了荣国府的家产如何了得,可那些没影的话,一句也没有的。林妹妹说话走路步步小心,常常独自垂泪,固然与她身边没有爹妈有关,却也与她毕竟不是带了个大观园走进贾府不无相联。好了,一位“新生代学人”登场了。这位海归女子还要大胆,说,林如海,就是林黛玉她爹,会是个大贪吗?他为人正直,不可能是个“官场吸血鬼”,生前敛财也是有限,不可能拥有如此巨额家产,倒是清朝吏治腐败,贪污成风,难免遭遇王公权臣的勒索,入不敷出也未可知。书中的王某与林某就这样被几百年后的两位研究者轻轻松松地给出了褒贬。

【正部长说副部长】这里摘录一位有文化的前文化部长夸自己副手的话,括号里是老夫顺手涂抹的几句感怀。1,“心有定见而温文尔雅”(唯唯诺诺者,多谦恭;心有定见者,多傲慢。)2,“肯动脑子而又中规中矩稳稳当当”(此两点亦难以统一,唯百炼或达纯青。)3,“是非分明而又有所内敛。”(心知肚明却不锋芒毕露,此为官之高致。)4,“并无所谓‘官场’的机灵与世俗,更没有那种弯弯绕与太极拳。”(从严治党后,未知官场生态何如,那些志在公仆者,当历练多种文艺武艺方可安然立足也。)

【中国孩子会说“皇帝没有穿新衣,光着身子”吗】几位幼教老师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众说纷纭,有人提出先分头去做些调查研究再说。半个月后再次聚集,结论大不相同:有说4岁5岁孩子,会这样说的,有说6岁7岁的,也可能。共同点是进入一年级之前。最有意思的是以下两个结论:一是中国没有这样的孩子,家长看到光屁股的过来,早把孩子眼睛蒙上了;二是越是自由自在天真活泼的,越是会说真话,家教严厉的,则多半回答“不知道”。最发人深思的是有几个不愿回答的孩子都表示,爸爸妈妈说了,“不能瞎说的。”再问:皇帝真是没穿衣服呀,怎么是“瞎说”呢?孩子无语了。成人则毕竟训练有素,肯定会不约而同地欢呼:啊,皇帝的新衣多么漂亮多么大气,开创了时代服装新模式啊!

【卓然一家越千年】一个外国人为千年之前中国女词人李清照写了本大书《才女之累》,让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赞声连连,引起老夫兴趣,随手翻阅,便知七八分了:这位洋人廓然无累也!读书那会儿,男生女生无不高度喜爱这位“花自飘零水自流,…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婉约主,且不说压倒须眉,却真可俯视巾帼。多说古代女子多被轻视蔑视鄙视(当然有,当代就没有?)其实未必尽然。翻阅古籍,对这位女子其人其文多有褒奖,连她再婚又随即离婚,也未见说三道四(想来那时里弄坊间必多有嚼舌头者,今世就没有?)学术要兴旺,廓然无累乃社会生态之必需。下笔之时,反复思谋的是,此提法妥当否,这意见有违规矩否,不说创新,其味定索然矣。【再说李清照】昨天就《才女之累》乱涂了几行,不想许多人颇有兴趣,还有人喜称她“好酒好色”云云,老夫一下子就感觉这个叫艾朗诺的北美教授成功了,他就是要还这位千年之前中国才女一个特立独行真实感人的形象:她不是名门闺秀,她敢说敢作,她不仅写诗作词,还议论时政,甚至毫不客气地从专业视角评论最具声望的词家苏东坡欧阳修晏殊秦观的短长;而当发现自己再婚铸成大错时,也毫无畏惧地忏悔认罪,其痛彻心肺之语今日读来依旧不能不为之动容:“责全责智,已难逃万世之讥;败德败名,何以见中朝之士”。那种真诚的悔恨与羞愧,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刚烈和义无反顾,大丈夫之中凡几?!

【如果这不是假的】老贼和小贼翻进局长办公室行窃,正在这时门口传来钥匙声,局长回来了。 小贼说:遭了,快跑,老贼一把拉住他:跑什么跑,坐下!局长进门后,看到沙发里坐着两个陌生人:你们,你们是谁?老贼神色淡定的说:我们是省纪委的,等你半天了。我们接到举报,你收受巨额贿赂,赃款就在办公室里,你看是你主动交出来,还是我们搜。局长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声泪俱下:我交代,我都交代……然后打开了隐蔽在墙里的保险柜。 老贼满意的笑了:看在你认罪态度良好的份上,允许你回家一趟,多带点冬衣吧,我们在这儿等你。局长走出大院后,当天就失踪了……(并非虚构)

【日久见真情】60多年过去,这段历史依然如此鲜明。那是1955年前后,我们这批不安分的北大学子看中了复旦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和山东大学陆侃如冯阮君伉俪的《中国诗史》,认为他们有见地有创新,硬是把刘先生和陆先生请来,那场面自然非常热烈。然而历史很是无情,陆先生没有逃过1957,戴上了帽子;而文革中刘先生将自己书稿改写为“儒法斗争史”而获毛的高度赞赏,大红大紫。记得那段时间老同学见面,大多对刘的趋炎附势颇有微词,而郭老对李杜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更是嗤之以鼻。光阴荏苒,毛撒手人寰之时,陆先生于1976年11月完成了批刘的14000字长文《与刘大杰论杜甫信》,想想他头顶“摘帽右派”,而左风依旧横扫天下,其胆其识岂不令人倍感肃然起敬。同时让人敬佩的是,翌年的《文史哲》便全文刊出。听贾植芳先生说,50年代初,他与刘大杰来往甚多,刘写了文章无处发表,颇为郁闷,一度想自杀,贾帮他联系报刊出版社,刘一再表示感激不尽。55胡风案一出,刘一马当先上台狠批,连他学生也不放过…..这自然是贾出狱之后才知道的,但文革中贾拉着板车在校园里碰见刘,刘却装作不相识,大摇大摆,风度翩翩……却是贾先生的亲历了!

【中国式逻辑的魅力】人世间,有时会有这样的情况:多了一点真实和真诚,便多多少少与别人有些不一样,这一点不一样,对本人来说,便多多少少隐约会有一点寂寞的感觉……我这里说的是孙犁,一个老头一个作家。其实何止这位名家,就是一个凡人一个俗人,你要是和大家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太平年代或许还太平,如果来了运动呢?难说了。我一位同事,实在过于的实诚了,魔鬼找上门了:文革时,有人发现他贴大字报也好,拿着稿子讲话也好,那只左手总是在抖动:他心里有鬼?一定是的。他抖什么呢?分明是怕嘛。怕什么呢?当然是……果然,他被“揪”了出来。未庄人当年说阿Q被枪毙的“理由”,再次显示它中国式逻辑的不朽魅力:不坏,何止被砍头呢?国人的天才逻辑真是举世无双啊。同时想起一个冤案:当反革命分子越抓越多时,特别是昨天还在主持批斗会,今日也成阶下囚时,新上来的头儿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同志们,阶级斗争的尖锐复杂,大家看到了吧,不,还有没有隐藏得更深的阶级敌人呢,革命的同志们一定要把眼睛睁大,把阶级斗争的弦绷紧……那段荒谬而血腥的历史,至今无人忏悔甚至不许提及,但是,墨写的谎言是盖不住血写的事实的。

【软实力】硬实力,或许觉得咱不数一也数二了,所以一直忧虑的是软实力。西语里这个词(attraction) 的意思大体上指“吸引力”,那么我们靠什么“吸引”别人呢?许多论者认为应该是“道德力”,有位扬名四海的《易经》专家以七擒孟获为例论证中华文化之不可战胜。高度重视“德化”自然没错,但是转过身来说西方启蒙运动中洛克等提出的“社会契约”注重的只是“外在”,而我们则注重“内在”,把“德化”和“契约”相对立,这就大错特错矣。如果不抱任何偏见,虚心听听世人(包括那些非洲朋友)对我们夸赞之后的批评,或许就不难明白,我们的软实力究竟在什么地方裂了口子了!一直有个念想,去北欧一些小镇看看,能住几天是几天,不是酒店,是民居,逛逛集市,夜里在街头排挡小酌,同原住民海聊,跳跳舞也可以呀…..自己也不明白是什么吸引我,我到底想了解什么,不,我没有计划更没有攻略。你问我垂垂老矣,还这么想?是的,换换空气。

【一诺千金】如果莫迫桑的《项链》只是在告诫读者不要虚荣或者警惕假货,这篇小说还能成为经典吗?可多少年来的评论和中学语文的教辅都是这样说的。记得大学读书那会,曾提出过质疑,回答说如果你强调女主人公的守信,突出她对朋友的忠诚,那么这个“资产阶级思想特别严重”的女人就成了“正面形象”—这当然是决不允许的,而且作者也认为她爱虚荣,渴望出人头地,她之所以嫁给小公务员,仅仅是自己出身贫寒。所以她十年“卧薪尝胆”是自讨苦吃,活该;她和丈夫是“两种人生观世界观”—-于是我们慢慢把“重然诺”即“诚信”不当回事,而把“阶级”“政治”之类摆到了空前重要的位置上。几十年之后,诚信越来越成珍稀,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吃到过无诚信的苦头—-仅仅每天都接到那些莫名其妙的电话,就够叫人气愤的了。

【“内部读物”】吉拉斯(1911—1995)南共四巨头之一。这位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元老,铁托的战友,可谓撩开共产主义面纱揭示社会主义真相的先驱,也可以说是苏联帝国最早的掘墓人。他在1957年出版的《新阶级),最早反对斯大林及其独裁统治。1963年我国曾以内部形式出版,并于1980年再次翻印,可至今仍列为禁书。当年曾解禁上百种“灰皮书”(社科类)和“黄皮书”(文学类),作为“内部读物”,我买到过王明的《中共党史》,,和《延安日记》、《古拉格》等。我并非“内部”之人,但有时碰巧会弄到几本“内部读物”,于是一时门庭若市。

【绝世奇才束星北的悲壮人生】这是怎样伟大的坚韧的一个人,这又是怎样卑微又羸弱的一个人。周恩来会见李政道时,请他推举尖端人才,李说,不是有我的老师束星北吗?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波尔也在打听他的下落。他在哪儿呢?他在青岛打扫厕所,每天要打扫几十个……先是五十年代思想改造时说马克思主义不能指导物理学,抄家、挨批就很客气了;随之57年的帽子躲不过去了,还不服?1958年再加一顶“反革命分子”!人到了这一步基本就“永世不得翻身”了。摧残你侮辱你折磨你,几十年下来,他是彻悟了,还是真服帖了?他过的早已不是人的日子,可想的依旧是物理学家数学,雪地里,到处是他留下的演算公式!64年原子弹上天,他愧疚不已痛苦不已:应该有我的呀!70年人造卫星上天,他把自己关在屋里撕心裂肺大哭不止!他老老实实服从改造,半夜起来写检查,只希望能在生命的最后为物理学做一点贡献。苍天有眼,他等到了,1979,72岁了,终于有人找到他,需要对第一枚洲际导弹弹头数据仓的回收与打捞时间做出精准的计算。100万的项目,无人可以接受。他来了,一支笔一张纸,成功了!1981年,他留下了四句心迹:半生流浪半生沉,老态龙钟始过春。但愿中华民族振,敢辞羸病卧黄昏。两年后他与世长辞!

【忧伤的纪念会】一个人做出了杰出贡献,大家给开个纪念会,该是件高兴事。其实未必。孙瑜从1938年开始拍电影,不说闻名于世,至少在东南亚港澳都赢得一篇掌声。做了55年电影了,出了25部片子了,1982年,官方开个纪念会,却不许提及那部《武训传》。82岁的老先生会高兴吗?这片子可是他认为写得最好拍得最好的片子啊,要我,连去也不去:你们纪念去!想来现在不至于如此了吧,可再也没有孙瑜了。文艺界文化界如此这般令人不爽的事还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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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正荃:我的碎片(四)

前记:【八十抒怀】 借着暮色苍茫中一丝亮光,翻晒一生的坎坷,只是希望生命的脚步走得依旧认真,只为这最后的时光,仍然不负生之神圣和死之庄严。

那时候,大家的日子过得都还正常

讲三件事,分别在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1956年,被尊称为近代“文化巨子”的张元济九十大寿。这位商务印书馆的开山鼻祖虽然一生淡泊低调,前来拜贺的新老文化界教育界名人仍络绎不绝,此且不说,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毛都以“柯老”相称)以下齐涮涮登门为寿翁祝贺并宴请,但之后出版的三大本六开绸面线装《纪念册》上却全无记载。其二,六十年代,上海市委头儿多住康平路,每天早晨,都可看到一位男子悠闲从容地走过T形小弄,前面是个蹦蹦跳跳的小男孩,T形到底是个幼儿园,他回头同父亲挥挥手,父亲做了个进门的手势,然后转身一边吸着烟一边朝办公室走去,他就是市委书记张春桥,此前他是市委专职常委兼宣传部长。其三,前面帖子写过沈涯夫,他是解放日报第一大右派,上了头版头条的,他资格很老,骨头也很硬,自然斗得很凶,“双开”且不说,妻离子散,还发配到了青海。49后从黄包车夫到大上海做新闻,任工业组组长,与当时管工业的汪道涵交集甚多。返沪后一直居无定所,想到了老领导。那时汪老已是市府顾问,国务院上海经济区主任。电话过去,那边回头一个字“忙”。追问,答“等通知”。老沈心里不爽。一日,秘书来点称,明日可以。这边故意搭搭架子:明天没空。那头问:几时有空?后天吧。那天他非要我陪着,说几十年了,拎不清了。于是我们走进了外滩那座市政府大楼,朝黄浦江的大门口站着岗哨,那是门面,从旁边小弄堂里出入,一步进去,眼睛一亮,那个富丽堂皇,那个巍峨精致,正好用上那四个字:美轮美奂!事情敲定,立即起身,出门时,我嘲他一句:倒是蛮拎得清的嘛。

读报乱弹

据说特朗普一大早就发推,内容多涉新政,比白宫新闻官还快,弄得记者生物钟高度紊乱。又据说反他的米国民众如今人心大乱,心情沮丧,甚至狂躁症席卷美利坚。真假莫辨—-要的或许就是这个效果。不过这位新总确实从小就爱读《纽约时报》,至今每天一早翻阅的三份报纸中为首的还是这家报纸,尽管有人把它称之为总统的私人管家,但现在却成了死对头,对头帰对头,看帰看,他甚至找上门去,结果却是被这家报纸写得更加不堪,说他是个宅男,几天都不出“川普大厦”,还说他只看报不看书,不如奥巴马云云。看来看去,觉得美国记者的脑子跟咱的好像长得就是不大一样,真说不清这叫文化差别还是什么差别。

胎死腹中一刊物

八十年代中期,我返沪不久,沪上几位老友便找来共商办一个司法方面的杂志,带头的是法学界名人张友渔,还有陈伟斯(上海最早报道林昭案的记者)牟春霖、沈涯夫等,都是沪上名记者。记得那时上海已有个《民主与法制》,颇受欢迎,但是法制不是法治,当前国家最需要的是依法治国:法治,他们初步设想叫《民主与法治》。我比他们稍年轻,想让我主持具体编辑业务。

我只是问了一句:能行吗?答曰,张老表示有关领导已经首肯。民间办事自是神速,不到一月,各种题材体裁的大小文章已有几十篇,既有企业改革困难重重的典型案例(记忆里是上海四方公司),又有名人遭冤的感人回忆(《一江春水向东流》中饰老母的吴茵),还有杂感、评论、漫画等,在下起草的500字的《发刊词》文质彬彬,受到一致好评。万事俱备只等送审后即可发排开印。众人坐卧不宁翘首以盼,我却有种不祥预感,还被大家斥之为“没有自信”(后来落下毛病,凡碰到自信不足,总会念念有词:自信,要有自信,一定要有自信)。几番推磨之后,终于传来三审判决,大家只是长叹一声。多年后搬家,我把一个厚厚的牛皮纸袋子交给了沈涯夫(后来要走原稿的只有吴老太一人),再无下文。及至今天想到此陈年往事,悔不该把那些稿子交出去,留到今天或会有点特别的意思也未可知。忽然记起一支苏联电影插曲: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五十年代我们校园里人人会哼哼。

人性如何堕入暗夜】多年前,我曾以此为题写过一篇文章,讲了几个名人的故事,至今还挂在网上,但是我始终无法回答人性究竟是如何堕入暗夜的?我只是在自己亲历的故事里,以及目之所见耳之所闻的那些血泪斑斑的真实中,感觉到在人性的领域,在一切应该让人们懂得和追求真善美的领域,他们用谎言、龌龊、丑陋和卑俗,一点点一步步地取代了真诚、纯净、优雅和高贵。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名义,逼迫每个人改造自己,“灵魂深处闹革命”。比如在学校(教育界)、舞台(文艺界),还有寺院(宗教界),于是这个世界功利无往不胜,贪欲则在每个角落横行…..有人问我,无神论的道德是否只剩下立场,立场即为信仰?我难以回答,只觉得, 立场成了他们最高的道德,服从则是他们最根本的立场。

斗争哲学的胡思乱想

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亲历的这四十年,一言以蔽之曰:斗争!七斗八斗,还说快乐无穷,想想看,连人生之快乐也在斗争之中了,夫复何言!及至文革,今日你斗我,明日我斗你,全民皆斗,毛最后的“最高指示”还是这八个字:“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不过,把斗争升华为一种哲学,且在全中国各个角落得以盛行起来,还真值得动动脑筋。我首先想到咱“中华文明史”说穿了是部斗争史,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楚汉相争,更遑论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那些所谓大一统太平年又如何?杀人之事一天也没消停过。官逼民反,造反的同样,“我花开后百花杀”,中华大地上,流血漂橹的景象断断续续几乎没有终止过,百姓要么做稳奴隶要么连奴隶都做不稳,封闭的小农经济带来的最高希望就是出个好皇帝来个包青天,做官的呢,最高境界也就是“为民做主”,百姓们则何曾有过“当家作主”的念头?社会渐进中的这步棋始终缺失,乃至孙先生武昌起义,立即变成军阀混战,那面民主宪政的大树扎不了根开不了花!之后战火纷飞的事就归入近现代史的范畴了,这些人还在,而且心未死。这样的“基因”,至今处处可见时时可闻,谁一言不和就拳脚相加的?谁偷摸之后就拔刀杀人的?暴戾之气如此横行域中,人与人只剩下功利,只剩下哥儿们义气,慈善成了稀缺,好人要年年评选,平民如今也学会了说好话,说正确的话,说应该说的话,说必须说的话。没有信仰没有诚信,社会也就没有了安定和团结,没有了相亲相爱的氛围,那倒真应那句话了:不斗行吗?不过,对伟人这八个字,鄙人至今不解其深意。记得那年“最高指示”下来(似乎乃最后之“最高指示”),按惯例,报纸要立即配发相关评论或社论,老总将我和一陈姓编辑叫去,我们四目相对,良久,也不敢接受这“政治任务”,之后的事,全忘了。

文学的诗意与诗意的文学

当作家们都热烈向应号召绞尽脑汁“讲好中国故事”时,文学剩下了什么呢?诗意(审美)是文学的本质属性,缺少诗意的文学还叫文学吗?我们好不容易走出庙堂,把政治激情转换为诗意激情,使文学回归文学,却又一哄而起去“形而下”了。难怪有人问,我们的文学离优雅和高贵还有多远?你走不出形而下,缺少诗意和诗情,怎么走出国门,同充满哲学思辨和批判精神的世界对话呢?

回忆,真实是第一位的

回忆文章,不管长短,第一要真。凡是发现些许不真,比如有意要回避些什么,有意想表示些什么,只要我确定的,阅读到此为止,毫不客气,管他是大人物大名家。说这番话,绝非心血来潮,乃是刚才读了纪念绿原曽卓的文章:我不断地问自己,这位先生写的是这两位诗人吗?

教学质量与名师上课

读到郝斌教授回忆邓广铭先生的长文,说及1977恢复高考之后,70岁的邓老毅然出山任北大历史系主任。那时未名湖水虽然依旧,教坛却已是满目疮痍。谁来上课?邓先生极力反对将就,滥竽充数,他不怕惹翻一些人,遍至各校延请名师,硬是外聘了宁可(中国通史)、蔡美彪(辽金元史)、漆侠(宋代经济史)、胡如雷(中国封建形态)、王利器(中国古文选读)等…..由此倒是想起五十年代负笈燕园时的教学状况。那时鄙人就读中文系,本专业的各类课程从一年级起便全是大师级的名师执教(前两年做口述节目时,主事者看到原来只闻其名未见其影的游国恩、浦江清、林庚、王力……莫不惊叹不已),即使非本专业课程,也毫不含糊:主讲中国通史的正是邓广铭先生,之后是周一良先生,主讲西洋文学的是李赋宁先生,俄苏文学是曹靖华先生,都是一等一的大师啊。前不久,媒体大字标题报道某大学名家给本科生上课,遥想当年,寻常事竟成绝唱,不禁唏嘘!六十多年后忆及旧事点点滴滴,只有感恩无尽矣。还有个相关小故事值得一说:77恢复高考那时,左公气焰甚盛,像贾植芳等名家尚未真正“解放”,复旦不敢用他,最后竟然惊动了胡耀邦,胡批示:为啥不可以?他被北京一个机构邀请,参加一个专业研讨会,学校还派了党员教师“陪同”……在这个背景下看邓广铭先生当年的大刀阔斧,更感可敬可佩!

那些年,都干什么去了

近日各大媒体连篇累牍滔滔不绝讲述恢复高考40年的故事,把“恢复”之艰辛与伟大反复宣传,十八般武器全用上了,却没有一个人回答,从鄙人1957走出高校之后,没有几年工夫,高考怎么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一个八亿人口的民族怎么就没有一所大学了?这段历史怎么就成空白了?我看到,整个社会对此一片静默,让人感到深深的寂寞和无奈。

读曹禺旧文的感慨

曹禺的第一个作品是《雷雨》,那年他22岁,记得我们老师在讲到这部作品时曾说,他是在课堂上偷偷写的,把一本教材盖在上面。1936年1月出版时,曹禺写过一篇长长的自序,49前的版本上还有,此后的所有版本均不见。他写道:“《雷雨》的降生是一种心情在作祟,一种情感在发酵”,“回忆三年前提笔的光景,我以为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我没有明显地意识到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什么….”他把那些对他作品的拔高看成是替他下的“注释”。青年时期的曹禺,深受易卜生思想影响,揭露社会黑暗,追求人性解放成为那个时期的潮流,曹禺的毕业论文,正是用英文写就的《论易卜生》。如今的作家们,全然没有了曹禺当年那种“忧郁而暗涩”、“茫然而苦恼”、“模糊而

踌躇”,他们目标崇高而明确,志向伟大而高远,他们作品里的男女主人公,举手投足言语内心,无不响彻着时代的最强音。曹禺的一生或有诸多遗憾甚至遗恨,包括巴老批评他的社交活动太多之类,但是,就一部《雷雨》,足可证明他作为一个剧作家的诚实和正直,曹禺因之而不朽。顺便补一句:迄今为止,钱谷融先生对曹禺及其剧作的阐释依然无人能及,盖他一刻也没有离开“本体”:曹禺其人和《雷雨》其文。

陈独秀被开除悲耶幸耶

4天前,本人曾发帖写到胡适对晚年陈独秀有相当高的评价,由衷赞佩他“走上民主自由之路”。陈某1921年被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8年后即因右倾被开除出党。此人为革命奔波,监狱进进出出五次,未有丝毫奴颜媚骨,一次次绝食赢得狱中得以读书写作之权利,更显出了他高贵的品格。最后一次是1932年,两年后被判刑8年,至1937年抗战始被释放,5年后却不幸病逝,年仅63岁。人生苦短,显然是纷乱政治中不断漂泊动荡坐牢所致。陈岂止晚年思想有大的转变,在此之前,陈已热衷“小学”(文字学),并毕生致力于此,做出了突出的学术贡献,临终前完成的《小学识字教本》将形、声、义合一,集音韵学、文字学于一体,至今在声音训诂、说文考据等方面,仍然有其独特的价值,近闻已由新星出版社根据台湾《文字新诠》为底本影印,推出了平装本。生前有嘱:小学两字,断不能改。

了不起的老舍

《骆驼祥子》轰动,《茶馆》轰动。然而曾几何时,这些堪称经典的作品都遭遇过坎坷的命运。

先说《祥子》,49前已经受到革命文艺的批评,主要是两条,一是把一个“革命者”写成了告密钻营的“无耻小人”;二是让从农村进城的务工者最后堕落为吃喝嫖赌的城市边缘混混。那时老舍从海外回来(1949)不久,强烈要求进步(想想他那么神速地写出了歌颂社会主义的《龙须沟》吧),也非常听话,于是1951年版的老舍选集中的这部小说成了“节录本”(老舍语),删145处,把15万7千多字删成了9万多。一直到1955年,依然不许恢复原稿,硬是彻底删光了那个“革命者”形象和祥子堕落等情节。如果了解49后许多作家(巴金曹禺丁玲等)纷纷修改自己作品的情况,就不会为老舍的遭遇觉得惊诧。时至今日,人们对革命中也有血污,历史也会有曲折已经取得比较一致看法时,我们不得不佩服老舍当年对社会认识的深邃和他对底层民众疾苦的人道关怀。这难道不是老舍的伟大倒是老舍的局限?!

再说《茶馆》。等到1958前后上级提出必须修改剧本否则不准在国内上演时,老舍已经不那么听话了。必须修改的是两条,一是要加强革命力量的气势,增加学生上街游行、进茶馆宣传等情节;二是要进一步揭露反动派,增加穿长袍马褂的国民党特务到茶馆捣乱等。老舍的回答十分简单:一个字也不能改。直到第二年在欧洲巡演获得巨大成功后,这个几乎夭折的经典大戏,才在国内重新焕发出无穷的魅力。就在那一年,我听到这个消息极其兴奋,写了一篇题为《艺术家的勇气》的长文,予以热情的欢呼和赞美。如今再想起1966那纵身一跳,或许觉得也就不难理解了。半个多世纪过去,想想老舍的悲剧不仅具有深刻的时代和社会意义,在家庭伦理层面上同样发人深思。一个本子,删145处,15万7千多字删成了9万多,那成了啥了?厉害啊。老一辈艺术家(包括赵丹等,他的话被权势指为“放屁”!)经受的痛苦和挣扎,真是难以想象!

何不成为你自己

当某种潮流奔涌而来时,或许真是难以抵挡,因此也大可不必对那些趋之若鹜者说三道四。可是看到80后张姓小女子在写作上(比如近作《大乔小乔》)也开始慢慢放弃自己的青春书写而注目宏大的历史叙事,以及执着于社会描写时,我还是惋惜她对时代脚步的紧跟,尽管她未必对大时代大历史有自己独特的感受,借用王宏图的话,就像一个大龄女子无奈之下找了个并不中意的男人,仓促间结婚成家一样。以我之见,你已经走出混沌有了自我,何必再去屈从主流的殷殷期盼,更无须再去屈从权威的谆谆教诲,要知道,文坛上不缺雄壮的旋律,却难见有自己风度的特色书写。

法国哲学家萨特说:“自由是一种选择,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我们今天和明天所做的选择。”他没有说明,或许还难以想到,这是何种选择?怎样的选择?谁的选择?许多西方哲学家之局限正在于此,当然,他们的伟大也在于此。

现代爱情的古代呈现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韦庄:《思帝乡》。古时讲究含蓄,词多婉约,如“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作决绝者真是少见,特摘抄分享。

也来说说“假”

微坛上有人说造假源于民族品格的沉沦。我没有研究过,只想就亲历的一件事说说当下造假的一个特点:公开、大摇大摆、直截了当、毫无羞耻感。这个故事让我惊呆了好些日子:考试结束,电话来了,女的,声音嗲悠悠的:你是某老师吗?是的。老师住在哪里呀?干什么?我美学没及格。不要紧的,可以补考。我不想补考。那…..这个回答让我毫无准备,一时语塞,那头却又说,你把分数改一改嘛。卷子不是我批的。他们说,你可以(改)的。我不是讲课老师,不行的。他们说讲课老师归你管。老师,你住哪里呀?这跟这事没有关系。住哪里呀?我只好挂了。心里却纳闷:谁给她的电话号码?谁告诉他“任课老师帰我管”(实际只是负责备课、出题等)至今,我也不知道是谁在“帮”她,也不知道这位女生后来是如何解决“不及格”的?

厉害了,我的国

这句狗屁不通话的“发明”权,应帰鄙人,那是七八年前,地点是瑞金医院心内科候诊区。事情是这样:做了支架手术之后,要连续两年服用一种叫波立维的药,一盒七片,每天一片,150-60元,尽管已进入医保,两年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就不去说它了,老了嘛,都说花钱保命呗。麻烦的是一次门诊只开一盒,且规定周三下午。于是那个日子便成了支架植入者的大聚会,风雨无阻,几乎全是老头。挂号、候诊、付费、取药,一个个队排下来着实不轻松。这也不去说它了。不能多开两盒?先是求医生:我们来一回不易,年纪大,路又远。医生说,我也想呀,没法子。你瞧,电脑不让啊。有意见,找领导呀(或找医保局呀)。真不能怪医生。不久,听到一朋友说,你去近处的三甲嘛?不是说哪儿手术哪儿开药吗?有人说可以的。好。一个多小时,那套程序结束轮到鄙人了,还没让见大夫就被挡住了:是在我们医院做的手术吗?不是。去找做手术的医院。白费心费力了。就在那个时候,老头都说,百姓真是弄不明白咱国家为啥有这些个规定。我就顺口说了那句:厉害呀,我的国。老头都乐了。其中有一个说,你这话也不大顺呀,要不是“我的妈”要不是“厉害啊,中国!”不是有个歌就叫《我爱你,中国》?后来,我还真较上劲了,找医保局,给市长写

信。也不清楚是不是鄙人的功劳,反正后来变一盒为两盒,最后好像还可以开四盒了。阿弥陀!这事算解决了,类似的事还多了去了,给街道医院的规矩更多了,每次限定多少金额之类,药,又不是当饭的,而且高龄老人一般都要吃多种药物,一周走三五次医院配药是常见的事,让七老八十老人少跑两趟,不行吗?每次我看到一些走路颤颤巍巍歪七歪八的老人时,心里真的不好受。我们的祖国很伟大,长江长城高铁卫星,可老百姓最实际要的是什么呢?

多看文字注释,少看作者点评

这里说的是读古诗词的无奈之法。盖随手翻翻,在下便生一种担心,即49后整理的古籍(包括选注、鉴赏辞典之类)大抵都留有政治烙印,大家名家也在所难免。以1961年选注的《宋词选》为例,细细读来,仍然时有吃到烂花生米的感觉,殊为憾事,却也不能全怪胡云翼先生。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当为中秋词之绝佳,老先生(选注时年仅56岁,真不能说老)怎么就看出了东坡“世界观里头有消极成分”呢!再比如在下特别喜爱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先生的阐释也多有不确,“一蓑烟雨任平生”能仅理解为“顶得住疾苦生活”吗,“回首向来萧瑟处”能仅解释为回看“避雨时的处所”吗?过于拘泥而诗味尽失矣。胡先生先我三十年大学毕业,是我前辈,并曾执教无锡中学,不定就是鄙人就读该校时的老师,“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如有不敬还望先生九泉之下多多包涵。

历史上,还有多少血泪,掩不住,抹不掉

父亲节了,关于父亲的诸多往事在心头翻腾,略述一二:父亲是个审慎的人,律我甚严。儿时父母房间在楼上,我们兄妹在楼下。但凡父亲从窗口探头唤一声“意如,上来!”我眼泪唰地就下来了,脑子里立刻检查自己是否又犯了“骄娇二气”(父亲常批评我的话)。有段时间,学校让我们去人印十厂“学工”,厂里正印刷装玩具枪的纸盒,我在废品中把硬纸板上印的“枪”剪下来,用胶水一层层黏起来,做成了一把可以握在手中的“枪”。回家受到父亲的严厉指责,让我明天一定归还,说这是“公家的东西”。就是这样一个一直教导我“要做有益于人民的人”的大好人,却屡屡遭受迫害。父亲晚年患帕氏综合征,犯起糊涂来总是惊恐地喊:“大字报,很多很多的大字报……”爸爸,天堂没有大字报,我现在做的,也正是努力想让大字报时代永不再来……(好友微信)

【有个叫司马璐的人】共产党员很多,早年就入党的人,不多。入党又出党的,更不多。出了党还孜孜研究党的,自然更少。研究党而写党史,写《瞿秋白传》《张国焘转》且颇具特色的,除司马君,不知还有凡几。在下也是那年在书摊上巧遇这本“回忆录”,一翻一惊:毛刘周等“好朋友”,常在一起神聊,毛口头多“搞”“操”二字,当然那是在延安时期。三十年代,“热血青年”奔赴心中的麦加,第一课就让他出了一身冷汗:参加革命就得遵守革命纪律,最重要的是服从。司马问,怎么个服从?打个比方吧,你是根木料,党叫你做椅子,你就是椅子,党叫你盖房子,你也许就做了梁木柱子,党让你做马桶呢,你就得闻闻臭气…..之后不久,他浑身不自在,又不愿脱胎换骨(“太痛苦”),byebye了。之后的曲折故事略去不叙,且说到了美国之后多少年,媒体突然报道耄耋之年的司马与戈扬结为伉俪,我因一位同仁与戈女士颇相熟而一度与这位新闻界前辈有过一点交道,深为她行事风格之独特称奇,还为她的主编的《新观察》涂抹了几篇小东西,老太如今竟然在异国他乡与司马出双入对,不禁莞尔,想想两个入党又出党之老

人,都是摇笔杆的,又都历尽坎坷,阅尽风雨,也可谓珠联璧合矣。

沙叶新先生:我不能不想啊

在我认识的有良知的朋友里,沙叶新先生堪称一个标志。虽然很早就读过他的作品,包括最后那个写胡耀邦的本子,但没有直接交往,直至晚年,通过朋友有过多次茶叙,就在离他家不远的一个港式餐厅。那时他已经疾病缠身,说话不多,却句句煞根。前些日子得知先生已经住院,关照不要去探望,传来的消息不乐观:头发更加稀疏,瘦得落形,插着鼻饲管输氧管,他说,我都这样了,他们还在逼我。朋友劝他别多想了,他说,我不能不想啊!谁如此没有起码的人性?“他们”盼的就是这些充满良知的老人一个一个都熬死,他们就胜利啦?前不久,还读到沙先生为辛酉之难一本集子写的序:《反右六十年祭》。开头四句排笔,便令人血脉喷张:反右运动已经过去六十年,几多屈辱,几多残暴,几多血泪,几多冤魂!他坦然道,我非右派,但我是右友,我有许多右派朋友,我同情他们,更敬重他们。—–当世,还有几个沙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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