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荃:我的碎片(四)

前记:【八十抒怀】 借着暮色苍茫中一丝亮光,翻晒一生的坎坷,只是希望生命的脚步走得依旧认真,只为这最后的时光,仍然不负生之神圣和死之庄严。

那时候,大家的日子过得都还正常

讲三件事,分别在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1956年,被尊称为近代“文化巨子”的张元济九十大寿。这位商务印书馆的开山鼻祖虽然一生淡泊低调,前来拜贺的新老文化界教育界名人仍络绎不绝,此且不说,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毛都以“柯老”相称)以下齐涮涮登门为寿翁祝贺并宴请,但之后出版的三大本六开绸面线装《纪念册》上却全无记载。其二,六十年代,上海市委头儿多住康平路,每天早晨,都可看到一位男子悠闲从容地走过T形小弄,前面是个蹦蹦跳跳的小男孩,T形到底是个幼儿园,他回头同父亲挥挥手,父亲做了个进门的手势,然后转身一边吸着烟一边朝办公室走去,他就是市委书记张春桥,此前他是市委专职常委兼宣传部长。其三,前面帖子写过沈涯夫,他是解放日报第一大右派,上了头版头条的,他资格很老,骨头也很硬,自然斗得很凶,“双开”且不说,妻离子散,还发配到了青海。49后从黄包车夫到大上海做新闻,任工业组组长,与当时管工业的汪道涵交集甚多。返沪后一直居无定所,想到了老领导。那时汪老已是市府顾问,国务院上海经济区主任。电话过去,那边回头一个字“忙”。追问,答“等通知”。老沈心里不爽。一日,秘书来点称,明日可以。这边故意搭搭架子:明天没空。那头问:几时有空?后天吧。那天他非要我陪着,说几十年了,拎不清了。于是我们走进了外滩那座市政府大楼,朝黄浦江的大门口站着岗哨,那是门面,从旁边小弄堂里出入,一步进去,眼睛一亮,那个富丽堂皇,那个巍峨精致,正好用上那四个字:美轮美奂!事情敲定,立即起身,出门时,我嘲他一句:倒是蛮拎得清的嘛。

读报乱弹

据说特朗普一大早就发推,内容多涉新政,比白宫新闻官还快,弄得记者生物钟高度紊乱。又据说反他的米国民众如今人心大乱,心情沮丧,甚至狂躁症席卷美利坚。真假莫辨—-要的或许就是这个效果。不过这位新总确实从小就爱读《纽约时报》,至今每天一早翻阅的三份报纸中为首的还是这家报纸,尽管有人把它称之为总统的私人管家,但现在却成了死对头,对头帰对头,看帰看,他甚至找上门去,结果却是被这家报纸写得更加不堪,说他是个宅男,几天都不出“川普大厦”,还说他只看报不看书,不如奥巴马云云。看来看去,觉得美国记者的脑子跟咱的好像长得就是不大一样,真说不清这叫文化差别还是什么差别。

胎死腹中一刊物

八十年代中期,我返沪不久,沪上几位老友便找来共商办一个司法方面的杂志,带头的是法学界名人张友渔,还有陈伟斯(上海最早报道林昭案的记者)牟春霖、沈涯夫等,都是沪上名记者。记得那时上海已有个《民主与法制》,颇受欢迎,但是法制不是法治,当前国家最需要的是依法治国:法治,他们初步设想叫《民主与法治》。我比他们稍年轻,想让我主持具体编辑业务。

我只是问了一句:能行吗?答曰,张老表示有关领导已经首肯。民间办事自是神速,不到一月,各种题材体裁的大小文章已有几十篇,既有企业改革困难重重的典型案例(记忆里是上海四方公司),又有名人遭冤的感人回忆(《一江春水向东流》中饰老母的吴茵),还有杂感、评论、漫画等,在下起草的500字的《发刊词》文质彬彬,受到一致好评。万事俱备只等送审后即可发排开印。众人坐卧不宁翘首以盼,我却有种不祥预感,还被大家斥之为“没有自信”(后来落下毛病,凡碰到自信不足,总会念念有词:自信,要有自信,一定要有自信)。几番推磨之后,终于传来三审判决,大家只是长叹一声。多年后搬家,我把一个厚厚的牛皮纸袋子交给了沈涯夫(后来要走原稿的只有吴老太一人),再无下文。及至今天想到此陈年往事,悔不该把那些稿子交出去,留到今天或会有点特别的意思也未可知。忽然记起一支苏联电影插曲: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五十年代我们校园里人人会哼哼。

人性如何堕入暗夜】多年前,我曾以此为题写过一篇文章,讲了几个名人的故事,至今还挂在网上,但是我始终无法回答人性究竟是如何堕入暗夜的?我只是在自己亲历的故事里,以及目之所见耳之所闻的那些血泪斑斑的真实中,感觉到在人性的领域,在一切应该让人们懂得和追求真善美的领域,他们用谎言、龌龊、丑陋和卑俗,一点点一步步地取代了真诚、纯净、优雅和高贵。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名义,逼迫每个人改造自己,“灵魂深处闹革命”。比如在学校(教育界)、舞台(文艺界),还有寺院(宗教界),于是这个世界功利无往不胜,贪欲则在每个角落横行…..有人问我,无神论的道德是否只剩下立场,立场即为信仰?我难以回答,只觉得, 立场成了他们最高的道德,服从则是他们最根本的立场。

斗争哲学的胡思乱想

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亲历的这四十年,一言以蔽之曰:斗争!七斗八斗,还说快乐无穷,想想看,连人生之快乐也在斗争之中了,夫复何言!及至文革,今日你斗我,明日我斗你,全民皆斗,毛最后的“最高指示”还是这八个字:“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不过,把斗争升华为一种哲学,且在全中国各个角落得以盛行起来,还真值得动动脑筋。我首先想到咱“中华文明史”说穿了是部斗争史,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楚汉相争,更遑论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那些所谓大一统太平年又如何?杀人之事一天也没消停过。官逼民反,造反的同样,“我花开后百花杀”,中华大地上,流血漂橹的景象断断续续几乎没有终止过,百姓要么做稳奴隶要么连奴隶都做不稳,封闭的小农经济带来的最高希望就是出个好皇帝来个包青天,做官的呢,最高境界也就是“为民做主”,百姓们则何曾有过“当家作主”的念头?社会渐进中的这步棋始终缺失,乃至孙先生武昌起义,立即变成军阀混战,那面民主宪政的大树扎不了根开不了花!之后战火纷飞的事就归入近现代史的范畴了,这些人还在,而且心未死。这样的“基因”,至今处处可见时时可闻,谁一言不和就拳脚相加的?谁偷摸之后就拔刀杀人的?暴戾之气如此横行域中,人与人只剩下功利,只剩下哥儿们义气,慈善成了稀缺,好人要年年评选,平民如今也学会了说好话,说正确的话,说应该说的话,说必须说的话。没有信仰没有诚信,社会也就没有了安定和团结,没有了相亲相爱的氛围,那倒真应那句话了:不斗行吗?不过,对伟人这八个字,鄙人至今不解其深意。记得那年“最高指示”下来(似乎乃最后之“最高指示”),按惯例,报纸要立即配发相关评论或社论,老总将我和一陈姓编辑叫去,我们四目相对,良久,也不敢接受这“政治任务”,之后的事,全忘了。

文学的诗意与诗意的文学

当作家们都热烈向应号召绞尽脑汁“讲好中国故事”时,文学剩下了什么呢?诗意(审美)是文学的本质属性,缺少诗意的文学还叫文学吗?我们好不容易走出庙堂,把政治激情转换为诗意激情,使文学回归文学,却又一哄而起去“形而下”了。难怪有人问,我们的文学离优雅和高贵还有多远?你走不出形而下,缺少诗意和诗情,怎么走出国门,同充满哲学思辨和批判精神的世界对话呢?

回忆,真实是第一位的

回忆文章,不管长短,第一要真。凡是发现些许不真,比如有意要回避些什么,有意想表示些什么,只要我确定的,阅读到此为止,毫不客气,管他是大人物大名家。说这番话,绝非心血来潮,乃是刚才读了纪念绿原曽卓的文章:我不断地问自己,这位先生写的是这两位诗人吗?

教学质量与名师上课

读到郝斌教授回忆邓广铭先生的长文,说及1977恢复高考之后,70岁的邓老毅然出山任北大历史系主任。那时未名湖水虽然依旧,教坛却已是满目疮痍。谁来上课?邓先生极力反对将就,滥竽充数,他不怕惹翻一些人,遍至各校延请名师,硬是外聘了宁可(中国通史)、蔡美彪(辽金元史)、漆侠(宋代经济史)、胡如雷(中国封建形态)、王利器(中国古文选读)等…..由此倒是想起五十年代负笈燕园时的教学状况。那时鄙人就读中文系,本专业的各类课程从一年级起便全是大师级的名师执教(前两年做口述节目时,主事者看到原来只闻其名未见其影的游国恩、浦江清、林庚、王力……莫不惊叹不已),即使非本专业课程,也毫不含糊:主讲中国通史的正是邓广铭先生,之后是周一良先生,主讲西洋文学的是李赋宁先生,俄苏文学是曹靖华先生,都是一等一的大师啊。前不久,媒体大字标题报道某大学名家给本科生上课,遥想当年,寻常事竟成绝唱,不禁唏嘘!六十多年后忆及旧事点点滴滴,只有感恩无尽矣。还有个相关小故事值得一说:77恢复高考那时,左公气焰甚盛,像贾植芳等名家尚未真正“解放”,复旦不敢用他,最后竟然惊动了胡耀邦,胡批示:为啥不可以?他被北京一个机构邀请,参加一个专业研讨会,学校还派了党员教师“陪同”……在这个背景下看邓广铭先生当年的大刀阔斧,更感可敬可佩!

那些年,都干什么去了

近日各大媒体连篇累牍滔滔不绝讲述恢复高考40年的故事,把“恢复”之艰辛与伟大反复宣传,十八般武器全用上了,却没有一个人回答,从鄙人1957走出高校之后,没有几年工夫,高考怎么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一个八亿人口的民族怎么就没有一所大学了?这段历史怎么就成空白了?我看到,整个社会对此一片静默,让人感到深深的寂寞和无奈。

读曹禺旧文的感慨

曹禺的第一个作品是《雷雨》,那年他22岁,记得我们老师在讲到这部作品时曾说,他是在课堂上偷偷写的,把一本教材盖在上面。1936年1月出版时,曹禺写过一篇长长的自序,49前的版本上还有,此后的所有版本均不见。他写道:“《雷雨》的降生是一种心情在作祟,一种情感在发酵”,“回忆三年前提笔的光景,我以为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我没有明显地意识到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什么….”他把那些对他作品的拔高看成是替他下的“注释”。青年时期的曹禺,深受易卜生思想影响,揭露社会黑暗,追求人性解放成为那个时期的潮流,曹禺的毕业论文,正是用英文写就的《论易卜生》。如今的作家们,全然没有了曹禺当年那种“忧郁而暗涩”、“茫然而苦恼”、“模糊而

踌躇”,他们目标崇高而明确,志向伟大而高远,他们作品里的男女主人公,举手投足言语内心,无不响彻着时代的最强音。曹禺的一生或有诸多遗憾甚至遗恨,包括巴老批评他的社交活动太多之类,但是,就一部《雷雨》,足可证明他作为一个剧作家的诚实和正直,曹禺因之而不朽。顺便补一句:迄今为止,钱谷融先生对曹禺及其剧作的阐释依然无人能及,盖他一刻也没有离开“本体”:曹禺其人和《雷雨》其文。

陈独秀被开除悲耶幸耶

4天前,本人曾发帖写到胡适对晚年陈独秀有相当高的评价,由衷赞佩他“走上民主自由之路”。陈某1921年被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8年后即因右倾被开除出党。此人为革命奔波,监狱进进出出五次,未有丝毫奴颜媚骨,一次次绝食赢得狱中得以读书写作之权利,更显出了他高贵的品格。最后一次是1932年,两年后被判刑8年,至1937年抗战始被释放,5年后却不幸病逝,年仅63岁。人生苦短,显然是纷乱政治中不断漂泊动荡坐牢所致。陈岂止晚年思想有大的转变,在此之前,陈已热衷“小学”(文字学),并毕生致力于此,做出了突出的学术贡献,临终前完成的《小学识字教本》将形、声、义合一,集音韵学、文字学于一体,至今在声音训诂、说文考据等方面,仍然有其独特的价值,近闻已由新星出版社根据台湾《文字新诠》为底本影印,推出了平装本。生前有嘱:小学两字,断不能改。

了不起的老舍

《骆驼祥子》轰动,《茶馆》轰动。然而曾几何时,这些堪称经典的作品都遭遇过坎坷的命运。

先说《祥子》,49前已经受到革命文艺的批评,主要是两条,一是把一个“革命者”写成了告密钻营的“无耻小人”;二是让从农村进城的务工者最后堕落为吃喝嫖赌的城市边缘混混。那时老舍从海外回来(1949)不久,强烈要求进步(想想他那么神速地写出了歌颂社会主义的《龙须沟》吧),也非常听话,于是1951年版的老舍选集中的这部小说成了“节录本”(老舍语),删145处,把15万7千多字删成了9万多。一直到1955年,依然不许恢复原稿,硬是彻底删光了那个“革命者”形象和祥子堕落等情节。如果了解49后许多作家(巴金曹禺丁玲等)纷纷修改自己作品的情况,就不会为老舍的遭遇觉得惊诧。时至今日,人们对革命中也有血污,历史也会有曲折已经取得比较一致看法时,我们不得不佩服老舍当年对社会认识的深邃和他对底层民众疾苦的人道关怀。这难道不是老舍的伟大倒是老舍的局限?!

再说《茶馆》。等到1958前后上级提出必须修改剧本否则不准在国内上演时,老舍已经不那么听话了。必须修改的是两条,一是要加强革命力量的气势,增加学生上街游行、进茶馆宣传等情节;二是要进一步揭露反动派,增加穿长袍马褂的国民党特务到茶馆捣乱等。老舍的回答十分简单:一个字也不能改。直到第二年在欧洲巡演获得巨大成功后,这个几乎夭折的经典大戏,才在国内重新焕发出无穷的魅力。就在那一年,我听到这个消息极其兴奋,写了一篇题为《艺术家的勇气》的长文,予以热情的欢呼和赞美。如今再想起1966那纵身一跳,或许觉得也就不难理解了。半个多世纪过去,想想老舍的悲剧不仅具有深刻的时代和社会意义,在家庭伦理层面上同样发人深思。一个本子,删145处,15万7千多字删成了9万多,那成了啥了?厉害啊。老一辈艺术家(包括赵丹等,他的话被权势指为“放屁”!)经受的痛苦和挣扎,真是难以想象!

何不成为你自己

当某种潮流奔涌而来时,或许真是难以抵挡,因此也大可不必对那些趋之若鹜者说三道四。可是看到80后张姓小女子在写作上(比如近作《大乔小乔》)也开始慢慢放弃自己的青春书写而注目宏大的历史叙事,以及执着于社会描写时,我还是惋惜她对时代脚步的紧跟,尽管她未必对大时代大历史有自己独特的感受,借用王宏图的话,就像一个大龄女子无奈之下找了个并不中意的男人,仓促间结婚成家一样。以我之见,你已经走出混沌有了自我,何必再去屈从主流的殷殷期盼,更无须再去屈从权威的谆谆教诲,要知道,文坛上不缺雄壮的旋律,却难见有自己风度的特色书写。

法国哲学家萨特说:“自由是一种选择,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我们今天和明天所做的选择。”他没有说明,或许还难以想到,这是何种选择?怎样的选择?谁的选择?许多西方哲学家之局限正在于此,当然,他们的伟大也在于此。

现代爱情的古代呈现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韦庄:《思帝乡》。古时讲究含蓄,词多婉约,如“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作决绝者真是少见,特摘抄分享。

也来说说“假”

微坛上有人说造假源于民族品格的沉沦。我没有研究过,只想就亲历的一件事说说当下造假的一个特点:公开、大摇大摆、直截了当、毫无羞耻感。这个故事让我惊呆了好些日子:考试结束,电话来了,女的,声音嗲悠悠的:你是某老师吗?是的。老师住在哪里呀?干什么?我美学没及格。不要紧的,可以补考。我不想补考。那…..这个回答让我毫无准备,一时语塞,那头却又说,你把分数改一改嘛。卷子不是我批的。他们说,你可以(改)的。我不是讲课老师,不行的。他们说讲课老师归你管。老师,你住哪里呀?这跟这事没有关系。住哪里呀?我只好挂了。心里却纳闷:谁给她的电话号码?谁告诉他“任课老师帰我管”(实际只是负责备课、出题等)至今,我也不知道是谁在“帮”她,也不知道这位女生后来是如何解决“不及格”的?

厉害了,我的国

这句狗屁不通话的“发明”权,应帰鄙人,那是七八年前,地点是瑞金医院心内科候诊区。事情是这样:做了支架手术之后,要连续两年服用一种叫波立维的药,一盒七片,每天一片,150-60元,尽管已进入医保,两年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就不去说它了,老了嘛,都说花钱保命呗。麻烦的是一次门诊只开一盒,且规定周三下午。于是那个日子便成了支架植入者的大聚会,风雨无阻,几乎全是老头。挂号、候诊、付费、取药,一个个队排下来着实不轻松。这也不去说它了。不能多开两盒?先是求医生:我们来一回不易,年纪大,路又远。医生说,我也想呀,没法子。你瞧,电脑不让啊。有意见,找领导呀(或找医保局呀)。真不能怪医生。不久,听到一朋友说,你去近处的三甲嘛?不是说哪儿手术哪儿开药吗?有人说可以的。好。一个多小时,那套程序结束轮到鄙人了,还没让见大夫就被挡住了:是在我们医院做的手术吗?不是。去找做手术的医院。白费心费力了。就在那个时候,老头都说,百姓真是弄不明白咱国家为啥有这些个规定。我就顺口说了那句:厉害呀,我的国。老头都乐了。其中有一个说,你这话也不大顺呀,要不是“我的妈”要不是“厉害啊,中国!”不是有个歌就叫《我爱你,中国》?后来,我还真较上劲了,找医保局,给市长写

信。也不清楚是不是鄙人的功劳,反正后来变一盒为两盒,最后好像还可以开四盒了。阿弥陀!这事算解决了,类似的事还多了去了,给街道医院的规矩更多了,每次限定多少金额之类,药,又不是当饭的,而且高龄老人一般都要吃多种药物,一周走三五次医院配药是常见的事,让七老八十老人少跑两趟,不行吗?每次我看到一些走路颤颤巍巍歪七歪八的老人时,心里真的不好受。我们的祖国很伟大,长江长城高铁卫星,可老百姓最实际要的是什么呢?

多看文字注释,少看作者点评

这里说的是读古诗词的无奈之法。盖随手翻翻,在下便生一种担心,即49后整理的古籍(包括选注、鉴赏辞典之类)大抵都留有政治烙印,大家名家也在所难免。以1961年选注的《宋词选》为例,细细读来,仍然时有吃到烂花生米的感觉,殊为憾事,却也不能全怪胡云翼先生。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当为中秋词之绝佳,老先生(选注时年仅56岁,真不能说老)怎么就看出了东坡“世界观里头有消极成分”呢!再比如在下特别喜爱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先生的阐释也多有不确,“一蓑烟雨任平生”能仅理解为“顶得住疾苦生活”吗,“回首向来萧瑟处”能仅解释为回看“避雨时的处所”吗?过于拘泥而诗味尽失矣。胡先生先我三十年大学毕业,是我前辈,并曾执教无锡中学,不定就是鄙人就读该校时的老师,“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如有不敬还望先生九泉之下多多包涵。

历史上,还有多少血泪,掩不住,抹不掉

父亲节了,关于父亲的诸多往事在心头翻腾,略述一二:父亲是个审慎的人,律我甚严。儿时父母房间在楼上,我们兄妹在楼下。但凡父亲从窗口探头唤一声“意如,上来!”我眼泪唰地就下来了,脑子里立刻检查自己是否又犯了“骄娇二气”(父亲常批评我的话)。有段时间,学校让我们去人印十厂“学工”,厂里正印刷装玩具枪的纸盒,我在废品中把硬纸板上印的“枪”剪下来,用胶水一层层黏起来,做成了一把可以握在手中的“枪”。回家受到父亲的严厉指责,让我明天一定归还,说这是“公家的东西”。就是这样一个一直教导我“要做有益于人民的人”的大好人,却屡屡遭受迫害。父亲晚年患帕氏综合征,犯起糊涂来总是惊恐地喊:“大字报,很多很多的大字报……”爸爸,天堂没有大字报,我现在做的,也正是努力想让大字报时代永不再来……(好友微信)

【有个叫司马璐的人】共产党员很多,早年就入党的人,不多。入党又出党的,更不多。出了党还孜孜研究党的,自然更少。研究党而写党史,写《瞿秋白传》《张国焘转》且颇具特色的,除司马君,不知还有凡几。在下也是那年在书摊上巧遇这本“回忆录”,一翻一惊:毛刘周等“好朋友”,常在一起神聊,毛口头多“搞”“操”二字,当然那是在延安时期。三十年代,“热血青年”奔赴心中的麦加,第一课就让他出了一身冷汗:参加革命就得遵守革命纪律,最重要的是服从。司马问,怎么个服从?打个比方吧,你是根木料,党叫你做椅子,你就是椅子,党叫你盖房子,你也许就做了梁木柱子,党让你做马桶呢,你就得闻闻臭气…..之后不久,他浑身不自在,又不愿脱胎换骨(“太痛苦”),byebye了。之后的曲折故事略去不叙,且说到了美国之后多少年,媒体突然报道耄耋之年的司马与戈扬结为伉俪,我因一位同仁与戈女士颇相熟而一度与这位新闻界前辈有过一点交道,深为她行事风格之独特称奇,还为她的主编的《新观察》涂抹了几篇小东西,老太如今竟然在异国他乡与司马出双入对,不禁莞尔,想想两个入党又出党之老

人,都是摇笔杆的,又都历尽坎坷,阅尽风雨,也可谓珠联璧合矣。

沙叶新先生:我不能不想啊

在我认识的有良知的朋友里,沙叶新先生堪称一个标志。虽然很早就读过他的作品,包括最后那个写胡耀邦的本子,但没有直接交往,直至晚年,通过朋友有过多次茶叙,就在离他家不远的一个港式餐厅。那时他已经疾病缠身,说话不多,却句句煞根。前些日子得知先生已经住院,关照不要去探望,传来的消息不乐观:头发更加稀疏,瘦得落形,插着鼻饲管输氧管,他说,我都这样了,他们还在逼我。朋友劝他别多想了,他说,我不能不想啊!谁如此没有起码的人性?“他们”盼的就是这些充满良知的老人一个一个都熬死,他们就胜利啦?前不久,还读到沙先生为辛酉之难一本集子写的序:《反右六十年祭》。开头四句排笔,便令人血脉喷张:反右运动已经过去六十年,几多屈辱,几多残暴,几多血泪,几多冤魂!他坦然道,我非右派,但我是右友,我有许多右派朋友,我同情他们,更敬重他们。—–当世,还有几个沙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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