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监复:以真爱真情探索真相真理——何启治《朝内166:我亲历的当代文学》读后

何启治

《朝内166:我亲历的当代文学》 何启治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9月出版

出版家何启治和何启治式的出版家是充满苦难与希望的人世间的智者、仁者、勇者,以燃烧着的心、真爱真情发现、扶持、出版新作家的新作品,1951年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上万种、十亿多册中外古今的文学作品,朝内大街166号的何启治和他的战友们培养的文艺阵线的将士、作家是一支大军。回首往事,相见欢,但太匆忙,“林花谢了春红”,有点伤感的何启治不顾眼疾严重,视力下降到难以读书、写作奋力拼搏,将亲历的当代文学的重要的人和事写成回忆录,为时代留下真相,共同探求真理,吸取历史教训,分析千年后人们“一定会发现我们太多的愚昧和落后”(何书第447页)。因此,何启治的这本回忆录,不是感伤的纪念故人的怀旧,而是站在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的高度记录、解剖、精神分析我们经历的大动荡的时代,为当代文学写史记,以史学家的史德、史笔,揭露现在可以说透的真相,探索苦涩的又是真实的客观真理。人们将从何启治的倾心之作感到真情,获得真知。

 

何启治敏感发现、热情扶持年轻作者攀登文坛高峰,是充满爱心的智者

 

《白鹿原》荣获茅盾文学奖使陈忠实成为闻名世界的大作家,他发自内心感谢和赞颂何启治、高贤均、洪清波等“良师益友”的“文学圣徒的精神”。早在1973年隆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何启治到西安郊区小寨找到了农村业余作者陈忠实,认定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接班以后》可以写成一部20万字的长篇小说。陈忠实以为这是老虎吃天。但是何启治鼓励他,有农村长期工作的生活积累,完全可以将这篇小说开展为长篇。回京后又写长信,从立意、构架和生活素材等方面开启陈忠实的思路。80年代陈忠实写出了第一部中篇小说《初夏》,修改四次后1988年在《当代》刊出,陈忠实感谢何启治的巨大耐心、热诚和信赖:“使作者完成了一次腾跃”“拯救了一个苦苦探索的业余作者的艺术生命。”何启治等待了20年,1992年收到了1973年他在西安郊区向陈忠实约稿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在《当代》连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电台广播,直至获茅盾文学奖。何启治、陈忠实、《白鹿原》也不可避免地经历了荒唐年代的荒唐遭遇,被怀疑有“有历史倾向性”。最后的胜利是由读者、历史做出公正的判断。但是,人们忘记,一位真诚的热情的智者早在1973年向农村业余作者发出了冲锋令:写一部长篇小说,你能写。结果,陈忠实写出来了,成功了。何启智评价“永远的白鹿原”是中国人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流着泪、滴着血,苦难艰辛却还有美好希望的真实写照,也是陈忠实(我看也是何启治)经受心灵煎熬、付出心血(何启治的视力)牺牲的艰辛长史的真实写照。

 

何启治以大慈悲心帮助弱者战胜苦难,走上文坛,是真诚的仁者

 

何启治以高度敬业、敬畏之心认真编辑名家名作的同时,十分关注和帮助弱势群体中的业余作者,扶持他们与命运搏斗,改善生活环境,写出佳作,成为作家。何启治帮助残疾人作家贺绪林、赵凯从阴霾满天到阳光灿烂的故事展现出何启治美好的美好的人性和善良的心灵。1981年完成新版《鲁迅全集》的发稿任务后,走过陕西的乡间土路,在破旧农舍中何启治同瘫卧在床的残疾人贺绪林谈他的日记体小说的参考意见。贺绪林增加了在温煦之路上奋斗的信心,改好的小说《生命之树长绿——一个残疾者的住院日记》在1983年的《当代》上发表。经何启治推荐,贺绪林被陕西省作协吸收为会员,后来贺绪林写的长篇小说《昨夜风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反响热烈。贺绪林从瘫痪走上了文坛的高台阶,后面有仁者何启治的助力。

1994年何启治收到辽宁辽中县残疾青年赵凯的来稿,知道他幼年患风湿病,腰椎、胯关节“锈死”成了板状人,对生活频临绝望,但是他对文学热爱和追求给了他希望与勇气。何启治转告了热心助人的辽宁省作协主席刘兆林。刘兆林和沈阳市文联黄世俊、省作协李光幸、《芒种》杂志主编张启智一起到辽中农村访问了赵凯。建议他不写历史题材,改写自己的生命体验,有真情实感和人性深度的作品。《海燕》杂志登出了赵凯的散文《母亲的手》,有尊严地打开了新的人生之路。赵凯回忆,在多年黑暗探索中,何老师不断地来信,寄赠书刊,他的支持与关怀“像暗夜长路中希望的灯火召唤着我默默前行,坚守文学的理想。”刘兆林又联系沈阳市政府为赵凯治疗,恢复了行走能力,“一步步从备受煎熬的地狱往外面爬。”中国作协艾克拜尔热情推荐了赵凯的小说《想骑大鱼的孩子》,入选百位农民作家百部农民作品文学工程。2008年他荣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并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电影剧本等多种作品。赵凯后任沈阳残联杂志编辑,自食其力的文化打工的农民工,他说:“何启治远方灯火召唤我,刘兆林把我从困境中搀扶起来,艾克拜尔引领我走向广阔的文学天地。三位老师关怀培植,是写作改变了我的命运。”赵凯在告别何启治时,眼泪哗哗地流,失声痛哭,这是他的真情流露。何启治的感受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中,残疾人特别需要和渴望别人的关爱和温暖,我们在关键时伸出援手,他就能挺过去,有尊严地有信心地生活下去,摆脱冰冷孤寂的漫漫长夜中的痛苦和绝望。

 

何启治在复杂的严峻的社会环境中不顾个人利害得失,是敢于同作品共进退、同作者共荣辱的勇者

 

何启治在编辑工作中,负责终审近百部长篇小说,在“两个凡是”左倾思想路线影响下,一些优秀作品的出版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指责、冷遇,这时文静书生的何启治会展现出勇者的战士性格,为作品的问世和公正评价而开展韧性的抗争,他的内心想法是“把编辑当终身事业的人,要把个人利害得失彻底忘却,坦然面对一切可能的意外,与这样的作品共荣辱,与写出这样作品同进退。一个编辑,如果对这样的作品只在基本的评价或判断上有失误,那就意味着人生道路的大失败。”因此,何启治是从人生道路成败的高度对待自己的编辑出版工作,为受争议作品的生存权大无畏地勇敢、机智、有理有节地顽强抗争,并且多次取得成功,使一些传世之作终于问世。

1973年文革还在进行中,何启治接受了任务,柳青的长篇小说《铜墙铁壁》的再版。针对上面提出的问题:书中有没有宣传“孔孟之道”的文字?有没有为彭德怀招魂的问题?关于毛主席形象、说话的描写要慎重。何启治同柳青具体研究了小说的修改意见,说服要坚持个性化语言和文学生动性的作者,删去了彭德怀的名字,有些单位、地名由实写改为虚写。但是,这本书一直拖了下来,到1976年2月才出版发行。何启治回忆,这是荒唐年月发生的荒唐事。

张炜的《古船》从40年代的土改,写到大跃进和大饥荒、文革,直至改革开放的胶东,有值得骄傲的历史,也有流着血泪的民族苦难史,包括违反土改政策、错打错杀的恐怖场面。经修改后,刊于1996年《当代》。在被赞扬为“心灵史诗”、“民族心史”、“人之书”的同时,也有批评《古船》不应写土改中的过火行为、抽象的人性、人道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命令不要出版《古船》的单行本。何启治据理力争,并书面报告:“建议按原计划和正常程序出书。”“如果有必要,我愿意对上述建议负责。”1987年才正式出版。何启治、冯立三、雷达以法国作家雨果的名言:“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回答了对张炜“抽象人道主义”的指责。认定在探索人类解放的道路上,要勇敢打破形而上学歪曲了的阶级论教条,将革命与人道主义结合起来同存共荣。

对于姚蜀平的《悲情大地》这部揭示文革浩劫给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带来深重灾难和心灵创伤小说的出版,何启治更是起了重要作用,主动承担了责任。由于主题和内容的敏感,何启治建议把65万字的初稿进行压缩,并且得到了花城出版社范汉生老社长和钟洁林的支持。2009年正式出版,书名采用中性的《似水流年》,直至香港出版原稿全文的繁体字出版时,改用何启治建议的书名《悲情大地》,中华大地曾经发生过,不愿再出现文革式大悲剧、大灾难的强烈感情。钟洁林希望何启治、范汉生担任此书的特约编辑,“我当然知道这含有共同承担责任的意思,便很快地答应了。”如这部写了文革中高级干部被迫害和以前迫害人,解析文革深层内因的小说能够出版,何启治以铁肩担道义的勇者气概担任另一出版社的“特约编辑”,令人敬佩。这部小说描写文革中为了保持尊严而自杀的高级知识分子,留学出国而决心归国却不幸殉难于文革中的苦难历程,特别分析了克服怀疑,响应祖国号召回国参加建设的留学生心理变化。小说中引证了1950年3月4日《留学通讯》中列举了当年留学生心中的疑问:“新中国究竟走的哪一条路?有没有言论集会等自由?我们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地位怎样?中国会不会歧视留美学生?是否我们一定要先受训后,才有资格做事?是否我们只能埋头做事而不能对新政权有任何批评和建议?我们在这里学习回国后还有用没有?是否新中国只要大家穷得公平,而不重视新技能、新知识?中共目前固然爱护人民,但在得势之后,会不会把人民一脚踢开?会不会像国民党一样渐渐腐败起来?它会不会出卖民族利益?会不会走上南斯拉夫的路?……”1950年的尖锐问题和知识分子在左倾路线下是苦难遭遇,令人深思,更深刻地揭示了文革悲剧的本质。何启治认为:“历史地看,知识分子面临的政治矛盾是专制与民主自由的矛盾,文化上是主流意识控制与人道主义和人性的矛盾,经济上是强调工具论与崇尚职业自由的矛盾。”“知识分子在无情的环境和强大的体制面前显得脆弱无力,反抗如同以卵击石。结果当然是悲剧,甚至是毁灭性的悲剧。”“结果只能以自杀来抗争或者以更大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精神经历屈辱、苦难去抗争。”

支持、帮助、鼓励作者写作、出版《悲情大地》的何启治确实是一位智者、仁者和勇者,他让作者可以告慰在文革中悲惨逝去的父母和千百万在各种运动中非正常死亡的中国人。

 

何启治看透人生世态、乐观未来

 

何启治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编辑家,也是有深度的思想家,从哲理上回顾亲自见证的人和事,客观地如实地分析、解剖、探索真相,乐观地展望未来,鼓励人们勇敢地生活、战斗。争取进步和胜利。

“我们今天并不是,而且以后也不可能生活在至善至美、完美无憾的时代。再过一千年的人类在审视今天人类生活的时候,一定会发现我们有太多的愚昧和落后。那么,我们又何必苛求别人和自己短暂的一生完美无缺呢?”(何启治:《我亲历的当代文学》第447页

“岁月无穷,人生无限。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生不过百年,作为来去匆匆的过客,我用笔留下一些人的身影的精神,在于披露真相,表达真情。写到几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痛苦和磨难,基调是喜悦和忧伤参半,意在抨击左的危害,吸取教训,祈盼悲剧不再发生。”

“严文井说,要我做奴才,我是不做的,我不愿意。做傻瓜呢,要有很大的勇气,我怕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做所谓的聪明人吧。但还是不甘心。”“写《思痛录》的书韦君宜和写寓言的严文井,难道不是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吗?他们都以自己的大智大勇达到了敢于反抗,敢于把黑屋子砸出个窗户的‘傻子’的境界这就好。”“经历几十年风雨后,我固然敬重哪些敢于反抗极左势力迫害的‘傻子’,也同样尊敬另一种方式抵制极左势力迫害的智者——绝不是伪善的‘聪明人’。”(何启治:《我亲历的当代文学》,第279页)

“政治地震的震源比自然地震的震源更深更远,政治地震后的波及面比自然地震的破坏范围更宽更大,而平息政治地震后的破坏后果,也显然远较治愈自然地震的创伤要更复杂、更艰难一些。今后如何防止和根除新的政治灾难、政治地震的发生,实在有赖于我们大家的同心协力啊!”(何启治:《我亲历的当代文学》,第127页)

“有了伟大的任务,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民族,是可悲的;有了堪称‘大书’的优秀作品,而不知呵护、赞赏和热爱的民族,也同样是可悲的。”(何启治:《我亲历的当代文学》,第181页)

美丽的人生缘于美丽的选择,1990年何启治赴美探亲没有选择移民,而是回国重操文学编辑旧业。物质上只求温饱,仍住在不足70平方米老式楼房,身体上近视1450度,视网膜壁裂、黄斑变性,使读书写作视力几近丧失,但是精神上愉快、富足。68岁的何启治自嘲对联写道:

    白旗红旗五一六覆雨翻云谁论定

    长稿短稿三六九为人作嫁我甘心

评论家何西来赠诗何启治:“亦有文章传海内,平生豪壮二编书(指《古船》《白鹿原》)。为人作嫁岂言苦,端的乾坤一腐儒。”

何启治在回忆缪俊杰的结束语赞扬他,“问心无愧,而又有功,居功而不自满、自傲,且又老骥伏枥、犹奋蹄。这是多么高尚境界啊!俊杰兄确实是值得我敬重和学习的人。”(何启治:《我亲历的当代文学》,第386页)何启治和何启治式的编辑家正是这样值得我们敬重和学习的大写的人,是智者、仁者和勇者。


2017.04.12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主办主管的《中国艺术报》1871期登载了姚监复撰写的文章《以真爱真情探索真相真理——何启治(朝内166:我亲历的当代中国文学)读后》。编辑对原文做了删节。同日,中国作家网也转发了本文。
现在发出的是未删节的原件。
五柳村2017年6月10日(星期六) 上午10:00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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