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仲兵:邵燕祥印象

——在黄花城为邵燕祥创作70周年而召开的研讨会上的发言(2016年9月13日下午)

由李宇锋、傅可心、窦海军几位年轻朋友组织的这次邵燕祥文学硏讨会,真是可喜可贺。对我辈来说,它的意义远超于最近在杭州举行的G20峰会。

虽然我的“关系”在中国作家协会,但我对文学仍是门外汉。有鉴于燕祥先生的著作已超出文学的范畴,我就从历史和社会思想角度,谈点印象式的管见。

我与燕祥先生相识于文革之后,特别是1987年我调到《新观察》杂志任戈扬副手以后,其间又共同经历了1989年的疾风暴雨和腥风血雨,之后又有二十六、七年的过从相知。我有幸和他近距离接触,有机会较多地读到他的作品。

我的印象是:

一、他出道极早,十三、四岁开始发表文章,70年笔耕不辍,正式出版著作70多种,110多部,字数超千万字。除诗歌,杂文蜚声文坛外,其散文、政论、文学评论、报告文学、传记等,均有相当造诣,是一个多产又多面的作家,是一个靠实力站住脚的文坛宿将。

二、他学养丰厚,视野开阔,极具洞察力,且思想深邃,又文笔极佳。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于光远老人在“反自由化”中两次遭整肃后,他的理论行当难以为继,90年代初,曾不只一次对我说:他喜欢邵燕祥的文章,写出来的东西,既有文采又有思想,说他要向燕祥学习,“争当21世纪的文学新秀”。未到21世纪,于老便辑了一本散文集《窗外的石榴花》,燕祥欣然为他作序,序曰:“我感到于光远真是一位‘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当代知识分子”,打趣道,“于光远同志也在‘普及于光远’了”。我想,光远老人之所以喜欢燕祥先生,是因他既是杰出的诗人、作家,又是难得的学者和思想者。

三、我在作协机关30年,无论上下左右,也无论持什么意识形态,却未见说邵燕祥不是的。章诒和笔下,邵燕祥是个人见人爱的人。她说,这是“由于他的才识、性情、气质总能触动你的心”,“他对人,无论亲疏远近,他对事,无论大小轻重,都有着良好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加之个人的天赋和修养,他的情感、思想、意志之表达,决非人们所惯用的思路与方式”。这是很有道理的。

在我眼中,他是这个年月中罕见的超凡脱俗,具有见素抱朴特质的真人,特别是他的独立精神——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独立的处世哲学和行为方式,加上他别具一格充满睿智的幽黙感,使他更具人格魅力。1996年,我曾主持一个文化讨论会,许多与会者都在谈如何发挥文化的社会协调和社会发展功能来加速我国的社会进步。只有燕祥先生唱了反调,他认为在当今的体制下,这是个伪命题,是不可能办到的。十几年后,翻阅当年讨论会的记录稿,我不能不欽佩他独具清醒的精神。

四、与燕祥先生相识,知道他是曾经的“右派”,我即对他刮目相看。因为自文革醒悟后,我就把“右派分子”看作先知先觉者。但让我对燕祥先生特别敬佩并引为知己的,还是文革结束后,在几度关键时刻他的表现。

一是在80年代初,燕祥先生创作了大量杂文、随笔,对框囿我们的制度和观念,对文革、对中共治下30多年的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成为思想解放运动中文学界的标志性人物。他的杂文跟余心言(徐惟诚)、刘甲等人所鼓吹的“告别鲁迅”、为“圣”者“歌德”的庸俗说教的“新基调杂文”,形成鲜明对垒。大家知道,是他和严秀(曾彦修)、牧惠(林文山)、蓝翎、舒展,还有吴有恒、冯英子等杂文家,开拓了改革开放中的杂文,继30年代前后的鲁迅,让杂文在新时期再次崛起。1988年,中国作协在广东举办首届新时期优秀散文、杂文评奖时,我作为一名终审评委,这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一是在80年代后期,主张全面改革的胡耀邦总书记已被邓小平、陈云等专制派用阴谋手段拱下台。为适应邓小平以专制主义政治来支撑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一帮天真的自以为是的年轻人公然否定宪政民主道路,起劲地鼓吹起“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无非是中国传统的根深蒂固的皇权专制主义在新时期的发酵。早在1980年燕祥先生就提醒国人:《切不可巴望好皇帝》,《土皇帝也不能要》。这时,面对“新权威主义”甚嚣尘上,燕祥先生又一次表现出他思想理论的敏锐与深沉,写了《中国还需要皇帝吗?》等文,与当时思想理论界最前沿的人物,如于光远、黎澍、王若水、李洪林、阮铭、王元化、李慎之、于浩成等人,起而批评“新权威主义”,揭露它的专制主义本质。当时由王元化出面组织的“新启蒙笔会”和編辑的《新启蒙论丛》,成为倡导全面改革、高扬科学与民主和人类普适价值的启蒙阵地。燕祥先生不仅是该笔会的参与者,也是《论丛》的重要作者。他在《新启蒙》中倡言:“思想文化的启蒙,意味着对原有结论的审视扬弃,过时的传统观念更新,旧的思维模式的超越;重新认识历史和观念,中国和世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这是我所见对新时期思想启蒙最到位的提法。

一是,1989·6/4枪响之前,燕祥先生正在美国访问。他一直关注国内形势,警觉到手无寸铁的学生面临暴力镇压的危机,就警告如一旦发生流血事件,当局则将在政治上破产。此语不幸而言中。邵返国后,要求他承认错误,“与中央保持一致”,但他仍坚持保留自己的意见,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反对以武力解决天安门事态,反对向学生们开枪。他的正直而无畏的气概,令我辈肃然起敬。

总之,以我30年的观察感受,无论就文品还是人品而言,邵燕祥都是我心中的今日文坛第一人。

今天这个会,是专门为燕祥先生文学生涯70年而开的。积70年历史的考量,品评他的文才、文识、文德、文胆,称之为当代中国文学界的良心,我想应是我们大家的共识。

说起我们时代的良心,我们自然会想起张思之——法律界的良心;戴煌、刘宾雁——新闻界的良心;王若水、李洪林——思想理论界的良心;朱厚泽——中共政坛的良心。他们和燕祥都有着共同的历史命运,他们又都是近三十年来和燕祥过从甚密的挚友。当然,在燕祥的周围,包括在座的朋友——还有一大批我们民族富有智慧和良知的仁人。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

文革结束后,自由主义兴。于是重新评议鲁迅和胡适的功过是非和历史地位,成为热点。仍肯定鲁迅而否定胡适的有之,肯定胡适而否定鲁迅的也有之。比较二人,本人浅见:鲁迅之长在于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批判认识之深刻;胡适之长在于对中国未来和前途认知的前瞻性。他们都是中国新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中国需要的恰是二者的互补。我曾收集材料,想把现代思想史上的鲁迅和胡适做一比较硏究。我请教了燕祥先生,他非常支持我的动议。燕祥先生从少年时代就深受鲁迅的影响,这从他的著作中可以得到明证。但在文革以后他的著作中,对于胡适的历史贡献和人品修养,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给我以许多启示。

余读邵氏书,给我更突出的启示是:燕祥先生兼而有鲁迅的深刻性和胡适的前瞻性。也正因如此,他也像鲁迅和胡适一样,事实上已冲破了做为一个文学家的樊篱,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学者和哲人。这是一般诗人、作家难以步入的境界。

我个人认为,燕祥先生70年来著作的分量,其艺术和学术的社会价值,著作的文化社会内涵,艺术造诣,语言技巧,思想境界……绝不在周扬曾经推崇的当代几位语言大师之下。可惜,由于体制的禁锢、压制、贬损、摧残,当然也由于他个人的低调,他在文学史、思想史上应有的地位,他著作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远远没得到应有的彰显。所以,我更觉得我们这次会开得是非常有必要,非常有意义!这是一场民间自发的会,这么多学者、专家因对燕祥先生70年创作生涯的感佩,对燕祥先生在文学史、思想史的地位的共识,走到一起来了。

最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邵燕祥自传体新作《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读之令我惊心动魄。

我看到,作者继他的人生记实文学《沉船》﹙1996﹚、《人生败笔》﹙1997﹚、《邵燕祥自述》﹙2003﹚、《找灵魂》﹙2004﹚等之后,以实践的标准,亦即通过常识,通过自在的人性、人道和人类的普适价值,对自己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认识及社会活动做了近乎残酷的解剖和批判,同时,也果敢地解剖和批判了当时的社会历史。正所谓:“我是临近暮年,才来重数走过的脚印,分辨走过的道路,在反思历史的同时重新审视自己,或说在解剖自己的同时,也重新审视历史。”﹙《作者的话》﹚

我还看到,作者竟能保存如此完整的个人从少小到老大的这么多资料(包括手稿和出版物),并疏理出如此详尽的个人历史记忆;竟能搜集和考据了如此大量文献和民间记录,并结合亲身经历、透过自己头脑过滤,捋出如此清晰的历史背景;特别是对1945年以来,中共夺取政权前前后后十余年的历史做出如此深入独到的解析。其信息量之大,掌故之多,包含社会历史内容之丰富,读之令人惊叹不已。

通览全书,我看到作者从观点、思想方法、语境已然砸碎“党文化”及其哲学基础的桎梏,这是何其勇毅的“与传统的决裂”。

我读过不少人的自述,但难窥到燕祥先生的境界。如我曾读到另一位著名作家的自述,他虽和燕祥先生有共同的“五七”命运,也有后毛时代的创作辉煌,甚至更有一度政治上的发迹,其自述中的汪洋恣肆,嬉笑怒骂,皆可见其心力、笔力的“游刃有余”。然而,所不同的是,他不仅沒有邵氏对过往的自我解剖、自我批判、自我谴责的态度,而是沾沾自喜地标榜自己:“浑身带电,到处放着火花”,“开阔大度、高尚超拔、无咎无恙、永远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风格、性格、品格……”,他的自述总是抑制不住起劲地卖弄自己的小聪明,模糊社会罪恶的本质和根源,糟践曾经的同道者,甚至向权势者挤眉弄眼……。比较他和邵氏自述的品味,真不能同日而语!

我以为,不能把燕祥的《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看作一本普通的文学或历史著作,它是一部兼具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的大作。

是的,燕祥先生死过,但知何以而死,却获凤凰涅槃的永生。

2008年,我初读这部书稿后,写下几句印象:

这是一部史诗,用诗的情感和语言写的历史。

这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演进史,非常真实、生动、深刻的心路历程的记录和阐述。

这是一部自述的传记,又是通过自己眼睛浓缩的二战以后的中国史(断代史、编年史),是一部邵氏体例的中国史。

这是用生命的笔,蘸着天地良心的墨写下的真实历史。

一部集大成的著作,一部将传世的著作。

﹙2006年10月6日修改﹚

五柳村2017年6月2日(星期五) 下午4:34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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